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村社共同体重建及农村综合发展
——郝堂实验及中国梦时代三农发展道路探索
李昌平
毛泽东时代的农村是合为主，邓小平时代的农村是分为主。中国梦时代的农村如何合，如何分呢?
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代表是大寨，邓小平时代的农村代表是小岗。中国梦时代的农村代表会是谁呢?
邓小平说，小岗村只是过渡模式，最终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二次飞跃”。中国梦时代如何找到实现“二次飞跃”的途径呢?
习大大说他想去大寨看看。或许大寨和小岗都不可能是中国梦的农村代表了。
李昌平对信阳市委领导和平桥区委书记王继军吹牛说：“前30年看小岗，后30年看郝堂“。
郝堂是否能够成为中国梦时代的农村代表——实现“二次飞跃”的典范呢?
2009年9月，在河南省信阳市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平桥区书记、区长的具体部署和支持下，由中国乡建院的李昌平和孙君等机构和个人协作，平桥区五里店街道办和郝堂村两委开始了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村社共同体重建及社区综合发展——探索“二次飞跃”实现途径的改革实验。
郝堂实验的背景
2009年8月，我应邀去河南信阳平桥区党校给全区干部上课，在去平桥讲课之前我对信阳及平桥做了一番功课，信阳及平桥区是河南省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改革试验区最主要的课题之一是土地重新确权后发给农民承包地70年的产权证(城市建设用地也是70年产权)，规定农民的土地产权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试验的顶层设计者认为：只要农民的土地能够抵押贷款了，农村和农业发展及农民城市化等难题的解决就事半功倍了。但在农民领到70年的土地产权证之后，银行却不接受农民的土地产权证抵押贷款。这让当地的官员们和北京请来的顶层设计专家们始料不及，一筹莫展。
我在平桥区党校的讲课题目确定为《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我的观点非常鲜明而有针对性：中国农村不是土地制度不适应金融制度，关键是金融制度不适应土地制度。要想让小农的农地实现抵押贷款，一定要创建新金融体系——在村社内置金融(村社内部的合作互助性质的金融)。村社有了内置金融后，小农的承包地、村社集体成员权、甚至宅基地和房屋等都可以用来抵押贷款了。
信阳市委主要领导和时任平桥区长的王继军似乎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希望我在平桥区找几个村开展内置金融及土地抵押贷款实验。我欣然答应了。讲完课的第二天，王继军安排时任平桥区科技局长和试验办主任的禹明善带我下乡选点。最后去的一个村是郝堂村，禹明善、我和村主任胡静边喝茶边闲聊，胡静感叹村干部的道路越走越窄，不想做村主任了。我问胡静不做村主任了想做点什么?她说想为村里的老人做点事情，不知怎么做。她在说想为村里的老人做点事情的时候，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转。禹明善解释说，村里两天前有老人因病怕连累儿女自杀了，这样的事情村里年年都有发生。胡静是无心人，我是有心人。我立即表示愿意帮助胡静实现“为老人做点事”的愿望。胡静问我怎么帮，我说：我带5万元种子资金、还找政府要15万元种子资金，优先老人入社(每个老人社员资格股金2000元)，组建一个养老资金合作社(种子资金永远不要回报、永远留在村里，做的好还增加种子资金)。由老人给年轻人发放贷款，“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胡静似乎不太相信有这样的好事，禹明善说李老师是给朱总理写信的李昌平书记，胡静觉得太意外了，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增强了信任，表示愿意把这事做好。我及时给胡静提了一个条件，希望本村有5-7个乡贤(胡静必须是5-7人之一)参与——每人出资2万元，三年不要利息(利息敬老)。胡静答应的很爽快。我和胡静约定，当她找到5-7个乡贤了，我就来村里帮助筹建养老资金互助社。
郝堂试验的第一阶段
建立养老资金互助社
郝堂村是一个贫困的山区村，人口2300人，村域面积20平方公里，2009年人均收入4000元左右，打工收入占70%，农业(茶叶和板栗种植为主)收入占30%。当时郝堂村老人们的境遇非常艰难，这让包括村委会主任胡静在内的一些村民很是郁结，却又找不到出路。
同时，村民们面临的问题跟中国农村很多地方一样：农民有致富和发展的愿望，却缺钱。虽然国家政策要求银行为农民提供贷款，但执行中很难落实;农民有巨量的土地、森林、水面、房屋等资产，如果能够实现抵押贷款，农民的发展能力就会有根本性的提升，但正规金融机构都不愿意为农民提供抵押贷款。
我离开郝堂4天，胡静就给我打电话，说找到了包括她本人在内的7个乡贤，14万元资金已经全部到账了。催我到郝堂帮助她建立养老资金互助社。
