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们在东庙二村住了多久？ 答：在那里住了一年。后来柯庆施的做法被周恩来批评了，周说你这样做是不是要让我们都从中南海搬出来？所以，我们又都从那里搬回市里去了。这次，我们搬到康平路的爱棠。1 4 那时候我上小学六年级。 （三）两次见到毛主席 “那個時候，就覺得他是個偉人，那麼高大，手也那麼大，那麼溫暖，就是那種感覺，興奮、幸福。” 問：你初中在哪个学校上的？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答：初中我上的是五十一中学，也就是位育中学，在复兴路襄阳路那儿，离我幼儿园很近。初中时我是住在家里的。妈妈很忙，从党校回来后就去了市委办公厅，帮领导干部写文章，她很忙很忙，也很少管家里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与爸爸接触比较多，交流也很多。我们常常要谈谈各种话题。我会和父亲说学校的事，我觉得同学中有人不喜欢我，我想不通，我就问他：“你一起工作的同事中，是不是也有人不喜欢你？”他说那当然，他又对我说：“那你就从两个方面来检查嘛，一是他们说得对不对，如果他们说得对，那你就改正，如果他们说得不对，那你也可以因此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他告诉我，这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两句话，也是我以后做人的标准，以后不管别人说我什么，我都尽量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是那个时候爸爸教的。 我也认识到，你的有些东西是别人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处境，没有那个存在，就不可能有那个意识，肯定是这样的。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所以，在以后这么大起大落的生活中，我特别能想得开，我特别不计较。我的这种想得开，并不是别人讲的要依靠禅或佛经，才能心胸开阔。如果能把本质的东西搞清楚，就能放开了。本质就是：你凭什么要别人理解你？ 当时的文化生活还是蛮丰富的。我们的小礼堂经常放电影，放假过节或周末的时候都会放，所以，我电影看了许多，而且都不止看一遍。我也很喜欢读书，那时候看书特别多，我不喜欢《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古典小说，除了这些小说外，我什么都爱看。我们家的书特别多，因为我爸爸就是管出版的嘛，有很多赠书。中国的作品有《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等。还有一批俄国作家的书，《复活》、《苦难的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还有美国小说，《嘉丽妹妹》、《珍尼姑娘》、《天才》，资产阶级早期奋斗的书，我都看。我特别喜欢莫泊桑的小说，例如《温泉》和《人生》，现在他的书还能让我思考，影响我，让我对人生看得很透，也看得很淡。说起人生无常，莫泊桑写得太深刻了。当时我们家中也有所有的文学期刊，例如《人民文学》、《收获》等等，我都会一字不漏地读。 問：你爸爸是不是也很喜欢读书？你们是不是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 答：我爸爸工作非常忙，他是没有时间读小说的。我会问他对作者或书有什么看法。记得当时我拿到巴金的《雾· 雨· 电》三部曲时，特别兴奋，因为我很崇拜巴金。但看了这三部曲后我蛮失望的，觉得他笔下的青年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就对父亲说，巴金好像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爸爸就看着我，说不出什么话，后来给我介绍了巴金这个笔名的含义，15 我爸爸当时和巴金来往很多的。后来，确实觉得巴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后来也特别恨样板戏。 問：你爸爸在一封信中，很耐心地教外孙如何写好作文。16 你读书时，爸爸是否也教过你？ 答：对，我爸是会经常和我聊聊怎样能把作文写好之类。在学校里，大家公认我作文写得好，很会写，很会联想。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范文。但我不喜欢我父亲写的东西。我们初中的语文课本用的是教改的教材，其中“增加阅读”的内容中有一篇我父亲的文章，写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杂文，我就不喜欢。17 我不喜欢杂文，课本里鲁迅的杂文我也不喜欢。