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代表了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底层立场,表达了平等的价值理想,提出了反对腐败和要求公平等重要主题和口号。自由派与新左派围绕自由与民主、自由与平等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新左派被认为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被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的一种话语表达,其思想土壤相对边缘化和老龄化。尽管新左派的思想贡献有限,但近年来,新左派的思想越来越成为青年学生的思想资源,成为他们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理论和方法,新左派的群众基础也越来越年轻化。(待续) 2014年10月6日初稿 2015年6月26日再改 [1] 奥尔兰多·巴罗内整理《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第5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丽塔·吉尔伯特《豪尔赫·路易丝·博尔赫斯》,理查德·伯金编《博尔赫斯谈话录》第7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3] 哈·阿尔瓦拉多,《我和博尔赫斯的一次谈话》,张永泰译,《外国文学》1992年第5期。 [4] 博尔赫斯《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第709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 [5] 威利斯·巴恩斯通《和博尔赫斯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理查德·伯金编《博尔赫斯谈话录》第18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6] 卡·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意义》,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52页,赵金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7] 海恩利希·伯尔《卡尔·马克思》,黄凤祝等编《伯尔文论》第60页,袁志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8] 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9]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10] 朱嘉明《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全面危机的成因及其前景——兼论哈耶克经济思想及其精神的现实意义》,《爱思想》网刊2014年5月2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4423.html。 [11] 卡·马克思《累亚德的质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12]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57页,韩光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3]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4]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第1290页,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 [15]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第8页,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15、49页,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17] 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9页,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8]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第24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9]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第1280页。 [20]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第1295页。 [21]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212-216页。 [22]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一开始就写道:“命运注定了勃郎诺是我的降生地,这于我以后裨益很大。这个小镇是位于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它们的合并,在我们青年人的眼中,是一种值得以任何方法尽力使其实现的工作。日耳曼民族的奥大利,将来必须归并于大日耳曼的母国”。见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页,董霖、佩萱译,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成为他侵略和征服欧洲和世界的第一步。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他鼓吹反犹的理由是,犹太人要赤化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是犹太人。他对犹太人的仇视在根本上是因为仇视社会主义。奥地利经济学派并非起源于纳粹主义时代,而纳粹主义也不是起源于德国,但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纳粹主义时代达到了鼎盛,出现了米塞斯、哈耶克等著名代表人物,其反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使命意识也比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前辈更加明确。 [23]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90页。在20世纪70年代,皮诺切特推翻阿连德民选政权,在智利进行军事独裁,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与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权的亲密关系更为人所知,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人物也都是皮诺切特的坚定支持者。 [24]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61页。 [25]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68、70页。 [26] 王明毅《译者的话》, 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页。 [27] 杜威《自由与文化》第75页,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28] 以赛亚·伯林《致安格斯·马尔科姆》(1946年2月20日),《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飞扬年华:1928-1946》下册,第733页,陈小慰、叶长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29] 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175页,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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