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的销沉（下）

【破土编者按】破土此前刊出了旷新年教授的《新左派的销沉》上篇，引起了读者的热烈讨论。继在上篇讨论新左派的兴起背景之后，旷教授将在文本中反思和展望当下新左派的思想动向。无疑，当下中国思想界的图景已经不再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简单对立，其内部的差异并不比二者之间的差异要小，如果不是更大的话。旷教授在此批判了当下左派中的一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或许正体现了这种内部分化的趋势。破土倡导开放视野，主张多元对话，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衷心欢迎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读者来稿讨论（邮箱：groundbreaking@126.com）。

下篇 后乌有时代：反思与展望

有人将2012年作为后乌有时代开始的标志。在许多人看来，新左派在2012年突然跌入了谷底。其实，2008年前后，左翼和右翼思想都在衰退。在某种程度上，自由派成为了资本的表达，新左派成为了权力的附庸。2008年，一方面左右派的思想活力都在衰退，另一方面，思想斗争却越来越激烈，冲突越来越表面化和直接利益化。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争论已经转变为新世纪的利益冲突。思想空缺，利益登场。这并不是说，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争论没有包含利益的冲突，新世纪的利益冲突没有思想的包装。

2014年，新左派的思想努力和左右派的理论争论在如下主题和领域表现出来：

（一）毛泽东思想旗帜

毛泽东左派(毛左)是中国左翼最重要的派别，也是新左派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是在孔子、老子、朱熹、王阳明等古代思想家之外唯一影响了世界的现代思想家。

2014年9月26日，乌有之乡站长范景刚接受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蓝诗玲教授的访谈，题为《毛泽东主义必将照亮人类未来》。范称：“面向未来，传承毛泽东思想必须与解决我们当下实践面临的实际任务相结合，致力于解决信仰危机、官员腐败、民权丧失、两极分化、道德缺失、社会不公、民生不保、环境恶化等问题，创造性地而不是机械地应用毛泽东思想。”[1]

在文革中，革命被神圣化，毛泽东被神化，公有制被意识形态化，改良、私有财产、资本主义代表罪恶。而在今天，毛泽东、社会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公知们妖魔化，改革、私有制被意识形态化，革命和公有制成为罪恶。在今天的中国，由于社会的断裂和利益的冲突，毛泽东成为了思想的试金石，肯定和否定毛泽东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自由派妖魔化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另一个极端，新左派将毛泽东神化，但神化并不产生思想，而是相反。毛左必须正视和反思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史灾难。

（二）“新社会主义”的讨论

2013年9月9日，郭松民发表了《今天我们怎样纪念毛泽东？——谈谈“新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他认为，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主义都存在着问题和缺陷，因此提出了“新社会主义”的构想。他所思考的“新社会主义”包括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使用价值而生产、广泛深入的文化革命、全面的选举制五个方面的内容。他检讨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即文化领导权没有根本解决。[2]2014年，郭松民有关“新社会主义”的思考在左翼思想界内部产生了广泛的回应和讨论。

有关文化领导权的思考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最核心的思想内容和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补充。意识形态是一个竞争的领域，文化领导权的取得不是“专政”而是“赞同”的结果。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取消思想自由，导致意识形态真空化，实际上从根本上放弃了文化领导权，因此，其失败是必然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内在的根本缺陷。米塞斯把俄罗斯看作是欧洲自由主义的文明之光照耀不到的黑暗之地。俄罗斯格瓦拉的传记作者尤里·加夫利科夫把苏联领导人比作汪达尔人。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黑暗的历史时刻，是社会主义的悲剧。

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必须回到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卢森堡和列宁有关民主的分歧和论战。卢森堡一方面充分肯定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然而，另一方面又预见了俄国革命的悲剧。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十月革命后解散了立宪议会，废除了普选制，取消了出版、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而在卢森堡看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3]卢森堡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看法与卡夫卡对革命的有名的预言颇有相同之处。今天某些左派将自由和民主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死敌的希特勒看得最为清楚：“西方今日的民主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马克思主义而无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4]希特勒这位称得上是为了反共产主义而降生的堕天使的观点从反面证明了民主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关系。苏联背弃了自由和民主，走上了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道路，也因此从根本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左派极力咒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叛变”，可是，他们却从未对将“叛徒”推上领袖位置并且仅凭领袖一个人就可以推翻一种政治制度的极权体制本身有过任何反思。