像《药》里的人血馒头等，读的时候心里揪得难受， 我读书是很上心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才读懂鲁迅。没有苦难经历的人是不会懂的。 問：除了读书看电影外，还有其他活动么？爸爸会不会带你们出去玩？ 答：爸爸常常带我去看话剧，他看戏是工作。爸爸当时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出版外，文艺也归他管。所以，他总是有两张戏票。京剧我不太喜欢，也听不懂，但我喜欢看话剧。人艺排演的那些话剧我都看过许多遍。因为要一遍遍的审查嘛，爸爸总是让我跟他一起去。 也是去看戏的时候，我还见了一次毛主席呢。当时十四岁，初二的时候。他们刚在杭州开完会，毛主席到上海来，请上海市委领导看戏，许多人都带孩子去了。看京戏《打渔杀家》。我就坐在毛主席后面一排，江青坐在他旁边。我听不懂舞台上在唱什么，眼睛一直盯着毛主席，他一直用手在腿上跟着鼓点打拍子。 见到毛主席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入团，我就去找老师谈话，还打入团报告。还有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努力，要好好学习，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学生，上课时一定不能再说悄悄话了。不久，我就入团了，我还戴着红领巾，胸前别着团徽，很开心。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的。 問：高中你就进了复旦附中么？ 答：当时有一部电影《生命的火花》，内容是关于新疆建设兵团的。看了之后，初中毕业时，我就想到新疆去，我想不能光说不做，想立即就去建设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那时候大概有点反叛家庭的意思，青春期吧。父母讲的话我听不进去，老师的话倒是听的。我爸还说过，你这个小孩，怎么我们的话不听，只听老师的话，你不知道老师还要听我们的话呢。我心里很不服气，为什么老师要听你们的？ 我执意要去新疆，爸爸妈妈的劝说我都听不进。后来，还是团市委书记来和我谈话，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先学好本领，才能建设祖国。他说，你现在就要去新疆，新疆还不要你呢。所以，我就打消了去新疆的念头。现在想想，当时想去新疆，可能是想脱离家庭，不想在父母的影响下生活，要做我自己。 新疆没去成，上高中时，我就一定要去住读，要离开家。复旦附中当时刚开始正式对外招生，我就成了第一届学生。杨西光住在我们家隔壁，他还来找我谈话，告诉我说：“住校很艰苦。”18 我暗自高兴，我就想到艰苦的地方去。当时的复旦附中可不像现在的附中，没有操场。现在的操场，在那个时候是个草场，到处都是草。我们要去拔草修操场，挑土、铺土、铺煤渣砖，拉着一个大石磙子，都是重体力活，所以，大操场就是我们修建的。肩膀疼死了，但我很开心，也觉得特别骄傲，这是现在的孩子不能理解的。我们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旧兵房，四个人一间，房间很小，能放两张上下铺的床。我很自觉地选了上铺。那是木板床，有很多臭虫。我在附中总共待了五年，住读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是回家住的。六三年进去，六八年出来。在附中时，我的功课一直是可以的，而且，也不用我太花力气。高三那年，我还当了附中学生会的主席，要管很多事。每个星期六我回家，但回到家里总是很晚了，我书包一般都不带回去的。一回到家我就看有什么新书，半夜眼睛累了，还要看。第二天吃了中饭，我就回学校去做功课了。那时与父母亲见面很少，交流也不太多了。 問：读高中的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吧？你爸爸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事情，你知道么？ 答：文革开始时，我还在附中，高三，十八岁。那时候，我已经入党了。有一天，我们在看学校里贴的大字报，有同学突然对我大叫：“你看你看，有你爸，你爸！” 我这才看到大字报上写着我爸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爸爸参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事情，但不知道他参与的程度。后来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王霖，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他问我知道什么事情，我说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我爸帮助搞样板戏，我是知道的。