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出獄之後 陪我去的人對我兒子說：“這是你媽媽。”我兒子看了我一眼，就用上海話說：“我媽媽已經死掉了。” 問：释放你出来的时候，他们给的是什么理由呢？ 答：1977 年12 月28 日，他们把我放出来了。正如关我的时候没有理由一样，释放我也是没有理由的，只简单地说：“没事了，你可以出去了。”他们都已经查遍了，实在没有道理再关我了。文革中，我从来没有斗过老师，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过。文革后复旦附中第一次搞返校活动时，我没去，姜拱绅校长还叫我们班同学带话给我说：“复旦附中的大门永远向张维维打开。”学校对我的表现肯定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是学生会主席，所有课外活动都负责组织的，运动会、歌咏比赛，不仅组织还带头参加。1968 年我进的仪表厂，工作八年几乎没有请过病假或事假，从来不迟到或早走。白天上班努力干活，下班后做团委的工作、开会、学习。党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找人谈心、帮助群众、工会安排家访等等，我一直很热情地去做，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問：放你出来的时候，家里有人来接你么？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答：家里没有人来接，审查我的人把我送到家里的。当时，弟弟在农场被隔离着，小妹妹中断复旦的学业，回部队被隔离着，我爱人在医院里被隔离着。他完全是因为我才被审查的，虽然我被放出来了，但是仍然不许他回家。后来审查我的人也觉得太莫名其妙了，到他单位去说，一个多月后，才让他回家。大妹妹还在家里，我与她见了一面。小妹妹和弟弟是很久以后才见上面的。审查我的人陪我去看我儿子，把我关进去的时候孩子只有一岁半。陪我去的人对我儿子说：“这是你妈妈。”我儿子看了我一眼，就用上海话说：“我妈妈已经死掉了。”当时我的感觉，有一句上海话最能表达，就是“触心经”。44 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心里当然很想念儿子．放风的时候，我在外面拣到两根小竹条剖开来，在窗台外面磨了两根毛线针。然后把裤子里的松紧带拆下来，把松紧带抽掉，弄成一根很细的带子，饶在针上，做了两根环形针。我就帮我儿子织了两条裤子。还不是毛线的，是两条氯纶的棉毛裤。我把棉毛裤一根根拆下来接起来，给他打了两条裤子。出来以后，他就穿了，很合身，很好看。这对我也是个安慰。看守们还都来跟我学，所以说是我在监狱里的奇妙人生吧。后来我还把自己的毛衣拆掉，又用那个环形针重新织了件毛衣呢。 問：奶奶自杀是怎么回事？ 答：还是我在监狱里时，他们就把我们家搬到东安新村了。我奶奶就是在那里自杀的。 说起我奶奶，她是个非常能干的家庭主妇，勤俭持家，对爸爸影响很大，我爸爸对她也特别好。奶奶比爷爷大五岁，爷爷是家里的老二．封建地主家庭，老大很看重的，老二就不看重了。老大上了北京大学。老二虽然功课更好，但家里没有能力培养两个大学生。爷爷虽然也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家里没让他上，所以，他一直有很不得志的感觉。爷爷后来去山东读了个医科大专。爷爷家是破落的地主家庭，家境每况日下，鲁西南本来就很穷。家里人给他娶了我奶奶。奶奶娘家是个上升的富裕中农，有几个哥哥，她也是很宝贝的，高不成低不就，很晚才嫁出去。爸爸的舅舅们很保护奶奶，我爸爸去延安，还是几个舅舅送他去的。后来奶奶生了很多孩子，奶奶的娘家还一直资助我们家。我奶奶是一个很顶事情的人，她是什么都不怕的。在济南的时候， 外面炮声隆隆，她就在家里守着，她也没有逃走。 我们都被抓进去之后，别人家她也不能长住， 她就住到了东安新村。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个人住在那儿。如果有一个孙子或孙女在身边，她可能也就不会自杀了。奶奶自杀之前，要见我弟弟，他们不让见。我奶奶最后身边还有一百多块钱，想给我弟弟的。后来还是我表妹去看过她一次，奶奶把钱给这个外孙女了。没有人安葬我奶奶，他们去找我姑夫，但最后的丧葬费我姑夫不肯出。我们只知道奶奶没有了，最后如何处理的具体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丧葬费最后是算到我妈妈头上的。我妈妈出来之后，政府给她的生活费中，还把奶奶的丧葬费扣掉了。 問：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答：妈妈关了三四年。她出来后身体很不好，先在华东医院住着，我们还不知道。后来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们，让我们接她回家。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对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说她有很多问题，不能回家。现在又要我们把她接回家来，到底怎么回事？”回答：“她就是历史问题，以前都有结论。” 問：有文章说你妈妈是“叛徒”或有重大叛变行为，事实怎么样？ 答：1982 到1983 年间，我妈妈回家以后，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告诉她最后的结论。我也在场，我看了一眼她的结论。上面写的是：历史问题有“变节”行为。我也了解过，什么叫“变节”。 “变节”和“叛徒”不一样，如果是叛徒的话，要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行为。她没有。她是从机关下去到县里做县委宣传部长。