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缺乏历史的认识，以及反自由和反民主的倾向是新左派的致命缺陷。伯林说：“试图贯彻这种单一的体系，不管它是多么有价值、多么崇高、得到多么广泛的相信，最终总会导致迫害和剥夺自由。专制‘显然是整齐划一的，只靠激情就能建立它，而任何人都能产生激情’。只有处在‘不安’的状态、不稳定的平衡中的社会，才是真正自由的社会；它的成员可以自由追求——和选择——各种各样的目的或目标。”[5]自由主义是人类思想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和遗产。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没有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简单地对立起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一种文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是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体制建立的结果，斯大林主义和哈耶克主义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两种极端典型的思想代表。与此同时，鼓吹实质民主，贬低形式民主，抬高实质正义，轻视程序正义，也是左派思想悲剧的重要根源。程序正义是为了护佑实质正义，实质正义依赖程序正义而存在。连程序正义都不存在的地方，实质正义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文革的历史教训说明了，践踏程序正义，必然导致实质正义的毁灭。左派反对民主宪政，他们既反对民主，也反对宪政，却不懂得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与相互制约的关系。宪政是为了制衡或者说平衡民主，用史蒂芬·霍姆斯的话来说，“宪政实质上是反民主的。”[6]

（三）私有化的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芝加哥学派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主流经济学产生了支配性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受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思潮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充满了敌意，提出著名的“吐痰论”。新自由主义的牧师们苦口婆心地启发国企领导人：要抢到国有企业这个饭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往饭碗里吐痰。也就是，先使国企亏损，然后再将其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牧师们可谓循循善诱。国企私有化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和社会的急剧分化。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以后，2014年4月8日，搜狐财经独家采访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流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张表示：“混合所有制，我认为短期来讲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是可以的，怎么国有企业逐步民营化，变成私有企业。但是不可以成为一个长期稳定制度，如果混合所有制变成长期稳定制度，它一定是严重的腐败。”[7]张维迎将混合所有制改革明确阐释为私有化改革。外媒对中国正在推行的新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大量报道，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称作中国的第二次私有化浪潮。

苏联在叶利钦主导下解体了，叶利钦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药方，对俄罗斯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造。1991年，叶利钦提出了一系列“休克疗法”措施，他要求放开价格，把工厂和土地私有化。按照叶利钦当时的说法：“向市场价格作一次转变，是一项严峻的、强制性的、必要的措施。”结果使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崩溃。当人们用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质疑俄罗斯的改革的时候，中国的自由派认为，这只是俄罗斯改革的“阵痛”，并且认为俄罗斯改革的失败是“休克疗法”不够彻底，留给我们的话是，看谁笑到最后，也就是说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胜负成败还未有定，还需要时间来检验。2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结果是，俄罗斯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去工业化”，成为了一个完全依赖资源出口的三流国家，美国公开蔑视和污辱这个前超级大国，称其不配作为美国的对手，而这个国家在苏联时期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被极少数寡头攫取和垄断。

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将公有制视为万恶之源，而左派则相反将私有制称为万恶之源，都将所有制意识形态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他们在回答当时“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问题时，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8]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将所有制意识形态化，而是以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作为评价标准。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新自由主义将私有化意识形态化，将私有化作为改革的唯一目标，因此敌视和诋毁国有企业，要求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和新自由主义一样，左派也将所有制意识形态化，对私有制缺乏历史的认识，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维护公有制，同样不是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价标准。与简单地反对私有化、全球化和市场化不同，杜建国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过程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是市场竞争和全球竞争的获胜者，驳斥了自由派以垄断低效为借口瓜分国企的论调。杜建国还指出，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新左派，对中国的经济变化和形势缺乏认识，低估了中国企业（包括国企和私企）的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新左派没有认清楚自由派“危机倒逼改革”的战略。[10]所谓“危机倒逼改革”的策略在某种意义上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中“吐痰论”的翻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所谓“吐痰论”，就是通过制造亏损，然后将国有企业几乎零成本地私有化。而“危机倒逼改革”就是通过制造社会危机来推进资本主义的政治变革。对私有制，比起马克思来，毛泽东有操之过急的情绪。然而，把文革后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和恢复已有了几千年历史的落后的传统小农经济表述为改革和一种思想的探险，也明显地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与政治的游戏。我们应该反对把任何一种所有制简单地意识形态化，而是应该创造一个规范的市场，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让公有制和私有制各自显示出自己的优势。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的话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认为现在最迫切的问题不是给钱，而是企业要协助政府，共同营造一个规范的经营环境。总理，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11]

