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江青同志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那次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央通知我参加”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起草小组。这期间,中央常委会又开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常委领导,实际上是取代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后到主席那里去商量。主席提出不仅是那些笔杆子要参加中央文革，各大区都要有人参加。于是后来又增加了东北郑季翘,西南刘文珍,西北杨植霖,华北郭影秋。华东张春桥,中南的王任重本来就已经在名单里面了。军队是刘志坚和谢镗忠。吴冷西因为主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没进中央文革。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能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但是陈伯达反对,他说,他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后来说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老子反动,儿子一样可以革命的。陈独秀背叛了革命,但他的两个儿子不都是革命烈士吗。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陈亚丁跟着江青搞样板戏和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搞得不错，但刘志坚他们都排斥他，不让他进中央文革。陈亚丁就去找江青。江青说，不是我们不让你进，我们都赞成你进的。是你们军队里不同意。陈亚丁知道是刘志坚在搞他,恨死了刘志坚。刘志坚后来被打倒，很多材料是陈亚丁提供的，他和造反派一起整刘志坚的材料。但王任重跟刘志坚是好朋友，坚决保他.抗战时他们是一起打游击的。反扫荡的时候,刘志坚被日本鬼子抓了,王任重带着队伍硬是把他从日本鬼子手里救了回来。生死之交啊。王任重在和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说实话，陶铸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这个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陈伯达,江青拿他没办法。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有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不能怀疑，不能打倒。谁都不能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张平化就批评他,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说你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变过来,反对搞包产到户了。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那时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制,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的。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在这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江青和陶铸的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抓游鱼。并肯定了王任重在武汉搞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层层排队,在工人,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只有中南局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刘澜涛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尹达原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穆欣是光明日报的,他们两个都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虽然我们都做了工作,但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所以他们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几个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开始列席了几次会议,后来就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大多是与走资派在一起的.

到后来,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个人了,我们内部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陈江。江青对康生很尊重，有时称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康生“康老”。我们也叫“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应是康陈江。尽管陈伯达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面。

三中是张关王。关锋资格比王力老。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愣头青，戚,姚。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叫曹轶欧当的,康老说她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就叫王力当主任,她当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过几个月的副主任.办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领导的。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关锋有时也同去。王力很计较这件事,有时叫了关锋,没有叫他,他会有意见.他对保持与江青的联系很主动,很积极,漏了他都不行.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运动的动态,我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快报组,记者人手不够,又从部队里抽调了四十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到了快报组,派到各地去。快报组由王力当组长,但实际的工作关锋和我都参与。快报组的大事也是江青决定的.我还办了”文革简报”和”要事汇报”等刊物分别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些是只送给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