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启蒙”到“中国崛起”——当代中国左翼的思想分歧

　　破土网：您划分了几个世代，从洋务一代、革命一代一直到“红卫兵——知青”一代，重点分析了“红卫兵—知青一代”的经历、迷惘和探索，那么对于“红卫兵——知青一代”之后的80后、90后这一代年轻人，您怎么理解?

　　祝东力：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里提出应该研究“六代知识分子”并做了论述。我那篇《“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写于2010年，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点思考，主要是讲知识分子，也包括兼有知识分子身份的社会骨干成员。“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早年接受正统教育，经历造反、下乡这两个完全相反的运动，即使放到近代以来做比较，也是相当特殊的一代。观察一代人，首先就是看他们青少年时期，也就是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成长阶段的特定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们的集体人格。

　　在“红卫兵-知青”后面，是60年代到70年代前期出生的一代，他们没有下乡和工厂的经历，从学校到学校，并且一直被遮掩在上一代人的身影下，特点不是很突出，应该说是过渡性质的一代人。再下面，80后比较有特点，只是他们刚进入社会不久，可供观察的经历很有限，这里姑且做一点冒失的判断和推测。

　　80后一代生长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的市场化改革时代。相对于前面几代人，80后成长环境的特点是，一方面财富快速增长，生活相对富裕，另一方面文化、信息多元开放——他们应该说是熟练使用自媒体的第一代人;加上独生子女的特殊身份，所以80后整体上区别于那种在集体主义氛围和物质匮乏环境中生长的前几代人;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但比较自我中心，聪明、知性而又似乎缺少耐性。至于90后，他们大体是在80后方向上的进一步延伸，和80后相比是程度上的区别，新的特点并不突出。

　　但是，当80后携带着这些特点进入社会的时候，正赶上新世纪之初，也就是上面说的“两个局面”终结后的时代，秩序恢复，结构固化，各方面资源都趋于垄断化。所以，80后有点生不逢时，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这是20世纪以来很罕见的没有经历过学生运动的一代人，基本上不会有组织地反抗秩序。所以，面对新世纪初以来的保守化局面，他们的选择似乎就是顺从秩序，适应结构，因此和上几代人在同一年龄段相比，有点循规蹈矩，朝气、锐气不太够。实在适应不了，就很悲惨了，这些年有不少这方面的案例。80后许多人具有敏感而脆弱的性格特点——敏感是其聪明和知性的一面，脆弱是缺少耐性的一面。这当然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至于那些80后、90后的进厂左青，当他们跨越了阶层的阻隔，也就会同时摆脱那一代人的局限。

　　破土网：您在《谈民粹主义》这篇文章里指出了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民粹化”。那么在您看来，今天日益庞大的底层人口有没有可能开创一个未来，类似您所分析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农运动的成功?

　　祝东力：90年代末，中国完成了社会转型，阶级关系重组，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底层，这就是社会结构的“民粹化”。我们从这些年农村户籍人口的数量，从当年下岗职工、如今农民工的数量，还有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数量，以及根据日常见闻，可以大体推测这个底层人口的规模。

　　这个庞大的底层能否像历史上那样有一个上升的前景?简单说，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条件今天可能并不具备。因为中国20世纪革命的爆发，除了底层贫困化之外，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外患”极大地加剧、放大“内忧”。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历次革命的起源，尽管具体情况很不相同，但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统治集团在国际竞争中连续失败，导致内部矛盾激化，最终引发国内革命。近代世界影响最大的三次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这样。例如法国大革命，从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期间，英、法在世界范围争霸，法国完败，丢失加拿大、印度等殖民地;由于长期战争消耗，特别是由于战败，法国陷入财政危机，国王准备增税，导致第三等级反抗，终于引发1789年革命。同理，在1904-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特别是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没，导致1905年革命;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俄国又在短期内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大片的领土和工业区以及平民人口，终于导致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爆发。总之，都是民族斗争失败造成阶级斗争尖锐化。

　　中国作为东方民族尤其如此。自1840年以来，在列强打击下古典文明崩溃，社会发生总危机。原精英阶层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由救亡而革命，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不能承担领导职能的时代，只能推翻他们，不但要更迭政权，而且要全面改造社会结构，由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动员、组织广大底层，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领域，打一场广泛的人民战争，即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显然，今天的情况并不相同。今天追求社会进步，很难再援用20世纪上半叶的模式。前几年“青年文艺论坛”讨论底层文学，我也曾认为，底层文学不可能像20世纪的工农兵文学那样，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根据就是，今天的底层不可能像当年那样获得一个整体上升的通道和空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也有不少需要反思的地方。特别是，由一个列宁式政党自上而下地启发觉悟，组织群众，在这样强大的政治先锋队面前，群众就仍然处于某种依附的状态，这样，已有的成果也很容易得而复失。所以，重要的不是“被组织”的状态，而是“自组织”的能力。因为，从来都是有组织的少数打败并控制无组织的多数，底层的优势是人多，劣势是组织化程度低。所以，底层群众必须获得自我组织的能力，才能维护自身利益，并真正摆脱其命运。

　　底层的成长，需要其他阶层的参与，其中也包括近几年来左青进厂这样特定的社会实践。这种社会实践同样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到民间去”作为五四时期知识界的一种风尚，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对20世纪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仍可分辨出其踪迹。这既是五四的遗产之一，也是革命的传统，的确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