日本人扫荡时，来不及撤退，整个县委一起被捕的，我妈妈是受伤昏过去时被抓的。关于她的这个结论是1945 年做出的，1949 年她重新入党。 当时都有组织部的统一意见。有人说她写文章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张冠李戴。在我妈妈家，她姑姑这一辈的人，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淑字，一个家族中，有八九个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名字当中都是个“若”字，我妈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确记载。 問：你出来后的工作呢？ 答：放我出来时，原来厂里的工资都发还给我了， 一个月有四十几块钱。至于工作，公安局的人问我：“你要到哪里去工作？你想回原来厂还是怎么样？”我说：“我怎么能回原来的厂？那是军工厂，要保密的。”提审我的人说：“哟，你倒还蛮有自知之明的。”我心想：我对共产党的了解能比你差么？ 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个弄堂小厂，手术器械五厂。这个厂在徐汇区，打浦桥那里，斜徐路，很破很破的。现在那里有办出入境的一栋楼，当时是弹格路小菜场。45 因为他们不让我多接触人，厂里就安排我到一个车间，在肇嘉浜路上的一个弄堂里面。车间的房顶是芦苇条搭成的，上面又铺着瓦，夏天非常热，有时我们要爬上房顶把水泼在瓦上降温。 出来时，我的身体很不好，但是工作还是很快就上手了。我干活手脚很快。第一天，一位老工人就叫我电焊插头，我一会儿就弄好了。他们见我活做得好，对我的看法也就改变了。工人判断一个人，就看你手里活是否做得好。后来我还帮他们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我干完自己的活，就帮别人做准备。一个老工人对我说：“你做慢点好吗，你做得这么快，我们的指标都得增加了。”有一批产品退货，说不合格。我发现是因为受温度变化影响，我就给大家解释原因，并一起重新调试产品。他们都来找我这个李师傅帮忙，有几个年轻人还要我教他们。回家后，我就翻出我上“七· 二一大学”时的教材来，每天提早一个小时去上班教他们。46 这样我进入了这个小集体单位。这里原来是街道生产组，工人大多数是阿姨妈妈。她们会把自己带来的菜给我吃，还教我怎么烧菜。她们给了我温暖。 后来这个厂关掉了，工人重新分配，我希望专业能对口一点，也想离家近一些。那时候我爱人在人民医院里做杂务工，天天洗厕所、洗尿瓶、推车、拖地板，也不许做医生了。我公公胃出血，婆婆身体不好，不能再为我们带孩子。儿子三岁，每天上幼儿园要接送。我写信给仪表局，讲了我的情况，也因为前面表现不错，他们就把我安排到上海医用电子仪器厂。 这个厂条件要好多了。我开始在总装车间。后来因为要轮着上早班中班，我无法接送孩子。我提出我的困难后，厂里就把我安排到质检科做元器件进厂的检验员，应该说还是很照顾的。我工作也很努力，自己会去生产厂学习，晶体管厂，显像管厂，改进检验方法，有不少技术革新。比如，当时心电图机上的热笔，返修率很高，造成大量的客户来信。我发现检验方法不对，改进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厂里要成立无线电计量室时，就让我筹备。我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以前在“七· 二一大学” 学习时，我也总是做记录、计算，不喜欢操作仪器仪表。这时，我就跑到科技书店，了解工作的性质和内容，又去了生产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的工厂，慢慢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我们组后来还成了医药局的无线电电工计量站。 有空时，我仍然喜欢看书。我跟厂里管图书的人成了好朋友，那时候，图书馆里新到《收获》、《钟山》、《花城》，她都会告诉我，我想看的书她也会帮我留着。再后来，儿子大了，我和他一起看古龙、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 （八）爸爸的公審及監禁生活 “看到爸爸一句話都不說，態度很硬，我想我們應該覺得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問：1981 年11 月公审四人帮的时候，你们也是看的电视转播么？ 答：公审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回家了。那时我们刚刚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现在还放在我爱人的办公室里，他不肯扔掉。那时候买电视机还需要凭票呢。厂里发票子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听说我也想买电视机，当着大家的面说：“你还要买电视机？你们家的电视机不是有很多么？”我就告诉他我家没有电视机，我们家的孩子也要到院子里去看电视的。我还有一张我儿子在院子里看彩电的照片呢，因为那时彩电很稀奇，才会给他拍照片。他就说：“那是外面的人造谣咯。”他还蛮好心的，就到厂工会去帮我要了一张电视机票，也是他陪我到中百公司去买的。 关于公审的消息，也没有人特别通知我们，我们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从广播报纸上知道的。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让妈妈看，怕她受刺激，因为她心脏不好。后来还是让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时候，我们是蛮震惊的，怎么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是1976 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四年过去了。 