记得一次回到家里，我看到他借了一部留声机，还有黑色的唱片，在那里听。他说他自己得先搞清楚什么西皮、二黄之类的唱腔。他还问我：“你懂吗？”我说我不懂。 我弹的钢琴是西洋的。还有批判《海瑞罢官》的事情，我亲眼看到陈丕显和我爸两人在院子里转呀转的，在说着什么，很神秘的，后来就批《海瑞罢官》了。19 問：你是怎么参与文革的呢？去北京找爸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答：文革开始后，北京成立红卫兵学生组织，我们在学校里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红旗连”，挑头的基本上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开始要写大字报大批判了，他们都说我是“红旗连”的指导员。老师啥都不管了，我得负责管学校的很多事，包括到文化广场去游行，那确实都是我组织的。晚上还要组织同学值夜班，守护学校，在大操场上来回巡视。每天还要烧一大锅泡饭，弄点榨菜，给晚上值班的同学吃。 到了1966 年8 月，我在附中的同学张○○鼓动我一起去北京，因为毛主席8 月18 日刚刚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张○○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儿子，原来叫陶铸，因为和著名的陶铸重名了，就把名字改成了张○○，陶勇本来是姓张的。有一天晚上，8 月25 日还是26 日，在学校里，张○○来找我，说：“你到我家来，我们一起去北京。”当时男孩子都喜欢和我一起玩，我有点像假小子，没人把我当成女孩子。那时候我还从来没去过北京，可以到北京去，那肯定很开心的。所以，就和他一起去了。 我爸那时候在北京，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没有事先和我爸联系，就和张○○一起乘军用飞机，从上海飞过去。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没想到还是军用飞机哦，飞机上没几个人，飞得低低的，能看到下面祖国的大好河山。第一次看到大好河山，也是第一次去北京，所以特别兴奋。到南苑机场下来，就有部队的车子把我们接到海军大院。我一看，海军大院里全是大字报。我偷偷看了几眼，大字报上有“苏振华喝战士的血”等等，20 我真是吓了一跳，怎么还有这种大字报。那时候，内部的矛盾和较劲已经烧得很厉害了。我们这些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张○○他们问我是否知道我爸在哪里，我真不知道。我们住到了北京军区一个副司令还是参谋长的家里，姓张的，反正我们也没有地方去，也不知道能住哪里，就去了他家。2 1 他家在西直门旁边城墙下面的一个胡同里，我记得车子开了很远，胡同很深，里面有个蛮大的院子。他家也很简朴，典型的干部家庭，院子里还有几棵大枣树。 第二天，我们就说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反正也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天安门广场上有个中央文革接待站，我们就上去了。管接待站的人一看几个小孩子跑来，问我们是干嘛的，有个同学就说：“她是上海来的，她是张春桥的女儿，要找她爸爸。”当然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他们就不理我们了。 我们又回到那个姓张的人家里，但人家眼光怪怪地看着我们，我们也不能老赖在他们家里 。我就想到我认识杨永直的女儿杨○○，22 她比我大一岁，那时候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读书。我决定去找她。 我也不知道她在不在学校，但我还是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到二外，我想，反正到了再打听吧。她是学校里的造反派，还挺有名的，所以我很快就找到她了。我问她：“你有办法找到我爸爸么？”她说好像听人说文革工作小组住在国宾馆。学院路上就有个国宾馆，在航空学院后门那里。我们就到那个国宾馆去问：“中央文革工作小组在不在这里？”人家看看我们，说：“什么工作组，哪有？”把我们打发走了。我们俩又没辙了，杨○○突然想到钓鱼台那里也有一个国宾馆。我们俩又坐公共汽车到白石桥，钓鱼台的北门。我们到了那里，说要找中央文革小组。他们问我们找谁，我说：“找张春桥，我是上海来的，我是她女儿。”我那时候长得圆圆胖胖的，也不像他。他们看看我们，不信，但又不敢不信，就索性不理我们了。没人理，我们也不走，因为我们实在没地方去啊。我们就赖在那里，等了好长时间，他们看看我们俩也不像骗子，后来出来一个人，问得具体一些了。然后就汇报上去了。 当然要一级级汇报的，而且每一级都要决定是不是再往上面汇报，要是怪罪下来，是要砸人家乌纱帽的。 