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的偏锋。卢卡斯在《个人主义》一书中指摘哈耶克对自由的定义“极端狭隘和偏执”，“避而不谈资本主义侵犯自由的价值观的罪行”。[12]新自由主义既有严重的思想缺陷，也有重要的价值。新左派对于哈耶克关于私有财产与自由的思考缺乏起码的同情和严肃的思考。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有关私有财产权的思考，对人类文明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是一项重要的思想遗产。经历过死无葬身之地的苏联的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哈耶克有关私有财产权和自由的关系的思考无疑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宝贵的价值，不失为克服极权主义的一种思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片面地维护所谓的“公有制”，那么我们就无法避免法西斯主义的命运。

（四）阶级斗争的论战

201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红旗文稿》上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提到国家的阶级属性和阶级斗争问题，引起了左右派的激烈争论。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的奠基性著作《共产党宣言》中首次用十分简洁和高度概括的语言勾勒了人类历史的大纲：“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3]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写道：“《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14]不论是赞同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将阶级斗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例如著名的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塞斯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首次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视为他的理论最重要的支柱”。[15]不过，正如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一样，阶级斗争也只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和历史事实的描述，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创造和发明。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就发现了阶级斗争这一历史现象。比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就这样写道：“回想起来，使用国家机器来改变收入分配这一政治方法并无神秘之处。在卡尔·马克思诞生以前，我们国家的创建者——特别是那些联邦主义者，如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以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有过有关阶级斗争的著述。”[16]桑巴特认为，马克思认为各个时代都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意义才变得如此突出，经济利益重新组织和构造了社会，产生了明显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在我们的时代，经济利益特别重要的标志再没有明显过这个事实：一切政党都日益进于经济政党，最后更进而为阶级斗争的阶级互相对立。……只有在经济时代，经济利害对于人群的分组才特别重要；只有在这个时代人们才超越一切其他利害关系：如宗教的，政治的，血族的等等，而结成阶级，即是对于经济生活的基本构状有利害关系的组合。阶级与阶级斗争是经济时代的真正婴儿。”[17]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登韩钢《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攻击王伟光。韩钢的文章颇有代表性。在中国恶劣的论争环境中，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使用长期以来滥用的导人入罪的政治意识形态杀手锏，根本无视对方的文字，更无意正视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乌有之乡网刊2014年10月1日刊登贺济中文章《否定阶级斗争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评韩钢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则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贺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指出：“王伟光的文章称：‘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王伟光院长的文章中压根儿没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提了阶级斗争就触动了韩钢的神经，韩钢的文章便给王伟光戴上一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帽子，其目的是为了‘否定阶级斗争’。因此韩钢的文章涉嫌‘违宪’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最后总结说：“否定阶级斗争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18]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阶级斗争”异常敏感。文革的“阶级斗争”不仅具有浓厚的封建血统论色彩，而且成为暴政的工具。一部分人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实行法西斯主义，一部分人沦为“阶级敌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身权利。[19]“阶级斗争”成为了政治的子夜和人性的浩劫。人们往往将苏联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联系起来；然而，事实上，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和阶级斗争理论没有任何关系。斯大林的肃反和秘密审判及其恐怖统治恰恰是在1936年苏联公布新宪法和斯大林宣布苏联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和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以后，那些被肃反的对象也不是作为“阶级敌人”而是作为“国家的叛徒”被处决。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更是彻底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宣布苏联是“全民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全民党”，但却并没有改变苏联极权主义政治的性质。

