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眼中的張春桥 張維維訪談 愷 蒂   女儿眼中的張春桥 1 张春桥长婿及大外孙、外孙媳均为医生。 張維維訪談 女儿眼中的張春桥 張維維訪談 愷 蒂 緣 起 春假回上海探亲，父亲派给我的唯一任务，就是要陪他出去吃个饭。那次饭桌上，见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社长甘琦和张春桥的长女维维。父亲花了几年时间在写一部《张春桥大传》，在写作过程中认识了维维，得知并看到了张春桥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一批书简。1981年，张春桥在公审中一语不发，让人震惊，更让人不解。2005 年张春桥去世，最让人感慨的也是他近三十年的沉默。所以，这些狱中家书，就格外珍贵。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准备将这批家书整理出版，甘琦请维维为家书写点什么，作为前言或后记。维维表示她动笔很难: 很多事，她写一个开头，就无法继续下去。于是，我提议或许可以做一个访谈，附在家书之后，并表示愿意承担这 一工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张春桥，我都没什么研究。之所以毛遂自荐，是因为我对张家父女的亲情很有兴趣，我想知道：在女儿的眼中，张春桥是怎样一位父亲？在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从张春桥的一路高升到后来的公审入狱，他的女儿是如何经历，如何思考，如何应对的？ 在上海的三周特别忙，对维维的采访只能安排到临走前。在她阳台上种满了花草蔬菜的家中，我们谈了两个上午，总共不到六个小时。因为我不是文革史专家，而且这次采访的时间有限，许多事只是点到为止，没能深谈。但维维爽气利落，快人快语，出乎我的意料。 也许因为她与我父亲早已相熟，再加上发现我俩还有复旦附中校友的一层关系，所以，访谈更像语速很快的聊天。谈话中，维维一度很动感情，这也很让我感动。 许多情感，许多眼泪，都是人类共通的。我希望，这篇访谈，同张春桥的狱中家书一起，能够反映出那个年代、那个家庭无比真实的亲子之情。对我自己来说，听维维谈她父亲，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执着”的含义，也让我明白，什么是为理想而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2015 年5 月25 日于伦敦 （一）父親的自我定位與性格 “他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書，聽毛主席的話，幫毛主席幹事，如此而已。” 問：你是张春桥的大女儿，你是如何给你父亲定位的？他自己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 答：我是1947 年1 月6 日出生的，今年虚岁七十了。我是家里的老大，大妹妹与我相差不到两岁，小妹妹和她差五岁，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岁。 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所以，如果华国锋要用他，他会继续帮助下去，不用他了，那也没有办法。当然他不会像崇拜毛主席那样崇拜华国锋，他是要向华国锋提意见的，华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武大郎开店还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华当然不想听他的。 但我爸爸绝对不会对华国锋不敬，这不符合我爸爸一贯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但是让他从心里面崇拜华国锋，那也是不可能的。 我怎么给他定位？我觉得他就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是旗手，旗子上写的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爸爸不是旗手，那是他做不到的，他心甘情愿地做一位先锋队的护旗者，一位战士。这是我对他的理解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了共产党，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起来，觉悟起来，战斗起来。我爸爸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做一个先锋队战士。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从延安，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做过战地宣传。以后，他一直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民众、鼓舞士气勤奋热情地工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了共和国后，前方的路怎么继续走，是每个共产主义者要面对的新课题。但这样想的人太少了。要去探索这个问题的人更少。毛主席就是这样的先知先觉者，能在毛主席身边学习、工作，我觉得是我父亲一生最大的幸福，荣耀无比。 問：你觉得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吗？ 答：他确实是记者出身，年轻时卖文为生，后来也写不少文章。 我曾经与他开过玩笑：“你算什么知识分子？你只读过初中。数学不好，物理化学没学过。”他会争辩说：“那不管，我还是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呢。