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流动的工人从哪里来？城镇化把农民逼成了工人，自由得自我所有。但是农民不是工人，在城市里他们一切都没有，这里没有他们的家。这个过程，有人称之为“半无产阶级化”。周飞舟老师用社会学的角度，以城镇化的方式解释了这一个过程。城镇化是没有错的，为什么会像圈地运动一样带着血呢？

我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城镇化发展之后，正面临城镇化本身的转型。中国的城镇化，从它的动力机制来看，以九十年代中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即以经营企业为主要推动力的阶段和以经营土地为主要推动力的阶段，我们分别可以称之为“工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阶段。“工业城镇化”阶段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基础，而“土地城镇化”阶段则为城市提供了公共设施、住房和服务业的基础。从城镇化的形态来看，在“工业城镇化”阶段，大城市的发展速度较慢，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较快，这和乡镇企业的繁荣有很大的关系，也和国家严控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有关系。而在“土地城镇化”阶段，大城市、特大城市是发展的重点，小城市的发展速度较慢。这主要表现在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落后，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大城市病”也日益严重。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城镇化的转型或者向新型城镇化的迈进与宏观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发展的宏观经济社会形势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经济转型与人口落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转型方面。农村和农业也正在面临日益严重的空心化问题，有待寻找新的出路。在这种局面下，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发展形态与之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应该与这种宏观形势的变化互相适应并互相促进。

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人的城镇化，一方面人口要能够在城市落地安居，另一方面要与城市产业、农村产业的发展相适应和协调，所以对于人口流出地的城镇化而言，关键的问题就是人与产业的问题。城镇化的布局、规划和协调发展一方面应该建立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系统之上，一方面又能够引领、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首先是人的问题。所谓“人的城镇化”，包括两个步骤，就是人口先要从农村来到城市，然后要市民化。对于中西部地区广大的人口流出地而言，城镇化的人口来源主要是本地人口，是所谓“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的问题。并非是外来人口本地化，而是本地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其难度丝毫不亚于东部地区的“市民化”问题。因为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大量的劳动力会流向东部沿海城市，而不是流向本地的城镇和城市。我在全国许多人口流出地做过和城市规划有关的研究，这是一个核心难题。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和城市，普遍规划超前而人气不足，在超前的规划下建了许多城市设施和工业园区，出现的结果就是城市缺乏居民、园区缺乏劳动力。所以我们可以在全国见到许多豪华而崭新的空城。人口如何来到城市呢？一个直接的答案是发展产业。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单纯地依靠招商引资也有很大的问题。中国当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已经非常高，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性最强。本地企业能够给出的工资比东部沿海地区低的话就很难招到合适的劳动力，甚至水平一样也难以招到。年轻的劳动力，向往东部沿海城市的生活方式，出来打工的话更愿意出远门，这个问题在很多社会学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明。事实上，能够在本地就业、也就是说就地城镇化的主力并非企业最需要的年轻和有技术的劳动力，而是年龄较大、人力资本较低、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上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力。我在东北和内蒙做调查，农民种玉米，找个人除一天草也要150元，这就是农村劳动力的现状。所以说，本地发展企业的劳动力优势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

在这种局面下，流出地发展的产业并非是东部地区产业的简单复制，发展大工业、大企业并非是城镇化的唯一出路，而是应该适应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发展多元的、有地方特色、与农业有关的、适应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的产业。

如果发展地方性的产业和服务业，那么小城镇和县城就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自古以来，小城镇和县城就是地方经济的中心。小城镇、县城和地区城市构成了区域性商品经济的核心地带，与农村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下面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地方城镇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

2012年我在湖北恩施地区做一个城镇化的研究，发现当地的特色农业产业与城镇化有着一些微妙而独特的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茶叶。恩施出产的是当地的富硒绿茶。在几个乡镇，茶叶的种植面积很大，农民家家种茶。茶叶产业，包括种植、收购、加工、包装、贸易等生产环节。而不同状况的劳动力在这个茶叶的产业链条上形成了一个阶梯式的分布和社会分工。随着采茶的农忙时节与农闲时节，以茶叶种植为主的劳动力会周期性地在家或者在当地从事零工和副业，或者周期性地外出打工。以收购、加工为主的农户在本地的周期则相对长一些。以贸易为主的农户则会选择住在城镇或县城。所以说，这种茶叶的产业体系对农民的生产和居住形式产生了影响，形成了一些集中化的居住方式。农民挣了钱，有可能从山上搬到山下，从居民点搬到中心村，从中心村搬到城镇。随着茶叶产业的持续繁荣，农民的居住集中的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在许多与农业和副业有关的产业上，都形成了这样一种村庄、城镇、县城和地区城市的生产、加工、贸易体系。而这些体系是和当前流出地劳动力供给状况相适应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梯度城镇化”的系统，由中心村、城镇、县城和地区城市构成，一方面扎根乡村，另一方面，这种阶梯的高端又连接着真正的城市。实际上，这正是许多地区“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的理想模式。

农民住在哪里，就是我们所说的本地人口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我在过去几年的调研中，专门关注农民在哪里建房和买房的问题。影响农民这种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两类，一类是刚才所说的产业，比如一个农民从事茶叶的粗加工和短途贸易，他会选择住在小城镇上；如果他生意做得大了，他会选择住在县城。但是如果他还在种着茶叶，他就不会长期住在县城。另外一类重要的因素是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其中教育尤其重要。我们中国人都为孩子活着。孩子结婚要买房或者建房，给孩子买房，则要考虑公共服务，尤其是未来孙子的上学和教育问题。老人老了之后，孩子们也要考虑谁来照顾和养老的问题。这些因素，我们叫做社会因素，从根本上影响着家庭人口的最终去向。所以，城镇、县城和地区城市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和医疗，对于一个地区长期人气聚集和城镇化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从目前对于农民工外出流动的研究来看，农民工流动有着重要而明显的特点，这不同于许多国家的人口迁移模式。首先一个特点是“钟摆式流动”，这一方面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制度障碍如户籍制度导致的，但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东部地区的土地、财政、金融的“三位一体”的城市化模式导致的，我在许多文章中分析过这种模式的必然性。这种模式建造出来的城市，高地价、高房价、高生活成本是它的主要特征，这给农民工的市民化造就了比制度障碍更大的经济障碍。所以，在不停的钟摆式流动之后，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农民工的最终归宿还是返乡。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代际特征很明显。农民工外出，许多是个体性行为，有些是夫妻二人一起，但大部分都是和父母、子女离别，这个时代的农民工，经历的是“父兄妻子离散”的城镇化。他们外出，主要是为了挣钱养家，为了挣钱在家乡的城镇和县城上买房，实现期望的家庭团聚。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角度看，年轻时怀揣梦想，向往做一个城市人，走得越远越好，然后随着结婚生子和家庭责任的来临，大部分人都从梦想回到现实。这个现实就是，打工挣钱养家，最终回来养老。从代际的群体特征来看，这是一个倒卷式的波浪式流动。最先出去的水花有相当一部分会倒卷回来，这些倒卷回来的浪花构成了流出地的城镇化的人口来源。所以，如何发展地方产业、如何完善地方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如何接住这些倒卷回来的人口，让他们有家可回、有事可做，让他们在漂泊之后乐业安居，是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