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蒋介石消极抗日的“底线”——关于抗日战争的对话》一文在网上贴出后，绝大多数网友拍手叫好。但也触动了某些极右非毛反共人士的敏感神经。这篇文章就像挖了他们家的祖坟，在如丧考妣的哀嚎声中，纷纷对笔者大加挞伐。他们除了极尽污蔑谩骂之外，还恶毒捏造臭名昭著的“三大观点”：中共消极抗战，游而不击，借抗日之名保存实力；蒋介石是抗日英雄，中国的抗战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根本不存在消极抗战的说法”；抗战期间，国民党200多名将官阵亡，共产党方面只死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左权。　　

　　针对极右分子的无耻谰言，笔者后来以《驳斥“中共不抗战”的有力证据》为题，通过中国共产党大量高级将领和干部牺牲在抗日战场的活生生历史事实，对那些极右分子的造谣污蔑进行反击。该文在网上贴出后，立即被多家网路媒体转载，受到正义人士的支持和好评。还有同志希望笔者继续搜集有关资料，批驳和揭穿那些造谣者的丑恶行径和嘴脸。为满足网友、博友和读者心愿，笔者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搜集，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我认为，这些资料异常珍贵，也是对非毛反共人士进行回击的强有力证据。所以我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献给大家。因为材料非常丰富，且内容不同，我决定按类别以《抗战史实》为题，陆续介绍给广大网友和热情关注此事的读者。　　

抗战史实(1)：蒋介石消极抗战卖国求荣的铁证

　　一、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　1931年8月22日　)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3年9月23日　)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　1933年4月7日　)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　1933年4月10日　)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二、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　5月31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

　　(选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592页—5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三、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　1937年8月7日　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1937年8月7日　)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　，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　1937年11月5日　)

　　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　1938年1月11日　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　1月16日　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　3月17日　，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　9月13日　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四、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

抗战史实（2）：国民党百名高官和将领叛国投敌

　　一、蒋介石差点成为“汪精卫”

　　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卫捷足先登，蒋介石就会成为叛国投敌的汪精卫。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不断出现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仅指正规部队)达到100多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的台词长期成为笑谈。100多万国军成建制投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上的奇观。这样的“光彩事”，蒋介石本人不会提，蒋家余孽是更不会提的!

　　那些极右人士不是恶毒攻击共产党人吗?可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面对这些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竟然恬不知耻地替蒋介石招魂甚至打抱不平。我感到非常好笑，难道这些非毛反共的极右人士，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两个字?

　　二、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年8月13日　，《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 、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 、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 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三、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投敌“大盘点”

　　下面这些败类都是国名党的军事将领，不包括这些投敌叛国的党政要员。(注：这些数字与《解放日报》上公布的有出入，这属于当时统计原因造成的遗漏。)

　　1.1939年，何行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2.1939年，蔡雄飞，晋绥军副师长，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3.1941年2月，李长江，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4.1941年2月，丁丛堂，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5.1941年2月，顾秀五，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6.1941年2月，陈才初，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7.1941年2月，秦庆霖，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8.1941年2月，范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9.1941年2月，杨仲华，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0.1941年2月，刘月亭，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1.1941年5月，公秉藩，国民党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2.1941年6月，毕泽宇，国民党第69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3.1942年2月，赵瑞，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3.1942年2月 杨诚 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5.1942年4月，孙良诚，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7.1942年4月，赵云祥，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8.1942年4月，陈光然，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1942年4月，黄贞泰，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1.1942年4月，丁树本，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夏维礼，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22.1942年4月，孙玉田，警备处长，随孙良诚投敌;

　　23.1942年6月，徐继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所部投敌;

　　24.1942年6月，景顺阳，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25.1943年1月，吴化文，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26.1943年1月，于怀安，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7.1943年1月，宁春林，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8.1943年1月，吕其赓，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9.1943年2月，厉文礼，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本人被俘投敌;

　　30.1943年2月，王劲哉，国民党第128师师长，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31.1943年2月，赵天时，国民党第38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2.1943年2月，任兰圃，国民党第38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3.1943年2月，薛豪平，国民党第38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4.1943年2月，潘胜富，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5.1943年2月，苏景华，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36.1943年2月 张海平 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7.1943年2月，苏振东，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8.1943年2月，李德兴，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随王劲哉投敌;

　　39.1943年2月，吴漱泉，国民党第351旅旅长，被俘投敌;

　　40.1943年2月，韩子乾，国民党第113师师长，被俘投敌;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2.1943年4月，孙殿英，新编第5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43.1943年4月，张良才，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4.1943年5月，庞炳勋，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判国投敌;

　　45.1943年5月，赵星彩，第24集团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 随庞孙投敌;

　　48.1943年5月，于光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随庞孙投敌;

　　49.1943年5月，杨志稀，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0.1943年5月 杨汝贤(杨明清)新编第5军副军长，随庞孙投敌;

　　51.1943年5月，冯养田，新编第5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2.1943年5月，杨克友，暂编第3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3.1943年5月，王瑞庆，暂编第3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暂编第4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暂编第4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6.1943年5月，齐子修，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被俘投敌;

　　57.1943年5月，邱吉胜，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被俘投敌;

　　58.1943年6月，荣子恒，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59.1943年6月，刘景良，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0.1943年7月，陈孝强，国民党预备第8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1.1944年9月，贺凯宪，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率所部4个团12000人于河南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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