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的销沉（上）

　　19世纪，由于欧洲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推动，自由主义越来越趋近社会主义。自由、平等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最基本的议题和口号。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是巨大的历史进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不吝赞美之词。马克思是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创造了自由，但是，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不平等。19世纪，社会主义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自然发展趋势。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采取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自由主义自由和平等的目标。19世纪末期，让·若雷斯(Jean Jaures)认为，“社会主义是个人主义的逻辑结果”。[15]处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英国的自由主义者霍布豪斯认为，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现代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平等争取自由，争取自由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平等的斗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可以协调的，每一个真诚的自由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16]1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像王尔德这样前卫的唯美主义艺术家毫不意外地汇入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1944年出版的哈耶克最有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开头写道：“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17]他在1949年发表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感叹：“知识分子中间经常是那些更活跃、更聪明、更有创见的人，最有可能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它的反对者往往是些没有多大分量的人。”[18]站在20世纪历史的开端处，德国共产党的优秀领袖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用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高度概括了历史的选择：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野蛮。20世纪，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被社会主义涂改得面目全非。尤其是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经济学领域发生了著名的“凯恩斯革命”。1936年出版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划时代的著作。“从此以后，经济学就不再是以前的经济学了。”[19]凯恩斯通过对传统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学说的修正，引入国家干预，拯救了资本主义。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称为“凯恩斯时代”。“混合经济”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就将资本主义经济称作“混合经济”。萨缪尔森基本上认同加尔布雷恩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这个新世界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由混合经济占有统治地位的。”[20]这是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哈耶克所面对的历史，也是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出发点。20世纪，社会主义成为了哈耶克被迫面对和思考的主要对象。哈耶克将反社会主义作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所面对的是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浩浩荡荡的现代世界潮流。

　　和哈耶克同属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出版于1927年，原名《自由主义》。在该书附录二《关于“自由主义”这个术语》中，他抱怨，当代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思想史不得不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东西是矛盾的。几乎所有自称为自由主义的人都拒绝拥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他在该书附录一《关于自由主义的文献》中指出，“自由主义这一名称也常常被理解为温和的社会主义。”他所描述的米尔的思想进程清晰地体现了19世纪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过渡：“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也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的追随者，特别在其晚期，他在妻子的影响下，充满了怯懦的妥协精神。他慢慢地滑进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的没有思想的大杂烩的始作俑者……不透彻地研究米尔，就无法了解最近两代人的历史。因为米尔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的辩护士。他以充满热情的缜密的思维提出了所有能够用来为社会主义辩护的论据。在米尔之外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家们——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都显得无足轻重。”[21]米塞斯和哈耶克特定的思想背景值得我们注意，其思考的前提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野蛮和危机，相反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潮流对资本主义改造的后果。同时，米塞斯所描述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和发展脉络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为了理解哈耶克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必须将其回置于具体的思想语境之中。新自由主义是对于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主流的一个反拨。它向采用政治手段调节财富的福利国家开战。它要求回到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从而走向极端的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市场主义。它构造了一个纯粹的市场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自由贸易成为最高原则和唯一法律。在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市场乌托邦里，自由贸易没有任何边界和禁区，包括毒品贸易。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彻底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造成对于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凯恩斯革命的一个反动。因此，当我们讨论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应当将它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主流区别开来，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小宗派，是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它恰恰是对在时代潮流冲击下不断调整和修正的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反拨。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对抗苏联和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在共产主义的故乡和社会主义运动最强大的德国兴起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运动，这是我们通常所知道的。然而，我们许多人不知道，希特勒的故乡实际上是奥地利，并且除了希特勒，在德意志奥地利还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和纳粹主义都是对于20世纪强大的社会主义潮流的一个反应。[22]米塞斯对法西斯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崇高的评价：“法西斯主义及其类似的独裁努力完全是出于一种最良好的愿望，它此时介入了欧洲的生活，是为了拯救欧洲的文明。法西斯主义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23]奥地利学派奠定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核心。在对现代自由主义潮流的批判和否定中，新自由主义设立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支点：第一个是私有制。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的第一章《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中指出：“用一个唯一的词汇就能概括自由主义的纲领，这就是：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24]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与他所描述的现代自由主义普遍拒绝拥护私有制的潮流是针锋相对的。第二个就是在自由的目标下对平等的否定，这同样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潮流背道而驰。自由和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口号，但是，对于自由与平等以及私有财产的不同看法造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想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米塞斯说：“分析旧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纲领之间的区别，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是看它们如何理解平等问题。”他对19世纪以来现代自由主义受到社会主义影响深表不满：“但是，社会主义者却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每个人的经济收入都平等起来，做到这一点，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平等;废除世袭特权、废除等级制还不够，还必须彻底消灭私有财产这个最大的、最重要的特权，只有这样，才能完全实现自由主义的纲领。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由主义最终引向了社会主义，引向了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轨道。”[25]现代自由主义主张将资产阶级的自由扩展成为所有人的自由，因此，自由主义越来越与社会主义趋近。他们认为，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或者，没有平等，就没有普遍的、真正的意义上的自由。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一种是包括从美国的罗尔斯到英国的伯林，从英国的凯恩斯主义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一种是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即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世界知识和思想潮流的否定和反转，主张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它们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思想的辩证法和思想的循环。凯恩斯主义的混合经济和罗斯福新政尤其是北欧广泛地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而造成的福利社会并不是哈耶克所说的一条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这一已经成为知道分子们的口头禅的口号完全是耸人听闻。