我赶到郝堂村， 胡静要我把承诺的钱打入她的账户，尽快开业。我说，还得先制定资金互助社章程、召开社员大会、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登记等，才能开业。胡静问我制定章程需要多长时间，我说要30多个小时吧。胡静吓住了。她说满山的板栗都没有人采摘，把大伙召集起来花30多个小时制定章程有难度，求我给她一个章程就行了。我说，章程是合作社的法律，就像美国的法律不能拿来中国用一样，章程一定要本社社员一条一条的讨论出来。胡静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把在外做生意的另外6个乡贤也请回来参与章程的制定过程。参与章程制定的有乡贤、村组干部、老人代表，还有禹明善、我、我的同事和学生等，还有信阳市委主要领导的秘书(参加了4个小时)。大伙吃了两天的盒饭，夜以继日花了30个小时，终于“吵”出来了一个章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在黑板上抛出问题或记录村民的问题，引导大家讨论，我的两个学生一个负责在墙上的大白纸上记录讨论的共识，一个负责把共识录入电脑。当章程讨论完成的时候，参与的人都异常兴奋，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有疑问了，都会了。
我的学生把章程草案打印出来，参与者人手一份，休息一晚上，大家看有没有要补充和修改的，次日早上再聚一会，在大白纸记录的章程(原稿)上签字画押盖手印。参与者人手一份章程再去发动社员。
经过社员发动、社员大会、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登记注册等之后，10月中旬郝堂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正式开业，开业时的资金总额是34万。其中：政府10万，我主持的课题费5万，乡贤14万，15个老人社员3万，村集体2万。
在章程制定的过程中，讨论贷款风险管理的时候，参加章程制定的人都一致认为承包地(包括林地)是最好的抵押品。在讨论合作社如何赚钱的时候，参与章程制定的人认为将农户承包地流转(或返租、或入股、或作为定期存款——金融化)到合作社，再由合作社集中连片转包出去也是一项赚钱的“生意”。
村社小农的农地(承包地、成员权等)抵押贷款在村社内置金融中自然发生了。郝堂实验的初期就给了信阳改革试验区非常好的补充。
为了把郝堂实验长期做下去、并推广，我另外从河北大学我主持的课题中挤出10万元，差不多在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成立的同时，成立了“信阳华夏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并用这个中心申请了一些项目，培养乡村建设协作者——在协作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培养乡村建设协作者。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的以姜佳佳为代表的青年人与郝堂村干部和养老资金互助社的骨干一起工作，是实施郝堂实验的重要力量。
按照章程的规定：每年小年(腊月二十三)是养老资金互助社结算分配的日子。2010年2月中旬，内置金融合作社开业三个多月，34万元贷款产生了9000多元的利息收入，经过核算，提留公积金、公益金、风险金等后，每个老人(2000元本金)3个月分红320元。分红的当天，乡贤都回来了，乡贤给老人们派红包，台上台下都哭了。
2010年入社的社员有48个，资金规模超过了百万，当年每个老人分配了530元。第三年入社的老人增加到了97个，每个老人分红720元。在第二年分红的时候，站在台上给老人派红包的有个叫吴本玉的副区长(是郝堂实验初期的直接领导人之一)，她边发红包边哭，被老人们的喜悦感动的不行了。分红会议结束后，吴本玉突然说，可不可以就在这个村搞新农村建设。最初我在和禹明善设计郝堂试验的时候，我说过一句“大话”：“前三十年看小岗，后三十年看郝堂”。如果政府把郝堂作为新农村示范村来建设，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了。我跟吴本玉说：你慎重的跟王继军同志商量商量，如果你们决定了，我和明善找人来一起干。不过，可能跟省里推行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小村并大村、迁村腾地、大拆大建、集中上楼、农村变社区、农民变居民”的搞法不一样啊，市区领导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郝堂实验的第二阶段
有个叫孙君的画家，是北京绿十字的发起人。很多年前，他和一帮人合作在湖北丹江口上游做垃圾分类等环保工作，在做的过程中对画房子和画村子上瘾了，他画的房子和村子建造出来后很“美”。经过十年的努力，在五山镇做成了一个“新农村”样本——堰河村。这个人家住北京，和我同住金台西路。禹明善对孙君等做的堰河村也一直很关注，也一直想把孙君“勾引”到平桥来做新农村建设。孙君当时在湖北宜昌枝江县的问安镇做示范村镇建设，2010年秋天问安镇项目做旅游推广活动的时候，孙君邀请我去剪彩，也希望我把内置金融植入问安镇的项目中去。我看了孙君主持的问安镇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之后，劝他到郝堂村做新农村建设。我说：郝堂符合我选点的五句话——“我村我素、我村我品、我村我业、我村我家、我村我根”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还有三个难得的条件：一个是信阳市委政府主要领导及平桥区王继军、吴本玉等区领导有想法，认同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想做些引领未来、对得起历史的事情;另一个是郝堂村经过这两年多的村社内置金融试验，内置金融不仅增强了内生发展动力，还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了，干群关系改善了，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虽算不上一呼百应，但有了很强的动员能力;第三是信阳华夏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是一支不错的在地团队，这个也很难得。我忽悠孙君：你花10年建成堰河村，在郝堂搞2年就会超过堰河村。