我是自学的，读过很多书呢。”五十年代的时候，复旦大学确实是聘他当名誉教授的。他在好几封信中，都说过自学的事。 他是一位党务工作者，是做宣传的。所以，他的任务就是教育群众。例如，当时一些工人作家写的东西，他会很认真地修改，他会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讴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哪里，要通过文艺作品把这些先进性表达出来，以此来教育群众。后来他的信中写道，某作家开始骂共产党，爸爸想不通，因为这位作家是斯大林奖的获得者。这也是他为什么热情协助江青搞现代京剧、现代舞剧的原因。 問：你爸爸那么崇拜毛泽东，那毛泽东是怎么看他呢？ 答：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也问过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说过我爸爸不好？问下来的答案就是毛从来没说过我爸爸不好。 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他们连夜北上，叶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好在张闻天听我的。” 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详细写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见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以及后来的工作。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包括样板戏和写《评〈海瑞罢官〉》。1 他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她就是帮我。” 当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江青同志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谢谢你们。”在江青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毛主席对她说：“你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一样，也不能随便到我这儿来了。”所以，江青搬到了钓鱼台，并不是她和主席感情不好。 所以我认为，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进行，也是做了个人牺牲的。 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个十字架，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冈时，看到那里的耶稣受难图，我感觉到就像历史在重复一样。我爸爸就是为了他的理想，去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时候我不听他的话，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到了最后，我对他确实是充满崇敬的。 問：是不是可以说，直到他去世，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一直都是很坚定的？ 答：对的，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失去共产主义信念。他的政治观点就是相信人类的最终目标、最高纲领，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而且他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国际的运动，不只属于中国一个国家。我55 岁生日时，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说，共产主义还是一定会实现的。这封信的最后，爸爸这样写道：“剥削阶级剥削制度总要被共产主义代替的。真正的万岁，是共产主义，是人民，是我们这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2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进行总结，我们曾经走过一条什么路？为了达到这个高度，我们做了些什么工作？这些都是当时的参与者应该总结的。 問：你怎么评论你爸爸的性格？有人说他“老奸巨滑”，有人说他“固执傲慢”，你怎么看？ 答： 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他自己说过：“香港有报纸说我老奸巨滑。奇怪！其实，我是太直了。”我觉得他只会工作，是个工作狂。读书是工作，看电影看戏都是工作。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说“九· 一三”林彪出逃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打牌。我还觉得奇怪，问他：“你还会打牌？”他说：“大家都关在大会堂里，谁都不许出去，就打牌。我不会打牌，只知道比大小。”所以，他打牌，就是和别人比牌的大小。他也不会玩，让他锻炼身体，也只会在院子里走走，他喜欢快走。在江阴，只要身体能动，不下雨，他都在院子里快走。坚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钟。 他特别守纪律。不该讲的话绝不讲，不该插手的绝不插手。也是在江阴的时候，说起二叔。3 他说，当时李讷要出去串联，担心她的安全，给她弄了一张《解放军报》的记者证，因为《解放军报》在各地都有记者站，希望能帮到她。