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破土之前刊出了《新左派的销沉》一文，述及了新左派的历史由来。我们有必要对其所涉及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做进一步的介绍。“新左派”最初是作为一顶负面意义上的“帽子”而被命名的，而当时争论的另一方“自由主义”则是更多地是一种自我宣称。因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这两个能指在原初语境中的褒贬意义是不对等的。当时争论的“新左派”一方，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很多人拒不接受“新左派”的头衔，比如，甘阳认为这实质上是“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之争。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的说法，可能要更恰当些。因为当时的“自由主义”阵营，很多人拥抱的实质上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而非更偏左翼的主流自由主义的思想。关于何为新自由主义，破土将推出专题系列文章分不同视角进行介绍和批判，敬请读者到时关注。作为这个专题中的第一篇，本文回顾了这场辩论的始末和双方在一些关键议题上的争议，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今一些左右之争的由来，澄清当下“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各自的思想原点。

一、思想论战概述

　　9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80年代末期社会运动影响，启蒙知识分子陷入失望，政治改革也一度陷入低迷状态，压力弥漫着整个社会，而这正是精神和思想反思的开始。不同于政治改革的低调，市场经济改革大刀阔斧进行，这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而带来了各种不同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社会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不断升温，并在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一度达到顶点。

　　在此背景下，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思想格局和争论内容也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这场论战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其主要参与者是80年代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构成新左派阵营的主要成员是：甘阳、汪晖、韩毓海、王彬彬、旷新年、崔之元、王绍光等;而新自由主义的阵营则为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雷颐、邓正来、汪丁丁、李慎之等。

　　关于这场论战本身的命名，知识界并未达成共识。由于中国自身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对西方发达社会的憧憬，“自由主义”这个指称本身便有一种主流意义上的天然傲慢，而“左派”则被牵扯在历史经验当中，即使加上“新”也未能抹除“左派”这个能指自带的历史偏见。即便将近20年过去了，知识界也已不再争辩命名本身是否带有“扣帽子”性质，这两个“能指”之“所指”依然是模糊的，今日关于这两个能指本身的“傲慢与偏见”现状仍然很明显。

　　大部分学者在后来的反思中直接将这场论辩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辩”或“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辩”，久而久之便也成了约定俗成。无论在西方或是中国的脉络下，“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有其内在区别，而综观整常论辩，双方的核心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认同“自由主义”，而更多是对“市场化”等经济领域问题所衍生出来的问题的不同意见，故而，本文将这场论辩命名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思想论战”。

　　“自由主义”(Liberalism)原是以个人权利为核心政治价值的意识形态，在西方脉络下，其具体内容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定义也有多种说法，其中，“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1]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亦日益增加，在中国的语境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将放权让利和承包制的改革激进化，在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进自发私有化过程，并通过立法程序将这一人为制造的阶级和利益分化过程合法化。”[2]

　　90年代关于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代前期，以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为中心，主要围绕当时在海外的留美学者崔之元、甘阳等人的文章的论争;第二阶段则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以海南的《天涯》杂志为中心的论争。[3]第二阶段的论争较之第一阶段明显规模和影响都更大，时间跨度也更长。

　　90年代初期，甘阳发表了《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和《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引发了激烈的批评。秦晖发表了《“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雷颐发表了《什么是保守?谁反对民主?》，直接回应甘阳的两篇文章。相较于甘阳，崔之元的左翼取向更为强烈，他在《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直接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该继承毛泽东时代的思想遗产，进行反自由主义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和非西方化的‘制度创新’。”他的思想引起了知识界极大的争论，并随即受到自由主义学者的批评。季卫东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还是新乌托邦》，邓正来的《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论争方法》，秦晖的《淮橘为枳，出局者迷：评有中国特色的“新左派”》分别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直接批评崔之元的思想。而崔亦撰文《三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等文章回击。而后，秦晖亦再次以《“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再答崔之元先生》予以回应。这是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论争的第一阶段。[4]

　　第二阶段发生在1997年以后，1996年，中国著名作家韩少功带领海南的文学刊物《天涯》改版为思想文化杂志，而后与《读书》一起被称为新左派的思想阵地。1997年，汪晖在《天涯》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以左翼批判理论反思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批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和新启蒙主义的困境，阐述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此文引起国内外学界的热烈讨论，被称为世纪末“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论战的导火线，引发了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一场大论战。此后，汪晖又陆续发表了《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科学主义”与社会问题的几个问题》、《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进一步批判了自由主义思潮。此外，其他参与论争的新左派代表作品还有：甘阳的《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韩毓海的《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和《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王彬彬的《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陈燕谷的《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旷新年的《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等。对此，新自由主义阵营也纷纷回应。其代表性文章有朱学勤的《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徐友渔的《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评九十年代的中国“新左派”》，汪丁丁的《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秦晖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刘军宁的《中国问题与新左派不同的诊断》，任剑涛的《解读“新左派”》等。[5]

二、争议焦点

　　关于“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内容，“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均有学者作出总结，并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主要参考许纪霖[6]的总结。