問：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 問：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 公审后，公安局的人到厂里来，在组织科，有好多人参加。他们问我，公审得对不对。我的回答是：“我又不是五人帮，我怎么知道四人帮做了什么？你要觉得我是五人帮的话，把我也抓进去好了。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公审做得对，不就行了，干嘛还非要我来承认你们对。”后来我又说：“你们株连我就算了，株连我爱人就太过分了。为什么不让他继续做医生？”可能我的话还有些用处，一个星期后，就通知我爱人回科里上班了。 問：宣判的结果，是不是你们意料之中的？ 答：我们觉得他们是不敢枪毙江青的。江青在我爸前面判的。如果江青死不了，那我爸也死不了。位子就是这么排的嘛。 問：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 年11 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我们第一次去看他，是公安局安排的。他们让我们住在复兴医院旁边的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到了北京后的第二天，我们去医院探监，在一个很破很破的小房间里见到爸爸，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张有靠背的长凳。后来这个房间装修了，还蛮漂亮的。这个房间里有一面很大的镜子，是用来监视的。当着他的面我没有哭，回到住处后大哭一场。那时候他说话是听不到声音的，他已经失音了，因为他八年没说过话了。在监狱里，他也是不和任何人说话的。最近网上传出他的最后一次讲话，还有人问我录音是怎么传出来的，是没有这回事的。他真没有说过话，更没有什么录音了。 他问我们好，说：“你们好么？你们来看我啦？你们怎么样？”声音是哑的，声带已经僵化，医学上叫“废用”。他也已经八年没有一点我们的消息了，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他看到我们还是很吃惊的。那一次去探监，一共可以见他三次，每次两个多钟头。 监狱要我们自己安排这三次探视的时间，我们就隔一天去看他一次，每次是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这样安排可以让他休息一天。主要就是谈谈家里人的情况，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时候还没有开始写信。 問：以后你们是不是能经常去看爸爸？当时一年能见到他几次？ 答：他在北京的时候，刚开始一年一次，后来一年两三次。起先公安局说好我们是可以报销路费和住宿费的，后来我们经常去，就不给报销了，说我们已经结婚，就不算家属了。 第二次我去北京看他，是在他开刀以后，那次是我一个人去的。 以后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分头去看他，谁有空谁去。我也积极争取出差机会。他们有时候也想阻止我们见，但是我们已经千里迢迢到北京了，他们也就汇报请示，让我们去见了。我还带我儿子去过，我弟弟也带女儿去过。 1996 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 1996 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 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 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那时我们去的就多了，我们每个月可以去一次，也是大家轮流去。但是还要先和无锡公安局联系，得到许可后再去。 問：你爸爸关了那么长时间，你觉得他与外面隔离么？ 答：虽然他一直被关着，但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与外界隔离。他仍然很关注时政，没有停留在时光隧道里，也绝对不可能停留在过去。 他能看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后来到江阴，还可以看到《新民晚报》。他自己是做报纸的，所以，报纸上如何排版，某个消息放在什么位置上，这些讲究，我爸都太清楚了。他不仅能读到文字里写的东西，还能够读懂文字背后的很多东西。 1985 年，我去探监时，用省下的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看管他的人看到了，没说不行。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请示监狱行不行，请示的话，一级级汇报肯定就不行了。他们没有明确告诉我不能给他买收音机，没有明确规定他不能听收音机，那我就给他买了。看管他的人没说什么。过了段时间，我又给他买了个带短波的，这样他可以听到美国之音、BBC等台。有一次，他还很高兴地告诉我又找到了一个法国台。他就是这样关注中国、关注世界的。但看管他的人也蛮坏的，因为收音机要用电池，电池用完了，他们就不给他电池了。去探监，我就给他带电池过去。 問：你爸爸的信中常常谈天气、谈气候对他的影响，还有他种花养鱼的习惯。是不是在监狱里，有的是时间，反而更有闲暇了？ 答：他的每封信都要被审查的，所以，在信里他不可能写他的政治观点。而且，他的政治观点都已经很明确了，我们都非常清楚，那他当然也就用不着再对我们写了。 他对气候确实特别敏感，是因为他有气管炎。种花、养金鱼，他一直喜欢的，可能受到我奶奶的影响。