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段荒诞的神话

　　目前，主流媒体关于小岗村神话的报道大致如下：

　　小岗村位于淮河流域，由于淮河的入海通道经常被淤塞，这里也就水旱灾害连年不断，往往十年九荒，农业衰敝。1958年，“人民公社”迅速在各地农村建立，这种超越实际的生产关系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带来灾难性后果。1959年小岗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在1978年以前，小岗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一些上了岁数的小岗村人回忆说，过去，“大姑娘出嫁时没件像样的衣服，小伙子几乎都是光棍儿”。1978年，小岗村大旱。这年夏收分麦子，每个劳动力才分到　三点五公斤　。干了一季的活，糊不了三天的嘴巴!被穷逼得无路可走的小岗人为了吃饱肚子而终于采取了“大胆”的行动。刚开始小岗村把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还是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小岗村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基本上都是父子组、兄弟组，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父子、兄弟在一起干也仍然出勤不出力。这一年12月的一个夜晚，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和副队长的严宏昌、会计严立学召集全队在家的18户户主聚集在严家的破草屋内，围坐煤油灯前，冒着违反已经坚持了20年之久的“人民公社”体制规矩的风险，秘密商讨分田单干的事，也就是打算将集体耕地分到一家一户，承包耕种与经营，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可能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是要坐牢的。可是，他们已经顾不了许多，在一张字据上按下了充满悲壮意味的18个鲜红手印。这份“生死契约”写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第二年，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　12488公斤　公粮;小岗每间土坯屋里都堆满了粮食，人们兴奋得在粮食堆上打滚。

　　显然，这个小岗村神话是荒谬无比的捏造，有无数明显的破绽：

　　首先，关于粮食产量问题。1978年，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粮食　三点五公斤　。120口人的小岗村劳动力大约六七十人，那么粮食产量才200多公斤。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一年增产300倍，这恐怕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人均才　500公斤　，如果这就“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那么这15年小岗人是怎么活的?而且，6万多公斤并不算多，1978年，小岗耕地500多亩地，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亩产100多公斤，这是很低的。其实，50年代在农业集体化和治理淮河之后，小岗村的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　9万公斤　左右，好年成可以达到10多万公斤， 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不过是50年代的一半多罢了。(《北京周报》《小岗：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之后》)

　　其次，关于“生死契约”问题。如果小岗人真热爱带领他们包产到户的干部，那么不写字据也会把他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如果小岗人不敢担责任，那么一份字据又能有多大用?何况既然“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可能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是要坐牢的”，那么为什么还写一份字据?难道是怕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的证据不足?目前关于小岗村“生死契约”的真相，经过网络的披露，其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它是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严宏昌一人写的。至于手印，就更不是真的，是乱按的，甚至把18个手印都误按成了21个。

　　再次，关于“小岗精神”问题。从包产到户前的小岗村“8个组分干，基本上都是父子组、兄弟组，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父子、兄弟在一起干也仍然出勤不出力”，可以看出，小岗人自私自利到了极点。包产到户后又能好多少呢?像这些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人，却在伪造的“生死契约”上写下了“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的豪言壮语，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最后，关于人民公社给小岗村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问题。如果“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属实，那么小岗村1961年只剩了五六十人。在1978年以前，又“大姑娘出嫁时没件像样的衣服，小伙子几乎都是光棍儿”，那么人口应该不断减少，怎么会在1978年小岗村还有120口人，比1961年翻了一翻?

　　以上几点不过是冰山一角，但是从中足以看出小岗村神话的荒谬。当然，小岗村搞了分田单干是真的，但是绝对没有这么神奇、这么悲壮。不过，撒谎容易圆谎难，尽管小岗村神话是荒谬无比的捏造。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解读出以下信息：

　　首先，小岗村是一个少有的落后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并不具有普遍性。凤阳县就是一个全国闻名的落后县，国家1953年到1978年净调进粮食3﹒6亿斤，拨付救济款5200万元，贷款1800万元。显然，凤阳县这样的落后县只能是极少数。试想，如果每个县都像凤阳县这样净调进粮食，那么国家又有什么粮食可供调进呢?1978年以前，小岗又“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即是凤阳县这样的全国闻名的落后县最落后的村。显然，这样一个村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不具有代表性的。

　　其次，小岗村的落后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干部作风不正。“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干部作风不正应该是实情。第二是缺乏集体主义精神。“8个组分干，基本上都是父子组、兄弟组，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父子、兄弟在一起干也仍然出勤不出力” 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应该不假，否则也不会搞什么包产到户了。这两个原因又是密切相关的，干部作风不正的情况下，怎么会培育小岗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情况下，干部作风又怎么可能好?这证明了共和国前30年开展的一系列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坚持下去。

　　最后，尽管小岗村是一个少有的落后村，但是公有制、计划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极大的帮助了小岗村。小岗村这样一个少有的落后村，不但没有受到歧视，而且受到国家大力帮助，吃粮给返销、生产给贷款、生活给救济，以致小岗村连续20年“衣食住行都靠国家”。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公有制、计划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存在。如果实行私有制、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恐怕这20年年年都要饿死人，甚至全村死绝也不是不可能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小岗村这样一个少有的落后村，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情况下，发生分田单干的事不奇怪，但是如果不及时纠正，不仅无助于解决干部作风不正等问题，反而会因为公有制的破坏陷入更大的困境，从而彻底堵塞小岗村的出路。医治“小岗病” 的药方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继续开展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培育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众运动，从而逐步使小岗村的干部作风、社会精神面貌根本好转，最终摆脱困境。