孙君听了我的“忽悠”(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听了禹明善的忽悠)，一起开始了“郝堂茶人家”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与此同时，由我、孙君等人和北京绿十字、信阳华夏乡村建设协作者等机构发起成立了“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和“中国乡村建设院”，总部设在郝堂村，孙君任董事长，李昌平任院长，建起了中国乡建院的办公楼。中国民间乡村建设100年来，首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记得孙君进村后的第一次村民会议是2011年年初，参加会议的主要是老人。孙君布置的第一项工作是垃圾分类，孙君对老人们说：两个月后来检查，如果村庄没有垃圾了，就决定在郝堂村搞新农村建设。郝堂村的干部和协作者中心的工作人员事先把村民代表组织到外地先进村参观学习过，对新农村心向往之，特别是老人。很多老人说：只有孩子们不出去打工，在家也有收入，别说垃圾分类，让我们做什么都行。
与垃圾分类同时开展的还有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土地流转。新农村建设需要一部分建设用地，按照规划要把部分村民的承包地流转到村集体，每亩给予一定的补偿(到2028年时再调整土地时补上)。这项工作由村民代表和农户(主要是老人)协商解决。最终谈成的价格是1.8-2.4万/亩。第一期是83亩，需要160万元现金支付。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召开社员大会，决定给村集体的经济联社贷款170万，由村集体按照孙君等人做的规划设计、并自主开发83亩土地，价值爆炸式增长。郝堂村通过村内土地“占补平衡”的办法，在内置金融的支撑下，村集体先后收储土地200多亩，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展开，土地不断增值，村集体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有了数千万的收益，这些收益全部用于郝堂新农村建设，郝堂村新农村建设到2013年时，就被评为全国12个国家级示范村之首，每天数千人来郝堂参观学习和休闲旅游度假。农户收入倍增，家庭资产倍增，郝堂村集体资产爆炸式增长，集体经济由弱变强，村庄的自主发展能力今非昔比。
孙君主张“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在当地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郝堂村全体村民努力下，在中国乡建院、中国绿十字、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等机构和孙君、禹明善、谢英俊、大胡子里、老鲍等专家和匠人的协作下，郝堂的外在变化和内在气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孙君等人在郝堂村之前有十多个新农村示范村建设的案例，像郝堂村这样速度快、质量好，人心齐、产业兴、收入增，农户富、集体强的案例还是第一个。如我所料，郝堂村不到两年就超过了堰河村。很多人可能认为政府给郝堂的投入太多了，其实郝堂村得到的政府投入并不特殊，全国各地的新农村示范村得到的政府投入高于郝堂的比比皆是，外形上比郝堂建设的高大上的比比皆是，但是像郝堂这样农民在家就有高收入的新农村却十分少见。
我将郝堂模式定义为：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郝堂是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自主适应逆城市化趋势——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的、可经营的、共同富裕的、民主自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共同体。郝堂变成了一个有自主性的新农村，自主性与内置金融高度相关;郝堂变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村民共同体，凝聚力与内置金融高度相关;郝堂变成了一个有治理能力的村社，治理能力与内置金融高度相关;郝堂探索出了一条坚持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壮大新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二次飞跃”的路径，这些与村社内置金融高度相关;郝堂村还找回了久违的乡贤、孝道、礼俗、信用……，这些与村社内置金融高度相关;郝堂村还探索出了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巩固党在基层领导地位的新途径，这也与村社内置金融高度相关。
郝堂实验巩固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共同体两大革命成果，并使之焕发出制度优势和活力，郝堂实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改革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