　　第一，对“现代性”的理解。“新自由主义”认为，“现代性”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等普世性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并认为这是别无选择的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新左派”则认为，“新自由主义”者是在用一种“历史的终结”的目光看待“现代性”，这说明他们在全球资本主义浪潮中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批判和反思能力了。中国的问题与全球资本主义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必须在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的“制度创新”的道路。

　　第二，社会经济领域。双方在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共识，他们都承认，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不公正和腐败问题，然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根源则有分歧。“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问题是经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阶段性疼痛，其症结在于权力没有全面退出市场，也就是所谓的“看得见的的脚”干扰了“看不见的手”，因而，该问题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全面彻底的市场化，切实落实私人财产权，将权力逐出市场，以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而新左派认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资源再分配中，最大的得益者是少数权贵，而平民则变成了被剥削的牺牲品。分配极为不公的国有资产掠夺过程，正是打着“自由经济”和“私有产权”旗号进行的，所谓的“市场经济”理论不过是为少数权贵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提供合法性依据而已。故而，他们指出，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不过是西方历史中一个虚幻的神话而已，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操控和垄断市场。市场中所谓的机会平等遮蔽了实质上的不平等，要实现社会公正，唯有落实社会经济的民主，让底层民众能够参与经济生活的决策和管理，并且在资源分配上偏向弱势群体。

　　第三，政治领域。“新自由主义”坚信，中国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归根究底是政治上缺乏民主宪政和现代性，特别是缺乏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因而他们呼吁要从政治改革上着手，全面落实和保障个人的“消极自由”，特别是财产权。对于政治改革，“新左派”并不反对，但是他们对“新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间接民主”和“消极自由”持保留态度，他们批评这些表面平等的“消极自由”结果只是少数权贵享受自由而已，与广大人民群众无关。因此，他们主张进一步落实能够保障广大人民广泛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并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保证广大人民享有普遍的生存权和福利权，真正落实自由与民主的基本条件。

　　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内容的概括中都暗含着一个重要前提，即“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诊断。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即使是市场经济已在中国快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仍然制约着自由市场的发展，社会主义仍然是主导的经济制度。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许多困境，其中最突出的则是社会经济领域上的公正问题，主要表现在分配制度上，也正是旧制度遗毒造成的。因而，他们理所当然地提出经济上的彻底市场化和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的解决之道。这也正成为“新左派”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重要切入点，新左派学者认为，置身全球资本主义浪潮当中，中国也是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中的一环，然而“市场社会本身呈现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所谓市场社会不同于市场，也不同于市场经济，而是指社会的基本构造和运作方式。根据卡尔.博兰尼的解释，市场社会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7]可见，“新左派”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主导性的发展模式。在此前提之下，新左派将目前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归结为“市场化”的后果，因而他们的提倡是，经济上扩大国家的监管力度和权力范围，监控市场，而政治上则提倡“全民民主”。

三、结语

　　以上简单概述了90年代思想界这一场影响极大的思想论战，如今回过头看似乎“风平浪静”，似乎一切激烈、一切张力都留在了过去。然而，直至今日，这一场思想论战仍然留给我们许多问题，当时的社会问题今日仍未解决，甚至越发严重，近来的医疗改革、国企改革等进一步私有化的政策无不昭示着新自由主义阵营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自由化话语仍然保有其社会傲慢，破除自由化神话的工作在今天也许已经比“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想论战”的那个时代更迫切了。

　　事实上，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市场”也并非决胜法宝。撇开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基尼指数直逼红线的复杂时代背景，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否仅仅归功于“自由市场”也是今天应该重新讨论的重要问题。毋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然而这同时也是非市场生计蓬勃展开的时代。[8]人们常常只是关注到市场活动，却忽视了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非市场活动。许宝强指出，“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基本上是在市场不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完成的。”[9]他还引用了沃勒斯坦的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正是生产因素(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的不完全自由”[10];卡尔.博兰尼的观点，“在十九世纪以前，由于种种社会、宗教和传统规范，资本主义发源地──欧美地区──的市场从来没有全面‘自由地’发展起来”[11]。除了这两位思想家以外，布罗代尔(Braudel Fernand)与布洛克(Fred Block)等思想家亦皆有相似的观点。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当然未见得完全准确的，然而他们的观察无不指向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自由市场与资本主义并不划等号。那么也许今天，撇开历史是否终结这样的大讨论，是否可以从检讨“自由市场”神话开始?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经济学家》，2004年第2期，页66。

　　[2] 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2001年6月。

　　[3] 高力克，〈如何认识转型中国──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许纪霖、罗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争论研究》，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页198。

　　[4] 同上。

　　[5] 同上。

　　[6] 许纪霖，〈两种自由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的反思〉，罗岗编，《思想文选2004》，广西师范出版社，2004。

　　[7]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天涯》(海口)，1996年第5期。

　　[8] 许宝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言)〉，《反市场的资本主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

　　[9] 同上

　　[10] Wallerstein,Immanuel(1979):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4.

　　[11] Polanyi, Karl(1957):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 press.p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