二、一个难堪的典型

　　从前文可以看出，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事实质是少数落后农民的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错误行为。但是，少数落后农民是共和国前30年也存在的，并没有掀起什么大浪，显然，小岗村分田单干的错误行为是完全可以也应该被纠正的。但是，由于某些买办、官僚、奸商此时正希望通过瓦解集体经济实现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把广大农民的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中，实现自己“先富起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罪恶目的，小岗村分田单干的错误行为正好符合了这些人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因此，小岗村分田单干的错误行为不但没有被及时纠正，反而被编造成了一个荒谬无比的神话大力吹捧，结果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灾难。

　　但是，分田单干毕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短时间或许还看不出来，但是时间一长就很清楚了。小岗村尽管受到了大力扶持，但是仍然始终发展不起来，成为一个让极右派难堪的典型：

　　为了保住小岗村这个典型，方方面面的扶持可谓不遗余力。一方面有物质援助。例如，1993年2月，在省人大代表严宏昌和其他代表的呼吁下，安徽几大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帮助小岗村发展经济。会议确定了大约 1300多万元的投资数额。省里拨款200多万元修建了一条　8公里　的柏油路，还出资兴建了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当地政府在小岗村村头修建了巨大的牌楼;凤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了电话;张家港援建了水泥大道;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都来自企业和社会的赠与……另一方面还有人员援助，上级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以改变小岗村落后的局面。从1993年起，连续几任书记都是下派的。为了便于方方面面的扶持，凤阳县政府甚至还调整了小岗村的行政区划。小岗原是严岗村的一个小队，1993年凤阳县把严岗村分成两个村，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分出来合并成小岗村。据分田单干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的回忆：“上面说村子人口少，上面好支持，这样可以让小岗早点富起来，上面下来视察比较好看”。

　　但是，尽管方方面面对小岗村扶持可谓不遗余力，小岗村仍然困难重重。例如，在物质援助方面，尽管凤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了电话，有些农户因为太穷还是打不起电话;虽然外界出钱援助小岗村卫星电视接收系统，但是不少农户因为太穷还是不看，以致两只“大锅”(卫星天线)翻倒在招待所的院内，锈迹斑斑;虽然省里出钱修了通到村里的柏油路，但除了拖拉机和每天早上的一班长途公交车外，平常没有汽车通过……在人员援助方面，尽管上级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但是由于小岗村分田单干的模式没有改变，下派干部也没有给小岗带来多大变化。1993年以来的3名下派书记，都黯然离去。

　　由于小岗村的状况实在太差，在上级视察时不得不采用了欺骗的手法。例如1998年，中央领导到小岗村来视察时前夕，一方面多次打招呼禁止反映问题。据老农严立坤反映说：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另一方面突击搞一些形象工程。例如，当地政府在“友谊大道”两侧突击修整各家的院落，把后面破烂的房子遮拦起来，以免影响观瞻。甚至派人从外地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充数，等中央领导一走，又让人把饲料粮拉回来了。在统计汇报时，不仅大搞浮夸，而且有意混淆视听：在计算分田单干前的产值产量时，仅仅计算小岗生产队的产值产量;在计算分田单干后的产值产量时，却计算了整个新小岗村(包括原来的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两个生产队)的产值产量。

　　依靠吹牛和撒谎毕竟是长不了的，到沈浩到小岗村前夕，小岗村已经差不多是陷入了绝境。据新华社报道：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是个什么概念，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 622.2元，安徽省农民人均收入2 127.5元，农民人均收入低于2000元的省份只有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这6个西北、西南自然条件恶劣的偏僻省区。即单单从人均收入来说，方方面面不遗余力长期扶持的小岗村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仅仅比西北、西南自然条件恶劣的偏僻地区强一点。更不用说“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等等了 。

　　应该说，弄虚作假的典型有不少，但是像小岗村这样方方面面不遗余力长期扶持却还是搞得如此之差的还真是不多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归根到底是因为分田单干本身是一条落后倒退的死路，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例如，小岗村农业技术员吴广法回忆，有一次某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与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农业局签了一个合同，对方支援67万元人民币，由中方在小岗搞农牧业开发。“一开始，就说要小岗村农民养鸭子，怎么养呢?因为是搞‘承包’，你家养十几只，他家养二十只，结果，死的死，丢的丢，一点效益也没有，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吴广法还说：“至于科学种田，比如说推广良种，那就更成问题了。”不少良种农民不相信，怎么都推广不开。“如果村里有集体农田，拨一些出来作良种适应性试验，要是收成好，不用费唇舌，良种也就推广了。”分田单干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也十分后悔。他曾向媒体表示过，现在的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在这种情况下，小岗村已经成为了一个让中国极右派难堪的典型：极右派自己说小岗村是“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过富裕坎”，其实“一年越过温饱线”是假，前文已经说了，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不过是50年代的一半多罢了，“ 20年未过富裕坎”倒是货真价实。极右派整天妖魔化毛主席时代，宣传集体化如何如何不好，乃至攻击大寨等毛主席时代的典型和今天的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等坚持集体化的典型弄虚作假，存在多少多少问题，受到方方面面多少多少扶持。可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些坚持集体化的典型哪个不比分田单干的典型小岗村强得多?哪个弄虚作假像小岗村这么严重?哪个存在像小岗村这么多问题?哪个受到方方面面的扶持有小岗村这么多，以致上级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集体化和分田单干孰优孰劣，难道还不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