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江青同志

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管国防工业.

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一架.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时,叶群和江青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她们在一起讲话，就像闺密一样的.江青一说就是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不说你们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说主席。他们一起说话也从来不回避我的。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于日常事务,没能去,她不是很高兴。

江青和中南海的工作人员

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过地下工作。但是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1966年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办公厅现在就咱们俩了,我很忙,我只要管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我说,老汪,我在文革办公室那一块就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写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因为我的态度很诚恳,他也就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

汪东兴这个人背着主席时,对人,对事很霸道.底下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反对他的人很多,而且领头的都是局一级的领导干部,像田畴等人.后来田畴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我出狱后,他跟我提起汪东兴来,就一句话,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我听了说,那是条装成狗的狼.

1967年7月,主席离开北京去武汉前,找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的118号开会.林彪,总理都参加了.大家都反对主席在这种时候去武汉.但主席执意要去.主席就叫杨成武跟着他去.汪东兴急着说他也要跟主席去.江青也说汪东兴一起去好.主席问,那你这里的事情怎么办啊?汪东兴说,他自己可以安排.但主席不同意他自己安排,就提出让我代理主任.会后,江青让我好好把办公厅的事情都摸清楚.我说,那汪东兴不是要怀疑我想夺他的权了.她说,你那么多顾虑干嘛.

傅崇碧几次向总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说他现在保卫党中央的压力很大，他那里好多事情不好办，因为我在红卫兵中影响大,他建议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说,他现在忙得一点空都没有,我还想调他去当八三四一的政委呢。从这些情况看,江青对汪东兴还是有警惕的,但主席去世后,她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可能是江青长期经历的那种环境造成了她不轻易相信人的习惯，而且她也不轻易地说人好话，即使是她认为是好的人。她对人的要求很高，而且把人性看得是比较坏的。容易怀疑人。对人的看法好走极端。有个派去照顾她的服务员，头天她还说她怎么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坏，知道她怕风，却故意把窗开着，让她吹风。要这个人走，送她劳改去。其实，那时说的劳改，并不是去劳改农场的那种，而是下放去工厂劳动。这事是我处理的，我知道江青对这个服务员因误会而生怀疑,不能送人家去劳改。所以就把她换到一个不让江青看到的岗位去了。可这个服务员为了这事就非常恨我。后来她的领导跟她说，人家戚本禹是保护你才调你走的，你还瞎说人家。后来我出狱后，这服务员还写信给我，表示道歉，说她当时因为我把她从江青那里调走的，所以恨我。江青的护士长许春华也经常挨江青的批评.但她在江青遭迫害时,却能公正地说,江青虽然爱怀疑人,主观片面,喜欢指责人.但她是忠于革命,忠于主席的,对工作是勤勤恳恳的,也不讲享受的.她仍认为江青是一位好首长,好同志.

我在中南海后楼研究室时,工业组有个同志,叫靳耀南，跟我挺好。他原来是在山东德州开辟地区的一个老干部，地委书记，又能打游击，又能搞工业。我去中央文革后就请他来做我的秘书，这人很有经验，给我帮了很多忙。红卫兵运动刚开始时，有些情况很乱，有些所谓老红卫兵,就是后来联动那些人乱打人，乱抄家。我去跟他商量。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开表态，说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打人,不能乱抄家。不然以后这些事都会赖到你们中央文革的头上的。因为当时都说红卫兵是我指挥的。我说中央文革可从来没有叫谁去打人的，这些人怎么乱搞呢。他跟我说，这些打人的他们后面一定是有背景的。所以我当时就明确地表了态，不准打人,不准乱抄家。后来我们把乱打人,乱抄家的情况报告给主席，主席就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还有当时有些地方借破四旧,烧书。他马上跟我说，历次运动，毛主席党中央都从来没有说过要烧书的。怎么可以烧书呢。我就马上去讲话,制止烧书。可有一次江青来我这里看见了他,就找我过去,说那人不是后楼的么,有些人是刘少奇的人,你怎么把他弄在身边?他年纪都比你大,是你领导他,还是他在领导你?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调走。我出狱后碰到靳耀南,他对我说,你是个好人,我过去怎么看你,现在还怎么看你.我知道是江青要我走的,但这不能怪她.办公厅到处都是杨尚昆的人,她当然对我有戒心的.