李讷后来怎么到《解放军报》去夺权，要打倒张秋桥，他也不清楚。因为是牵扯到自己弟弟的事，就更不好插手，我爸爸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我爸爸觉得毛主席说让火烧一烧，那么大家都可以到火里烧一烧、经受一下考验。我想想在文革中，我旁边也有人鼓动我做这做那，就是说，不知道李讷身边有什么人。我是教训多多，怕给爸爸添乱，就让自己“销声匿迹”了。 我爸爸眼睛近视，而且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相差很大，戴眼镜也很难纠正。我也是近视眼。有时别人看到我打招呼了，我还没有看到。所以，以前也有人说我架子大，或是清高，其实只是没有看见。后来我看到另一个高度近视的朋友跟大家打招呼，请包涵，我才知道，不是只有我有这个困扰。眼睛好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問：你觉得你爸爸善解人意么？ 答：我爸爸还是很善解人意的，他很能理解别人，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例如我们当年住在海格大楼时，4 有一天，我瞥到对面的女主人穿着白纱睡衣，我觉得她就像灰姑娘的继母一样，特别形象，那时我西方文学作品读得特别多。当时我纳闷她怎么能穿成那样，但我也不敢问大人。后来到了江阴后，我和我爸谈起此事，说起当时的疑问，我爸说：“那当然不一样了，她家是正宗的内蒙古王爷，她出来革命，那对家庭的背叛可厉害了，对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还有住在我们楼上的一家，太太也打扮得青山绿水的，头发是假头发，盘在后面。我当时也想，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头发？后来知道是假头发，我觉得特别奇怪，也没敢与大人说。后来也和我爸聊起此事，我爸说：“她是文艺界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么。”所以，他看人是会结合他们的环境，不会过高要求别人，或让别人脱离环境。他能够理解别人，绝对理解的。 我们住在盖司康时，5 附近有个弄堂里住着许多名人，周小燕、袁雪芬都住在里面，6 我有一个会弹钢琴的同学也住在里面。我去同学家玩，回家后就与爸爸说起那个名人弄堂。他说他知道那个弄堂。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有的时候开会晚了，他会派车子把那些名人送回去，与他们关系很好的。 問：但是文革中，这些文化人都受到冲击，他有责任么？ 答：那是他也没有办法的，文革中发生的有些事情也不是他想要的。他要的是“针对党内走资派”。但有人就开始对准这些文化名人了，要转移斗争大方向。我爸只能强调党内走资派，但许多事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他的，有人恨不得快点把水搅混。而且搞阶级斗争，当然有人要成为牺牲品。不管是谁，要掌握政权，要维持他的统治地位，都是要清除反对者的。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毛主席，我父亲，他们的一切作为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 （二）童年時期 “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們起床時他都是在睡覺的，我們幾乎碰不到他。” 問：能否谈谈你童年时期的记忆？你们家是什么时候到上海的？ 答： 我是在1947 年蒋介石开始进攻解放区，部队撤退到河北省阜平县马棚村后不久出生的。那是很困难的时期。石家庄解放后，爸爸被派往石家庄办《新石门日报》，7 我妈妈带着我一同去，又一次进城了。供应也好多了。当然，这些都不是我的记忆，我听过许多遍。 我父亲在一封信中也回忆过这段生活。8 我最早的记忆是我们家刚搬到上海，我当时应该是三岁。 一到上海，我们就被接到延安东路，爸爸工作的地方，也就是以前的申报大楼。上海解放之后，我爸爸被派到上海来接收三家报纸，他是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的军代表 。他白天在那里办公，晚上就睡在原来的总经理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 所以，我最早关于他在上海的记忆，就是一个很大的办公桌，他睡在上面。等我们到上海后，就给我们分配房子了，在思南路，周公馆旁边的一个弄堂里，与周公馆的房子是一样的，在它后面一排。9 后来，我爷爷奶奶到上海来看我们，就住在内阳台。里面一个大房间，是我父母亲住的，我妈生老三时，就是在那个房间里的。最近我还去那里看过，现在好像是一个挺高级的吃饭休闲的场所。 一到上海，爸爸妈妈就把我送进了托儿所，这家托儿所叫“妇联保育院”，我是全托的，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对家里没什么印象。我在那个托儿所里一直待到上小学。托儿所用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教育方法，我们都穿着花布的裙子，打着大蝴蝶结，唱苏联的歌曲，跳《三驾马车》的舞蹈。 我的大妹妹是生在济南。1948 年下半年，济南已经解放了，我三叔来晋察冀，到石家庄把我和我妈接到济南。10 我奶奶他们是蛮封建的，看到是女孩，不愿意帮着带，所以，我们又都回到石家庄。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父母把我留在他们身边，但大妹妹就寄放到奶妈家去了，这个奶妈刚生的儿子夭折了。奶妈经常还要到菜市场上卖菜，有时她把妹妹带去，有时就把妹妹关在家里，所以，我大妹妹早年的智力开发是很不好的。上海的生活刚安顿好，才把她接回来，回来后就送到解放日报社的全托幼儿园。 問：你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 答：我最早的印象就是爸爸很忙很忙，他的头发很长很长，可以扎小辫子。