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可以飞的，前提是要用对翅膀

【摘要】苏联的“真社会主义”区分了指挥者和被指挥者的等级关系，所以它不是自由人的联合社会。这是它最根本的矛盾，无论是指挥者，还是演奏者（被指挥者），都是交响乐团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演奏好的音乐而努力。但是，于指挥者而言，管理和协调只是整个劳动过程中一种具体劳动——它和每个演奏者的具体劳动也并无二致。社会主义确实需要领导和管理，但领导和管理是为了团结整体，而不是继续给人分层划等。

“主教，我可以飞上天空，”

裁缝对主教说，

“看看我是怎么做到的！”

他飞了起来，还带着两个奇怪的东西，

像是一对粗糙的翅膀，

飞向教堂的上空。

主教的脚步并没有因此停下。

“这是纯粹的谎言，

人类不是小鸟，

永远不可能飞翔。”

主教说。

“裁缝死了。”

人们告诉主教。

“死在风雨中。

风雨打碎了他的翅膀。

他摔死在

教堂硬实的院子中。”

“丧钟将会响起，

这是纯粹的谎言，

人类不是小鸟，

永远不可能飞翔。”

主教说。

——布莱希特《乌尔姆的裁缝》

在很多人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象征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如果说在冷战结束之前，全球还有两大阵营和“冷战思维”，那冷战结束后，精英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全球带进新自由主义这个“大同世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渐渐成为“乌托邦”或者“极权暴政”的代名词。然而，在急于给共产主义盖棺定论之前，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历史。如果不总结过去有益的经验和切肤的教训，那么我们在将来遇到同样的问题时，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作为当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Michael Lebowitz《“真社会主义”的矛盾：领导者与被领导者》（The contradictions of " real socialism": the conductor and the conducted）一书就研究了1950年代到1980年代，苏联和中东欧国家采取的“苏联模式”。作者沿用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定义，称其为“真社会主义”。Lebowitz认为，是“真社会主义”内部的官僚主义矛盾，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苏联的失败不在于它的社会主义目标，而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以及指导理论。这就是为什么Lebowitz一开篇就引用了布莱希特的小诗《乌尔姆的小裁缝》——在多少人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纯粹的谎言”，因为“人类不是小鸟，永远不可能飞翔”。但Lebowitz恰恰就是要反驳这种观点——人是可以飞的，前提是要用对翅膀。如果误用了不是翅膀的东西，妄图一飞冲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短缺之病，步步惊心

“真社会主义”是1970年代在苏联和东欧出现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苏共中央在后赫鲁晓夫时代推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从表面现象来看，二战结束后一直到1980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诸国长期处于短缺之中。排队、等待、四处寻觅、找不到就只能另找替代品应付……都是苏联人生活的常态，更不用说还有货品供应停止的时候。后来人们“学乖”了，只要看到有队就马上去排，不管是在卖什么东西。一来二去，苏联出现了很多非正规的交易渠道（比如个人的关系网络），大家彼此交换自己手上的货品。生产者也是如此：为了能有尽可能多的输入来完成生产，它们也会依赖非正式网络来获得原材料。Lebowitz就问了：这种慢性病般的长期短缺，只是一个不合理的政策呢，还是一个反映了“真社会主义”本质的病征？