（五）“小康”目标与“大同”理想

邓小平在对文革的否定与反思中提出了“小康”理论。“小康”这一概念来自于儒家的重要典籍《礼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里，“大同”才是政治理想的最高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0]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将社会主义置于中国的传统思想脉络尤其是“公”/“私”观念史中加以考察。社会主义不仅是西方20世纪思想的主流，而且也是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现代思想的主流。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21]再到毛泽东的人民公社，都体现了这种社会主义理想，同时社会主义也是儒家的核心经典《礼记》所代表的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境界。

结语

1988年12月，在“苏东崩”前夕，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在与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的谈话中说：“在西方，近两个世纪以来显然存在着可称之为左派思想这种运动，我看这种左派思想运动现在是第一次遭到了溃败。……我看有些社会主义的信念已经崩溃了。整个世界在向右转。我真不希望这样。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22]当拉明·贾汉贝格鲁认为不仅共产主义政权已经失败了，而且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崩溃了的时候，伯林断然否定了这种说法：“不对。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你可能找到属于人类思想的共同财富的东西。”[23]当中国的一些自称是左派的人士激愤地否定“普世价值”的时候，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曾经是一种强大的“普世价值”，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也同样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每一种人类思想都希望上升为“普世价值”，或者说，真正伟大的思想都是在“普世价值”的地平线上思考的。有些左派人士把自己的使命归结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用什么来反对呢？用封建专制主义，还是用法西斯主义？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然而，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和文字狱的环境中，根本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欧洲19世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环境中，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在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思想对峙和冲突中，由于全球政治气候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处于进攻的位置，新左派明显处于守势，反对宪政和普世价值都反映了新左派缺乏思想、理论的自信。初期的新左派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底层利益；然而，相对于自由主义漫长的思想传统和丰富的思想资源，新左派的理论积蓄不厚。左派近年来的“民族危亡”论与自由派的“中国崩溃”论相映成趣，他们同样都对中国的现实缺乏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而左派的民族主义喧嚣，越来越遮蔽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诉求，使得新左派越来越成为一个脱离中国现实和底层的派别。左派过分迷信权力和关注权力斗争，对思想和群众均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具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和上层路线倾向。中国有一句俗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极为荒谬和可悲的是，某些左派人士并没有处在思想警察的岗位上，却以思想警察自命，不是将思想斗争而是将取消思想作为自己的光辉使命。新左派存在的最重要的根据和功能是思想，因此，新左派应该以有效的思想和理论，推动中国扎实的思想创造、理论斗争和制度的建设与创新。

马克思赤手空拳，除了思想，一无所有，却用“主义”改变了世界。无论是居于主流思想地位的凯恩斯，还是处于思想边缘位置、将凯恩斯视为自己死敌的新自由主义者，都高度重视思想的作用。凯恩斯在其煌煌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24]米塞斯说：“武力镇压与运用思想武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恰恰相反。武力镇压往往是自身虚弱和无能的表现，因为他们拿不出比对方更好、更富有成果的思想武器。……最终决定斗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是决定斗争胜负的唯一武器。”[25]米塞斯认为，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法西斯主义用武力来反对社会主义只能取得暂时的胜利，只有通过他们从思想上战胜社会主义，才能取得最后的、真正的胜利。凯恩斯和米塞斯都认为，只有思想能够打败思想。熊彼特把米塞斯称为唯一从逻辑上否定社会主义的教授。[26]在几乎整个20世纪，米塞斯、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都处于世界思想界和知识界的边缘，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时来运转，成为主流。与此紧密相联和形成对照的是，苏联极权社会主义辉煌崛起和黯然崩溃的历史过程。