那时候报纸都是铅字排版，要到快天亮才能完成，他做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要把稿子全部审完后才能回家。所以，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们起床时他都是在睡觉的，我们几乎碰不到他。而且，他也没有假期、没有周末的。 我们家刚搬到上海时，住的是新华社分的房子，在思南路。因为我妈妈在新华社工作，楼上楼下住的都是新华社的人。后来，《解放日报》分给我爸爸的房子在香山路，是孙中山纪念馆外面的一套房间。还有王维、冯岗等《解放日报》的人，都和我们住在一起。 問：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到上海时，上海小孩会唱：“乡下人，到上海，上海话，讲不来，米西米西吃咸菜。”你那时候是不是也感觉上海人比较排外？ 答：在托儿所时，很多小朋友都是干部子弟，所以，我没觉得与别的小朋友有什么不同。而且，我爸也不是什么高级的干部，所以没有任何一点特殊的地方。 我们不是上海人，这确实让我觉得与别人不一样。爸爸妈妈原本是想让我早一年去读小学的，我家隔壁就有一所小学。父母送我去那所学校，但学校不收我。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人家不要我，后来意识到是因为学校里都讲上海话，我不懂。第二年到了法定上学的年龄了，爸爸就让我上了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学校在陕西路襄阳路，嘉善路的口子上。我们住在卢湾区，其实去这个学校是跨区了，但爸爸很喜欢这个学校，学校也非常开心收我这个学生。学校校长是颜慧如，她的丈夫是革命烈士。 开学后，我的功课很不好，我妈就奇怪了，说我家小丫头挺聪明的，怎么功课这么不好。其实是因为我听不懂上海话。小朋友大多数是上海人，所以，上课都用上海话。我根本不知道老师上课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听不懂话。 第一中心小学离我家很远，我每天都是自己上学回家，没人接送。我在第一中心小学读了一年，就转学了，因为我爸爸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化，我们搬家了。 問：1955 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 年10 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 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他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我就问我爸，你还认识潘汉年啊？爸爸看看我，回答说：“那当然咯。” 但那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爸爸调离《解放日报》，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住在报社的房子里了，所以，我们就搬到海格大楼，在延安西路33 号里面，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那时是市委的部长级干部住的地方。搬家后，原来的学校离家太远了，从二年级开始，我就转学到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就是一师附小。一师附小用普通话教学，所以，我的功课就变得好了。 問： 你爸爸不办报纸了，作息时间是否正常了，你们也能多见到他了？ 答：爸爸每天还是半夜三更回来，早上要睡觉，我们见不到的。 那时的感觉是家里没有大人的。当时我妈妈已经到北京的党校去学习了，家里只有一个阿姨，每天给我们烧饭吃。我父亲在上海市委是管出版的，11 所以，家里面书很多很多，连环画很多很多。都是送来给他审阅的。我们家的客厅里是没有什么家具的，当时的干部家庭可能都是这样，很简单。家具都是公家给的最基本的东西，两条长板凳加一个棕绷就拼成一张床了。阿姨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寒暑假时，我们家的地板上就坐满了各家小孩子，都来我家看连环画书。也常常有人借走或带走了，那也就没有了。 还有就是在大院子里玩，爬树，我特别会爬树。院子里有好多棵大樟树，越往上树枝越细，但我能顺着细细的树枝一直往上爬，爬到最上面，把脑袋从树叶中伸出来。那时根本没有人管。就像放养的野孩子，自生自灭的那种，但生命力特别强。有一次我把腿摔破了，正好是夏天，那个院子里有一个游泳池，我就到游泳池里去洗了洗。但伤口后来烂掉了，烂得很深很深，过了好几天我父亲才发现，才把我弄到医务室里去换药，所以，至今还有一块很深的伤疤。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年级吧，大概九岁。 問：你渐渐长大，对爸爸的记忆会深刻一些吧？ 答：小学的时候，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印象。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过生日时。他对我们的生日一直是蛮重视的。生日时，他会带我们出去买吃的东西，到淮海路上的哈尔滨食品厂去买巧克力，那是最最幸福的时候了。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他去北京开会， 因为每次他从北京回来，总是会带大虾酥和果丹皮给我们吃。所以，当时我们对北京的印象就是大虾酥和果丹皮。另外，核桃上市的时候，他也会带我们出去买核桃。就是去我家对面的那家店里，去买一大袋核桃，带壳的那种，然后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就用门嘎嘎地轧核桃吃。想想那么高级的门，被我们用来轧核桃吃。