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中国股市看到的

我从中国股市看到的

7月4日，我发表《从这次股市危机中看到什么学到什么》，提出“现在首要是要救市，不能让股市危及整个金融和下行压力已经很大的中国经济。在股市稳定之后，我们需要着力于从中看到点什么，学习点什么。吃一堑长一智，这是比救市更重要的。这是我们以后要探讨的问题。”

文中已经说了，“要看到这次股市的崩盘，与决策者和管理层的失误，不能说不无关系。前段时间运用一切手段和信息推动股市疯涨，给了做空者以极大的条件、机会、和手段，在股市不断大跌已经明显不正常时，还认识不清，措施不力，发出信息麻痹股民。”现在，已经有不少文章在总结这次“股灾”教训，这些文章作者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了解中国股市发展全过程和操作细节，我就不去重复他们看到的东西，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要从另一个角度，从政治经济学看中国股市，大纲节目谈谈我的认识。

我们（不只是我）看到，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一样，具有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大家认同的：政策市；今年又多了两个新东西：改革市，杠杆市。改革市也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党和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制造出来的；杠杆市则在全世界证劵市场行之已久，中国今年在股市改革中刚移植过来，结果股市暴涨也杠杆，暴跌也杠杆，难以控制，现在又在去杠杆。

我认为，政策市，改革市，杠杆市，可以归纳为政策市和资本市，改革属于政策范畴，杠杆属于资本范畴。这种混合，清楚地表明，中国股市不是单纯地由市场对资本进行配置，它还受到政府政策的宏观控制，政府的政策要求不仅要影响、而且还要决定股市的走向。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对此反对，据说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反对政府救市，主张股价涨跌应当完全由市场决定。有的则不直接反对救市，因为不依靠国家救市不得了，但如证劵分析师邓海清撰文认为，政府救市过程中，对于市场规则的破坏加剧了市场的非理性特征；证券时报的评论也提出，要尽快解除为维稳而推出的诸多临时性的、反市场的措施，恢复正常化交易制度；经济学家徐高认为，在救市过程中，包括证金公司在内的政策性机构购入大量股票，在客观上形成了股市内的‘国进民退’格局。”本文写好后，没有急于发表，想看被称为“厉股市”的厉以宁教授提出了些什么见解，但是到现在没有看到。

吴敬琏教授等人应当知道，早在美国大萧条后，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入国家干预，已经对传统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学说进行了修正，“混合经济”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式。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与人合写的《经济学》教科书说，美国经济是“混合经济”：“我们的经济是私人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实施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私有制度通过市场机制的无形指令发生作用，政府机构的作用则通过调节性的命令和财政刺激得以实现。”

厉以宁、吴敬琏等等经济学家是知道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等人的经济学的，普通人知道的可能没有几个，我读他们的书也很少，但是，经历这次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和政府救市的股民，用用心思，也可能与经济学家知道的混合经济差不多。许多没有炒股的人，也可以用心观察和思考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历程，也会对混合经济有一定的了解。

中国经济改革原来并不是搞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是不由己，一走上商品经济的道，就必然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点我在二十多年前就写信给江泽民和邓小平论述过。尽管经济学家们主张搞自由市场经济，但是，新中国的市场经济从来不是自由发生发展的，它一直在党和政府的改革卵翼下孵化长大。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象全世界的市场经济一样，经常失灵。这个老百姓首先感到了，要求反思改革；党和政府也认识到市场自由发展不行，需要宏观控制，和美国一样走上混合经济的道路。党和政府没有公开讲，怕说改革走回头路，许多经济学家就是这样一再讲有人要走回头路。

马克思主义有句话，叫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我想，李克强总理现在对此应该深有体会。他是极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放权又放权，不断取消政府在市场中的功能，完全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作用。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如此呵护股市，给自由开放的政策，给宽松的流动性，但市场却不领情，竟然回报以股灾，危及整个经济，逼得最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总理，也愤怒地叫“暴力救市”。我理解的“暴力救市”是用国家手段强行控制市场向政府要求的方向发展，没有想到竟真正动用了暴力机器，派公安部来参与救市。

我一开始就主张要救市，还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李总理提出“暴力救市”，我就表示非常支持。这当然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是必要的，必然的，国家强行控制生产，是“破坏”市场对经济的破坏。这不是坏事，不是什么违背经济学，也谈不上什么违背社会主义，事实上市场经济发展到上世纪，已经如恩格斯指出的，“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书的人，也可以从现在还没有完全克服的全世界经济危机看到，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力救市，整个世界现在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作为一个有脑子会思维的人应当看得到和能懂得，中国总理“暴力救市”，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都强力救市，在表明一个铁的规律，尽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但形势迫使它又不得不用社会主义的手段来拯救社会经济。当然，这种“暴力救市”并不社会主义，但是它证明了国家管理经济，是不可抗拒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这虽然“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两条语录均来自恩格斯《反杜林论》）

现在有两种教条主义者不懂得救市的革命意义。一种是顽固地坚持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他们只会背诵过时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教条，不睁眼看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不想一想他们的美国老师为什么承认，“我们的经济是私人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实施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不懂得如果没有政府机构实施经济控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就崩溃了，也没有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一再要党和政府坚持市场经济改革。另一种是只背得马克思说过股市是资产阶级的欺诈手段，认为救市就是救资产阶级，剥夺劳动者。他们并不完全知道马克思的话，或者断章取义。马克思是这样说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送财富值本身的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个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预。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的私人生产。”（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96页）马克思讲的全面，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不是头脑中产生的自由、平等、正义的理想，也不是出于“杀富济贫”的侠义心肠，或只是理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马克思忠实于客观实际，从来不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而是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归结出它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并由此找出解冲突的手段，使负有完成解放世界事业的今天的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我们要做马克思那样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老老实实做学问，求真理。

这次救市是今后拯救经济危机一次预演，我们应当有此认识。中国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我一直认为是必然的。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之所以还没有爆发经济危机，全靠了国家的看得见的手在作用，用大量的财力进行“铁公基”和小创企业维持着。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减缓经济危机的到来，而不可能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这次救市没有章法，据全国之力“暴力救市”，竟然对一个单纯的多空博弈，就是钱与股票竞争的股市没有能控制住。现在中国拯救经济的方法也值得考虑。利用财政和货币手段，已经证明并不完全有效，竭泽而渔后，国家还靠什么维护经济稳定。这个是中央领导人要老老实实进行考虑的。

市场经济绝不是某些半吊子经济学家所说的那么万灵，可以自行调整解决它自身的问题，能无限发展社会经济；要睁眼看实际，中国市场经济不仅完全是靠国家以改革的行政手段搞起来的，而且一直靠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支撑着。如果许多人没有从中国几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看到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那末，这次救市就表现得十分明白。

 我十分关注这次救市，因为它是中国今后消除经济危机的一次预演，它证明国家看得见的手是可以扳赢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改变市场经济运行方向的。这次救市的问题，在于只是片面的国家救市，还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我为什么一再提出要“争取股民”，国家政策如果没有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单靠国家是救不了市的。看来没有引起当局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也是一个道路问题。是我提出要落实总书记五一讲话的重大意义所在。看来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还要再讨论，本文篇幅太长了。

15日本文完成初稿，21日看到郎咸平教授的《靠“国家队”救市，是长久之策吗？》文，我想本文已经做了回答，国家救市是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郎咸平教授说，“国家队”救市，“透过股票市场，大量入股各类企业，这是变相的‘经济公有化’，与目前进行的国企改革、市场化 改革是否存在矛盾。”郎教授比那些能背几条语录就自称为“毛派”的人明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