当福山刚刚以一种轻佻的语调宣告“历史终结了”， 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了，人们惊呼：“马克思又回来了。”尤其是，当新启蒙主义呼唤的资本主义自由的、黄金铺地的天堂变成了今天“拼爹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由苍白无趣的教科书变成了一根抽打资本主义现实的鞭子，而新自由主义机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等宣称在“拼爹资本主义”的现实面前成了一派胡言。“拼爹资本主义”的现实使我们重新回到19世纪自由主义的思考：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私有财产权不是绝对的。美国现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杜威的思考就是对中国“纯真”的新自由主义和“拼爹资本主义”的有力回应：“关于财产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他最直截了当地陈述说，任何一代不能束缚它的后辈。杰斐逊主张：所有权是由‘社会契约’所产生的，而不代表为政府在道义上所应维护的内在的个人道德上的要求。”“追求幸福的权利，在杰斐逊看来，就是每一个人要求选择自己的职业并按照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来行动而不受任何别人的专横的意志强加限制和束缚——不管这些人是杰斐逊所特别担心的政府官员，还是那些控制着资本、掌握着就业机会，因而限制着别人，使之不能追求幸福的人。杰斐逊式的权利平等而不偏袒于任何一方的原则，当个人的权利和所有权发生冲突时，他是支持个人权利的优先权的。虽然，他的见解用来反对一切对当时经济关系的、所进行的恶意攻击，是十分恰适的，但是如果因而认为杰斐逊的民主观念禁止采取政治行动去创造平等的经济条件，使人人的权利平等可以自由选择、自由行动，这就完全歪曲他的真意了。”[27]

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在日韩合并之前的“大逆事件”中被捕并被处死，日本诗人石川啄木因此写下了“把地图上的朝鲜抹黑之后，黑色的秋风也扑面而来”的有名诗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属于右派。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也就是，由于它的思考对象和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的不同，民族主义在中国目前往往也被归入新左派的范围。近年来，新左派逐步向老左派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退化与蜕变。上海一位文人把民族主义称为中国的思想“病灶”。确实，民族主义只不过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一种创伤和反应。民族主义是空洞的，除了创伤，别无他物。正如伯林所说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不过是耻辱心理的表现。高度发达的民族不会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对伤害的反应。[28]即使在中国现代极度的民族危机中，单纯的民族主义也没有任何思想的位置。由于丧失了思想的活力，新左派有堕落为声嘶力竭的民族主义的趋势。如果新左派把中国崛起仅仅理解为中国和美国的霸权之争，而不是创造一种新的文明，那么就会重蹈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近代的超克”思想在太平洋战争中堕落和覆灭的命运——我决不是要否认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这一可能性，而是说，如果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原理，我们对于人类文明就没有真正的贡献。

2014年10月6日初稿

2015年6月26日再改

[1] 范景刚《毛泽东主义必将照亮人类未来——范景刚与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蓝诗玲教授的访谈提纲》，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09/329341.html。

[2] 郭松民《今天我们怎样纪念毛泽东？——谈谈“新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郭松民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acd54a350101e7cf.html。

[3]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4]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42页，董霖、佩萱译，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

[5] 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188页，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6] 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埃尔斯特、斯莱格斯塔德《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第224页，潘勤、谢鹏程译，朱苏力校，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7]《张维迎：国企混合所有制长期一定严重腐败》，搜狐财经http://business.sohu.com/20140408/n397918719.shtml。

[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0] 杜建国《“瓜分国企”的舆论是怎样形成的》，《天下》2012年第3期；杜建国《中国经济的自残》，《杜建国的博克》2014年10月13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8ce83a0102v3nn.html。

[11] 《董明珠：我们不要国家产业政策扶持 只要公平竞争》，凤凰科技网2014年7月16日http://tech.ifeng.com/it/detail_2014_07/16/37361073_0.shtml。

[12]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第14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14]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

[15]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181页。

[16]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第1261页。

[17] 桑巴特《德意志社会主义》第26页，杨树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18] 贺济中《否定阶级斗争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评韩钢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乌有之乡网刊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09/329559.html。

[19] 希特勒的这一段话值得我们深味：“工会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不为各阶级间的斗争，可是马克思主义硬要把它拿来当斗争的工具。”“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阶级，不过，从政治方面看来，有绝对的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同时也有绝对无政治权利的庶民。”见希特勒《我的奋斗》第321页，董霖、佩萱译，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希特勒从国家主义出发，否定阶级斗争，使工人屈从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牢记文革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将社会区分为“有绝对的权利的和义务的公民”和“绝对无权利的庶民”的法西斯统治的深刻教训。

[20] 朱彬《礼记训纂》第331-333页，饶钦农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21] 孙中山1924年所题、后来成为国民党党歌的黄埔军校校训中有：“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见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训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2] 见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17、119页，杨祯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23] 见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20页，杨祯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2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30页，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25]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89页。

[26]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265页，吴良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27] 杜威《自由与文化》第137-138页，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28] 见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95页，杨祯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