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在那时有几个人是不愿意在江青那里工作的.就说吴法宪,有人说他是草包司令,才不是呢,他聪明.江青到哪里去,都愿意让他陪着.至于说有些人后来遭到关押审查.其实那些具体的事情都是汪东兴处理的.宣布我受审查后,汪东兴马上就叫人把我双手铐上,而且铐了一个多月,吃饭睡觉也都铐着.他的理由是,怕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但我心里明白,这是汪东兴在暗地里使坏.江青才不会管这种事了.

江青和王力、关锋

关锋在我们中间的作用很重要。他是出思想的.他能从理论上，从路线上来看出问题。

主席720事件后的意思在他亲自拟定的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名单时已经很明显了.他叫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老帅都要出席.就是在720事件以后要稳定军队.主席在720以后,在我们写的报告上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两个字.总理马上把它印发下去.原来陈再道是被关押的,现在一下子待遇马上就变了.但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的领会.关锋写的八一社论.说下一步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对准军队的走资派.要向军队的主要敌人开火.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是严重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当时红旗杂志社论和文章对全国运动有很大的作用,是指导运动方向的.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怎么可以擅自提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呢.而当时群众也是这么理解的.有些地方都动起来了,要搞第二次大串联,第三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士兵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那不等于是武装起义了。如果再出几个720事件,那整个局面就乱了.

中央文革开会调查这事.关锋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但是他的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的,而且陈伯达在上面还加了一些字.陈伯达不承认,说他不知道.总理就当场叫人去调文件来,可文件被陈伯达拿回去了.总理又叫陈伯达的秘书去陈伯达那里找文件.结果文件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写的,照发.陈伯达没办法,就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了,糊里糊涂的,忘了.当时我们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也明白,这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这个震动就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总结了,说,看起来这个文章是经过陈伯达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了.头脑不清楚.那关锋当时也没有把文章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所以还是要由关锋负责.

拿今天的话来说,王力在外交部动了总理的奶酪.当时我也去外交部跟造反派讲过话.但我是严格按照主席说的话去说的.主席没有说的我不能乱说的.主席说,对陈毅斗斗也可以么,打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么.打倒了也可以再保么.而王力从武汉回来后,被当作英雄来看了.他自己也觉得不得了了.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武汉的时候其实是闯了祸的.主席已经对他很不满意了,只是为了维护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威信才把他当作英雄来欢迎的.他听到外交部有人对我的讲话不满意,就自己把他们找来和他们谈话,那就是所谓王八七讲话.他讲的就出格了。总理把它告到了主席那里,说王力说的,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但王力自己后来坚决否认他说过这话的.姚登山听了王力的讲话回去传达，主席让人调来了王力讲话的纪录,有这话.也可能是红卫兵在传的时候加上去的。主席就很不高兴了,说,外交部的权是中央的,怎么可以随便夺权呢。

杨成武从主席那里带着主席的指示来,先去跟总理,江青汇报.然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说,主席向他问起过我.他在主席面前还给我说了好话呢.可后来他却说什么主席先说把王关戚一起抓起来.后来又叫他回去,说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老实说,如果主席真的讲过这话.那当时杨成武是绝对不敢到我办公室来的.杨成武来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的秘书当时都有记录的.我从秦城出狱后,还写过封信给杨成武,说你当初是怎么和我说的,怎么后来又在外面乱说。他也不给我回信。

江青那时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躲过了一劫了。

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怕警卫有误会,我还特意问了总理,他们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就按总理的指示,在钓鱼台的2号楼找了两个空的房间,让他们住在里面,他们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的错误，态度很好。我回去就向总理,江青作了汇报.总理听完了汇报,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报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

出狱后,我和关锋讲了这事.关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是真的,因为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的,是有感情的.所以关锋从来都不反江青.但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却把江青骂得一塌糊涂.还有个叫杨银禄的,我在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还是个小战士,那时他见了江青那个样子,简直就可以说是一幅卑躬屈膝的样子.是恭敬得不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