过了有半个小时，他们就让我进去了。杨○○不能进去，我说她也要进去的，她和我是好朋友，我爸爸认识她的，等等。我一定要拖她进去，但是人家铁面无私，不让她进。我只能和她说再见。 我一个人从北门进去，也弄不清方向，来到了一座楼前，正巧我爸爸他们下来吃点心，我就见到他了。爸爸问：“你怎么来了？”我就告诉他事情的前后经过，觉得自己本事还是蛮大的。他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我那几天好像一直就没吃过饭。他们就给我弄吃的。他叫我不要再去找部队的孩子了，他已经知道部队里的情况相当复杂。这次我还挺听他的话，以后就没有再回去找张○○他们。我说听说毛主席8 月31 日还要再接见红卫兵，我想去见毛主席。爸爸说：“你怎么可以上天安门？” 問：那你这次见到毛主席了么？ 答：我十四岁时在上海见到毛主席时，没有握到手，特别遗憾。 那时候，我又觉得靠我爸去见毛主席不好。我一直想最好我自己能成为一个劳动模范，被毛主席接见，那才最好。我是一直希望能有这么一天。所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就很期待能上天安门城楼，和他握到手。但我爸那么说，我也很无奈。 我知道我爸是肯定不会带我上去的，我也不敢有什么希望，我知道靠我爸是不可能的。我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到广场上去，那就肯定握不到手了。 到了8 月31 日，我还是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谢富治是北京市委书记，有人向他汇报，说张春桥的女儿从上海来了，他去问我父亲，是否是真的。我爸说：“对，她来了，已经找到我了。” 谢富治就把我接到他那儿，在他家里吃饭，他还说：“今天因为你来，还特地加个菜。”他家孩子也不在，他女儿在哈军工读书。他当时要我写个发言稿，因为毛主席要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了，他让我代表上海的红卫兵去发言。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当这个代表的，我是不能发言的，这点我自己还是挺能把握的。他说没关系，我说我绝对不可以。他说那好吧，我就带你上天安门吧。他带我上去了，这样就和毛主席握到手了。 那真是太兴奋了，太幸福了。 好多人围着他，都要抢着和他握手，根本没有时间多说什么，但我还是告诉了毛主席我是上海来的。 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个伟人，那么高大，手也那么大，那么温暖，就是那种感觉，兴奋、幸福。在城楼上与毛主席握手时，我爸也在那儿，他也看到我了。我也看到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见到毛主席了，握了手了，爸爸反正也没时间管我，我就准备回上海了。那时候坐火车已经不要票了，但是火车特别拥挤，我几乎是站着回上海的。 問：你当时是不是觉得你爸爸是个大人物呢？ 答：我从不往这里想的。我爸爸就是一个工作人员，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但身份就是工作人员。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他是个大人物。爸爸就是爸爸，我从来都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四）康平路事件 “我爸爸和上海市委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決裂的？到底是誰先不要誰的？這個選隊到底是怎麼站的？其實是上海市委把我們給扔出去了。” 問：从北京回来后的情况呢？ 1966 年9 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就成立了吧？ 答：九月初，从北京回到上海，我应该已经是中学毕业了，我是六六年的毕业生。当时上海已经开始乱了，很多北京的学生来闹。延安西路33 号门口，人山人海的。 有一天，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魏○突然来找我，对我说：“张维维，我们要成立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我在学校里看来看去，你们这个红旗连是最纯的。最符合我们要求，所以，要你们来参加。” 魏○○与我在东庙二村小学时是同班同学，后来也上了复旦附中。 在学校里我们碰到都不太讲话的。他突然来找我，把我吓了一跳。 他说上海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叫我去，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到了人民大道200 号的那个大楼里面。