　　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主流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论战中败下阵来，因此丧失了一流经济学家的地位，并且使他转向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26]哈耶克和米塞斯生长在社会主义时代，在很长时间内，他们的思想极度边缘，默默无闻，甚至米塞斯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竟然根本找不到正式的教职。直到左派政治衰退之后，1974年哈耶克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撒切尔在英国执政，随后在美国里根上台，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成为新的时代潮流。1989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之后，作为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哈耶克才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把苏联描绘得一团漆黑，把苏联的计划经济描述为低效的，把苏联社会描绘为人间地狱，这完全是对苏联的一种妖魔化。苏联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是成为了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它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还不如说是盗版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然而，即使是名誉尽失的、失败了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也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增加什么荣誉，资本主义即使在失败的“现实的社会主义”面前也没有丝毫的政治、经济、道德优越感可言。与苏联社会有过密切接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如是说：“在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事业的机械化中已经获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生产方面有了巨大的收获，而且尤为重要的，正在创建一个真正工人的共和国，而且随着而来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标准也有了突出的提高。但是人们也可以找到证据来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变成一个政党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然后又变成一小群官僚对于这个政党的专政，直到后者为着要维持权力，而采取已被推翻的沙皇专制政权所用过的一切压制的措施，并且在执行中又大大改进了技术技巧。”[27]如果用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无疑是失败的，但是，如果用资本主义的效率标准来衡量，则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联并不是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专政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将自由和民主、效率和公平对立起来，通过“自由高于民主”和“效率先于公平”的口号和策略否定民主和公平。在市场化的旗帜下，中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导致的抢劫资本主义和全面腐败，严重损害了中国工农的利益。“新左派”这个名词的出现是在1994年。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发表，被形容为一场思想地震，成为新左派思想的一个重要起点。1998年，上海一位文人在《南方周末》上宣布“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引发“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了中国青年的急剧左转。2000年，黄纪苏编剧的《切·格瓦拉》的上演成为新左派思想活跃的一个重要标志。2003年创办的乌有之乡应运而生，成为了新左派和泛左翼的一个重要思想平台。

　　新左派之所以新，是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左派而言。新左派和自由派原本同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阵营。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分化的结果，起源于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批判与反思。90年代新左派的出现带来了知识的重要转变。如果说80年代普遍性的知识是“追求现代化”的话;那么，90年代，一种新的知识随着新左派的产生而登场，这就是“反思现代性”的知识。80年代，李泽厚和新启蒙主义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诠释是“救亡压倒启蒙”;90年代，新左派则提出了“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概念。美国学者德里克将毛泽东的文革称为“对现代性的绝望抗争”。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二战后期曾经在苏联居住，与帕斯捷尔纳克等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与深入的交流，对苏联社会有深刻的认识。1946年，伯林在致安格斯·马尔科姆的信中写道：“不过在我眼中，苏联就像一所制度严苛的英国公学，好比惠灵顿公学。它不是一座监狱，也不是一间劳教所，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骇人听闻的限制，但确切说又不像监狱犯人。不过别的一切都恰如学校。”[28]伯林思想工作的对象和反思的主题不仅是苏联和革命，而且也包括启蒙运动。伯林称苏联不是一座监狱而是一所学校这种有趣的说法，使我联想到一系列有关启蒙的意象和文献，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刘心武的《班主任》。也正是学校这一意象使苏联将社会主义和启蒙的形象重叠在一起。同时，我们还联想到，哈贝玛斯将现代性称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而按照斯诺《两种文化》一书中的说法，要实现现代化，只要培养大批工程师就可以了，而他告诉我们，苏联是工程师最多的国家，斯大林甚至将作家也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正如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规划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启蒙的思想背景和政治规划一样，伯林的苏联不是一所监狱而是一所学校的比喻深刻地道出了苏联政治的秘密。因此，如果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反思不转变为对更广泛的启蒙以及整个现代性的反思，那么，我们就会重蹈思想的覆辙。对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和批评是伯林重要的思想主题，然而，在其背后，是更为广阔深远的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中国的新启蒙主义将我们由社会主义的试验品变成资本主义的试验品，将我们从一个实验室驱赶到另一个实验室，从一所学校转换到另一种学校，尽管许诺给我们资本主义的天堂，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作为启蒙者/权威而我们作为试验品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的新启蒙主义将对社会主义的反思转变为转身全面拥抱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却忘记了，社会主义并不是监狱，更不是地狱，而资本主义也并不是天堂，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正是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的缺陷与罪恶的不满与批判。

　　新自由主义是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和原教旨的市场主义，自由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教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却并不讳言自由和专制、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可以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新自由主义所到之处，往往是和军事政变、白色恐怖、政治专制结合在一起。整个20世纪，从奥地利学派到芝加哥学派，从对纳粹德国的赞美到与踩着民选政权阿连德的血迹上台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密切合作，新自由主义一直在历史的血污中奋然前行。我们仅仅用六个字就可以概括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坦克加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所到之处，一面是坦克保驾护航，一面是腐败/私有化畅通无阻。用简单的公式表示就是：新自由主义=坦克+私有化，腐败=私有化。中国的改革不应该以哈耶克这样剑走偏锋的思想家为导师，而应该求助于孟德斯鸠的智慧。孟德斯鸠对最完美的政府的定义是：用最适合人们的风俗和倾向的方式来统治他们的政府。他还说倘若变革真的不可避免，人们也只能以敬畏的双手破坏法律。面对中国为了神圣的“私有化”不惜践踏和摧毁一切的极端狂热的“改革教”，伯林的话语值得我们反复品味：“孟德斯鸠难以忘记，头脑简单、精力旺盛、求胜心切，都是专制制度的属性，它与个人自由相悖，后者需要的是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更为和缓的步调。”[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