因为我奶奶是农村出来的，我奶奶就一直喜欢种东西，在上海的院子里就种，而且本事特别大，种什么长什么，种茄子，种蕃茄，都硕果累累。所以我爸爸也就一直很喜欢种东西。我也喜欢，你看我家的阳台上，除了花以外，还有很多可吃的东西，鸡毛菜，香菜，小蕃茄等等。 問：那么对于重大事件，例如1989 年的“六四”，他肯定都知道的吧？ 答：对于邓小平的那一套，他都是知道的。什么白猫黑猫呀，摸着石头过河呀。最让他震惊的，就是“六四”对学生开枪了。1989 年7 月，“六四”后不久，我到北京去看他，复兴医院就在木樨地，是打得最厉害的地方啊。外面发生的事，他当然知道。他特别感慨，告诉我，一直听到头顶的直升机响，能听到枪声。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那些管着他们的人，把军装都换掉了，怕别人知道他们是部队的，要改头换面呀。他也知道下面受伤的学生市民被抬进来，能听到许多人在喊叫：“救命啊，医生，救救我啊！”也没人给他们包扎，没有紧急救护，有的人血留尽了，就死了。他说他们连止血都不会。他说：邓小平真是下得了手呀！ 这个时候，爸爸才对我们说：1976 年“四五事件”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商量怎么办，吴德在，邓小平也在。在会上，有人提议要调动军队镇压。是我父亲去了后，说不能动用军队，才没有派军队过去。我父亲建议恢复广场上的大喇叭，进行宣传，疏散群众。过了一天后，大多数人都走了，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还剩下很少一部分人，这才派工人进去。 問：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他当然也很关注，这些在他的书信中有很多表达。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反而让他的理解更深刻了。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发现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那几种说法，例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等等。他发现用这些观点来分析世界局势，还是很准确的。苏联东欧的解体，他觉得是必然的，就像现在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是低潮一样。他仍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相信道路是曲折和遥远的，但总有一天，人民群众会觉悟的，会继续前进。有高潮，有低潮。他说过无产阶级革命要反复斗争几百年。大浪淘沙，会有新的领袖人物出现的。 （九） 對文革的評價 “鄧小平把文化大革命給徹底否定了，這是不公平的。” 問：你爸爸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失败么？ 答：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一次失败，领导者、执行者都被打翻在地，还没失败？但是，人民群众还是得到了教育。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进行这次大革命，毛主席打了这面旗，冲到了这个高度，他死了，这面旗就倒下来了，护旗的人也一片全死光了。这样的结局，我爸当然不希望。但是他始终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现在是这一事业的低潮阶段。 我的记忆中，以前他总是说，“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相信党。”后来他更多强调，“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2000 年，他的手抖得很厉害，仍然抄下毛主席的诗词多篇，包括《贺新郎· 读史》。后来，通过治疗，手抖的情况有所好转。2001 年，毛主席逝世二十五周年，他又抄了一遍《贺新郎 · 读史》。我去看他时，送给我，还兴致很高地给我解说。回想这些，我觉得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更深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更坚定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一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启蒙教育，一次试验，又一次巴黎公社。只是我们没有像那时的人一样死在巴黎公社墙前面。 問：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76 年，我和爸爸在监禁前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如何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完善。我是从基层上来的，知道老百姓的生活。我改名为李群，意思就是要扎进群众的生活中去，我有资格提供群众意见，爸爸也希望能听听我的看法。例如，我曾和爸爸探讨过居民住房困难的问题。我在厂里，负责过住房困难调查的项目，走访过许多人家，调查住房情况。例如有的人家，一家四口住在一个亭子间里，睡觉时，头都是在外面的。类似的情况非常多。我爸爸他们意识到住房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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