这些记忆好像都是和吃有关系的。 問：你们在海格大楼好像也没有住很久吧？是不是又要转学了？ 答：对，我们在海格大楼住了一年多，后来这里变成了市委机关用房，就把我们搬到了盖司康公寓，在淮海路，音乐学院对面，现在叫淮海公寓。那里也是市委部长级的家庭住的，瑞华公寓是处长级的家庭住的。12 搬到盖司康，我就又得转学了。原来的学校太远了，我们早上都是要自己走着去上学的。所以四年级的时候，我又转回到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幸运的是那里的老师也开始讲普通话了。 我大妹妹与我在一个学校，但她也很独立，上学时并不与我一起去。她有她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都和同学一起走，自己管自己。 我们还是调皮得不得了，会从楼上打着一把伞跳下来，这种事情都做过。我那时就觉得我挺另类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去上学，我头上扎着白色的蝴蝶结，那是俄罗斯人的习惯。同学就问我家是不是死人了。我说没有啊，你怎么说我家死人了。他们说，那你怎么戴白蝴蝶结。我才知道，家里死人头上才戴白色的装饰的。这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在当时算不差的，我妈妈工资比较高，我爸爸还有稿费。因为我家的布票都是上缴的，我妈喜欢买俄罗斯的大桌布做床单，我穿的也都是俄罗斯绣花的衣服，这些都是不要布票的衣服。我穿的都是很花的衣服，这也与别人不大一样，但我不太顾及别人怎么说我的。 問：老师对你怎么样？ 答：老师应该也是觉得我挺另类的。我四年级的时候被选为大队委员，还是劳动委员。大扫除时，我就要跟着老师去检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还有一件我至今不明白的奇怪的事情呢，我觉得老师是存心出点难题让我做做。那也是我四年级的时候，大概十一岁吧，老师给我一个会议通知，要我一个人到青年宫去开会。我根本不认识那地方，但又不敢不去。我拿着会议通知，也没办法问家长，因为家长我也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了。乘了有轨电车，哐当哐当的，一路上哐当过去了。找来找去，绕来绕去，我还真找到青年宫了。我进去一看全是大人，开什么会我也不知道，听也听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所以我就出来了 。出来后就搞不清楚方向了，也不知道该坐哪路车，往哪个方向走。我只知道是有轨电车，就上了一辆。我又哐当哐当地坐了一段路，天慢慢黑了，车到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实际上是到了十六铺，那时候的十六铺乱七八糟的。下来后我不认识路，也没钱，后来我只好叫了一辆三轮车，我说：“叔叔，你把我送到淮海路。”他把我送到盖司康大楼。现在那个大楼下是个高级服装店，当时那里是个理发店。平时我们理发都在那里，所以理发店的人认识我。人家已经关门了，我就去敲门借钱。剃头师傅借给我五毛钱，让我付给三轮车夫。之后我就快速跑着上楼，敲家里的门。我爸爸那天倒是在家，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到哪里去了。他们还没注意到我不在家呢，也根本没想到要出去找我。听我说了经历，这时候他才吓了一跳。他说：“社会秩序真好，没把你拐走。”快点叫阿姨把钱送还给理发店。大人都说，你这小孩胆子真大。我当时真的没发慌，也不怕，可能还真是胆子挺大的，反正最后还是回来了。到现在，我们家里的人还要常常拿出来议论议论。至今不明白学校怎么就这样把我给派去了。但当时我父母也没去责备学校。 問：你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大跃进应该开始了吧？ 答：对，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住在盖司康公寓，大炼钢铁，除四害，灭老鼠，赶麻雀。我记得我们还跑到盖司康十二楼的上面去敲锣赶麻雀，要把麻雀累死。我五年级上半学期还是在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读的，下半学期，我们就搬到东庙二村去了。13 当时，柯庆施要干部与工人打成一片，我们都搬到东庙二村去住，这边是市里的领导，那边是工人家属。所谓的工人，其实是厂里的基层干部。那时，在东庙二村新建立了一所小学。这个小学的班里，干部子弟很多。 問：东庙这个学校里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的关系融洽么，你们能沟通么？ 答：与我比较要好的小朋友，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出身的比较多。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不一样。上课时很热闹，校长常常站在教室门口。我爸告诉我要多向工人子弟学习，要多和他们做朋友。 但是有隔阂的。比方说住的，市委来的干部家庭，住的都是两套或三套房子，我们家住的就是两套。工人家都是一间房子住一家，一套房子里要住两三家。我们原来住的盖司康公寓，都是打蜡地板，东庙二村是油漆地板；盖司康的房子里是铸铁的浴缸，东庙是水磨石浴缸。相比之下，东庙的房子多破，多简陋。 对干部家庭来说，以前有热水供应，现在要自己烧水，热水倒进水磨石的浴缸里一下子就冷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放下身段了。但对工人来说，工人家原来什么都没有，搬过来已经觉得是天堂了。在这一点上，我就感觉到人和人的生活太不一样了。我要去靠近他们，希望打成一片，结果未必如愿，融合还是很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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