23 上海市红卫兵筹备组的人大多数是南洋模范中学的一批干部子弟，有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儿子廖○、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的儿子韩○○、魏文伯的儿子魏○○，主要是他们这几个。然后他们找了复旦附中、上海中学、交大附中、松江二中等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 大家也住得比较集中，都是住在康平路265 弄和康平路100 弄的一些干部子弟。复旦附中的人想捧我去做“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的政委，因为我是党员。但这些人中想做政委的人多着呢，我可不要当政委，我只是去看看热闹而已。 上海警备区很支持这个红卫兵的筹备，还给了几辆摩托车呢。最拉风的一次是去莘庄。莘庄成立红卫兵总部，我坐在摩托车的兜里，那是我唯一一次坐摩托车，开到那里去参加大会。平时吃饭都有食堂，警备区的警卫人员帮你盛饭盛菜的。 张○○也参加了，还在红卫兵总部里担任了个什么职务。接着社会上就打起来了，破四旧、剪裤腿等事。公安局给了张○○一个名单，让他带人去抄家，我也跟他一起去了。所以，我是奉命去抄过家的。名单上的人家都是在花园洋房里的，公安局让我们去查是不是有枪有电台。所以，到这些人家翻箱倒柜、砸墙翻瓦的，这我真是做过的，不过也就那么一次， 是公安局叫我们去的。我们怎么知道破四旧是破什么，倒是真在一家人家的镜框后找到了国民党的委任状。 还有一天晚上，一群红卫兵从外面拉进来一个人，在楼下打人，我就跑到楼下去看。 只听说那人是流氓，有人在打他。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也可能是第二天一早，我爸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问 ：“你们在上海打人了？”已经有人去告状了，说我在上海打人。我说“没有啊，他们打人我看到了，我自己怎么会打人呢？”“你给我退出来！”他很严厉地说。 我意识到事情蛮严重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告诉他们我要退出来了。 可能就是我退出来的当天晚上，市委书记梁国斌的女儿梁○○也在那儿，她是南洋模范中学的。她跟我一起回家的，我们家住得很近。晚上，梁○○来说我爸要找你，我就跟着她去见梁国斌。他问：“你爸爸怎么和你说的，你为什么不参加红卫兵了？”我说他们说我打人了，我没打人，所以爸爸叫我退出来。 問：你爸爸要你退出来，不想让你继续参加红卫兵，是想保护你吗？ 答：可能也想保护我，但是最主要还是不要我给中央文革小组添乱，不要给毛主席添乱。 我退出来后，魏○○也退出来了。那时大串联已经开始了，我们就一起去串联了。我们戴着红袖章，到了火车站，反正也不要票，哪列火车空就去哪儿。第一次出去串联，同行的还有福州军区的一个女孩，还有上海中学的一个女孩，还有两个男孩， 我们一共六个人一起去福州，然后去桂林，也没有钱，反正到哪儿吃饭坐车都不要钱，就是去玩，也到大学里去看大字报，在外面逛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上海。 第一次串联后，我回到学校，造反派就来找我谈过话，说我是逍遥派，为什么不积极参加革命。我觉得我们还谈得蛮好的，谈完后还握握手。但是出去就看到我的大字报。真是奇怪了，我搞不懂我到底说了什么不对的话了。 所以，学校也不大愿意去了。回到家里，家里还有很多书，我就自己看书，还真觉得自己逍遥自得的。爸爸不管出版后，赠阅的书少了，但是他用自己的稿费买过许多书。那时候我看了沈雁冰的全集，24 还有《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一类的书。 10 月份前后，我们原先一起出去的人第二次出去串联。我们先去了杭州，住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家里，他家的小孩也都出去了，家里空空的。我们在他家住了两天后，他们就把我们弄到云溪去了。我前阵子也去云溪看过，不一样了。当时就是一片林山，有一个部队的生产队在那里，种茶叶什么的。那里还有半个山洞，我们住在里面，帮他们写写毛主席语录，然后在山里玩。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他们又把我们弄到乔司农场里，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劳改犯都被转移到金华去了，整个劳改农场是空的，除了留守的几个人之外，还有几条野狗。我们去种蚕豆，二毛八分钱买了一捆甘蔗。我记得很清楚，天天在那儿啃甘蔗，晃晃，种种蚕豆，看看野狗。留守人员就把狗吊起来打死，烧狗肉吃，我们没吃狗肉。吃饭是一分钱一碗菜。这样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有一天他们突然讲：你们可以回去了。就有车子来把我们拉回杭州，送上火车，回上海了。这件事非常蹊跷，挺奇怪的。 問：那一个月你们在山里，外面应该就是安亭事件了吧？ 答：对，就是安亭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从乔司回来，应该快到1966 年年底了。出了老北站，我就看到对面房子上的两张条幅，从楼顶一直挂到下面，上面写了张春桥如何如何，魏文伯如何如何。 問：这件事后来你与父亲谈过么，他怎么说呢？ 答：对这件事，我是与爸爸谈过的。但他从来就没有做任何评论。这件事情我也跟许多人讲过，但谁都不写这一段。后来我被关起来的时候，叫我写与一月革命有关的事情，写第一次康平路事件我是怎么经历的，这一段我肯定写了。但没有人关注这件事。 出了火车站，魏○○就和我再见了。我就自己回家了。我有些奇怪，照道理他应该与我一起走的，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的 。从火车站到家的这条路我是很熟的，因为从复旦附中回家都走这条路。那时候，我爸爸当然不在家，我妈妈在江南造船厂四清工作队，住在厂里，也是不回来的。两个妹妹都出去串联去了， 弟弟刚上小学，整天和一帮小孩一起玩，也不在家。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阿姨。我回到家里，他们就告诉我谁谁来过，就像我去串联投奔别人一样，也有人来投奔我家。家里也为别人家的孩子提供大锅菜大锅饭，就像我在别人家里一样。我觉得很遗憾，因为很多老同学和好朋友都没有碰到。 那时确实感觉到院子里空空荡荡的，也没什么人来找我。但因为那时各家各户也不串门，所以我也没有太注意邻居家的变化。 我还回过复旦附中一次，见我回到学校，那些造反派就开了一次紧急的批斗大会，把我给斗了一次。说我是共产党员，但是逃避革命，逍遥派，是铁杆老保，又说我和刘少奇的女儿一起到广州去了，等等。我那时从没到广州去过，前两年我爱人去开会我才与他一起去了一次。我心里明白我是不能参与的，但是这话也不能与别人说。 問：批斗会的时候你为自己争辩过吗？ 答：争辩什么？容不得我争辩的呀。所以我只能不声响。其实心里很不舒服，这些造反派主要是工人子弟，他们那么骂我，是让我最不舒服的。因为我以前都帮助过他们的，而且是一直想和他们做朋友的。所以我说没有办法与工人融合。我后来也在反思，是不是我当时对他们的帮助也很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比方说，送给他们草稿本、练习本，让他们用我的墨水，用自己省下来的钱到商店里去买文具送给同学，我这样做，可能反而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总归是有的，给他们一点也不稀奇的。但他们不知道这也是我自己从十五元钱的生活费中省下的钱呢。 那天被批斗之后，我就走路回家了。然后康平路事件就来了。 問：能具体说说你对康平路事件的记忆么？ 25 答：1966 年12 月底吧，突然有一天楼下红旗招展，康平路来了好多人，我就赶紧到楼下去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所有人家都空了。我看到全是赤卫队的人，打着一面面的旗子，这个厂的，那个厂的。把对面的一幢部长住的大楼全插满了。我看到那栋楼里面已经没人住了。旁边还有一幢他们办公的楼，也全插满了红旗，原来办公的人也不见了。到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们楼里上上下下也没人了，只有我们和柯庆施家还在，柯那个时候已经去世了。赤卫队就来问我：“你们家住的是谁？”我就告诉他们了。他们又问我楼上楼下还住着谁，我就告诉他们哪家是曹荻秋家、26 魏文伯家、柯庆施家、陈丕显家，我们隔壁楼下还有谁家。这些人家都空了，让我非常惊奇。他们派了两个人去守着柯庆施家，不去扰乱他们。 我们家呢，就敞开大门了，许多人进进出出的，人来人往，进来兜一圈，看看，来找我爸，甚至往床底下看是否在。我们家本来也就没有什么东西，书也是没人会拿的。爷爷奶奶很害怕，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在外面和赤卫队应酬，还烧水给赤卫队喝，和他们聊天。我问赤卫队为什么要到康平路来，他们说自己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且告诉我说曹荻秋约他们下午三点钟来见面的。曹荻秋不在，也没有一个人出来接见他们，就变成我在那里接见他们了。后来想想，这事明摆着就是曹荻秋挑起的吧。 后来就有人打电话进来，问我们家到底有没有被抄家。从广义的讲，应该就是抄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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