Lebowitz结合以往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研究，认为短缺经济其实反映了企业经理、中央计划者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在“真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央计划者会定下每年的生产任务，然后把任务分配到各个企业，由企业完成这些任务。在后赫鲁晓夫时代，苏共中央为了刺激生产，拉动经济增长，所以给企业经理设置了大量物质刺激（比如奖金）。这部分物质刺激后来在经理的收入中占比越来越大，所以经理为了达到定额，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以换取物质奖励，博得上级认可，逐渐出现了企业生产掺水、虚报产量、隐瞒生产能力等问题。（当时苏联工业流行一句话，“好经理知道只完成计划的105%即可，完成125%的那是傻子”。）为了遏制这种情况，中央的计划者就控制原材料供应。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企业经理要么想办法自己生产，要么贿赂官员以获取有限的资源。虚假信息就这样从下级一层一层地往上级传递，但一个好的计划恰恰需要精确的信息。这样一来，中央计划者就无法做出准确的计划，企业经理也乐见计划松散。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中央计划者还会选择这种弊端重重的政策呢？Lebowitz沿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方法，把整个“真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分析其生产关系和再生产模式。所以，和马克思一样，Lebowitz不去纠结上述问题和经理本人品行的关系，而是考察这些问题的结构性根源。一方面，Lebowitz运用了“首长-代理人”模型来分析中央计划者的地位：中央计划者是“首长”，企业经理是“代理人”，“首长”想实现某一愿景，只能仰赖“代理人”，但“代理人”也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双方不仅有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而且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就一线生产情况而言，“代理人”知道得比“首长”要多。这个模型假设首长知道代理人要什么（从功利的角度出发），所以创造条件，设定奖励级别，以获得理想的结果。因此，我们看到苏共中央通过物质刺激来鼓励企业经理完成生产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计划者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对特定行动进行特定反应，这种机制本身就在不断制造短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畸形工业结构则使得短缺雪上加霜。另一方面，Lebowitz认为，苏联为工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契约”——比如稳定的全民雇佣，上涨的工资，公共服务社会化、一系列再生产的补贴和相对的平等——而这个“社会契约”虽然给工人提供了很多好处，但它不是工人本身和国家协商的结果，而是工人认同和物质利益的交易。苏联工人的领导是上级指派的，不是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的；工人也无法对直接的生产过程施以影响，所以工人还是有异化和沦为“二等公民”之感，磨洋工、效率低、质量差的问题纷纷出现。工人阶级本身也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会，没有组织的政党，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所以他们的力量并不强大。从这个角度来看，缺乏主体性的工人阶级也是引发混乱的原因之一。Lebowitz认为，中央计划者、企业经理和工人阶级三者的矛盾一齐指向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本质症结：先锋生产关系（vanguar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先锋生产关系”

全书的核心在于阐释“先锋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在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中，生产、分配、消费中的社会关系是什么？谁的意志主导了生产？谁在工作场所说了算？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般人对“真社会主义”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生产资料国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上，缺乏对生产关系进行深入分析。Lebowitz就要反其道行之，沿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来理解“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Lebowitz认为，苏联贯彻的是列宁主义 “先锋党”理论，即共产党应该是先锋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为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所以需要政治工具，以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和全社会；需要一个高度组织化、严格纪律和中央集权的、统一的马列主义政党——这就是共产党。Lebowitz打了一个比方：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之路上，先锋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正是交响乐团中指挥和演奏者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党担负了教育、领导和协调管理的职责。在先锋党这个框架里，非先锋只能从先锋处知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非先锋需要有相应的政治和道德信念（所以要经过重重考察才能考虑是否吸纳入党）、信任党的宗旨，同意党的意识形态，对计划的目标充满热情；同时，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不可否认，这个结构是有效率的，但也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的问题。

在先锋生产关系下，先锋党通过直接的命令和计划，从上到下，协调全国经济，犹如在协调一个“单一的全国工厂”。因此，一个先锋党，它同时需要具有先锋形式的国有制，先锋形式的国家协作，先锋形式的国家计划，同时需要下级的接受，这个先锋生产关系才能是一个能运作起来的有机整体。Lebowitz用苏联工人阶级和企业经理的状况说明了这一生产关系的问题。首先，在先锋规则下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接受先锋党的领导，同时在社会契约的框架内接受他们的从属地位。但他们缺少在工作场所的话语权，劳动过程也使他们原子化，因此他们无法在工作场所有效自我组织。在“真社会主义”条件下，任何工人的独立组织，都会被视为对“真社会主义”的威胁。所以，从本质上来看，先锋生产关系是一个剥削的制度。它政治性地掠夺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它的等级结构只需工人遵守上级命令，没有给他们发挥能动性；社会契约反而成了先锋生产关系一个有力的治理工具，使得工人长期接受先锋党的权威。其次，于企业经理而言，先锋党使用奖金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鼓励他们服从中央计划的目标。虽然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经理通过牺牲全局利益，来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已经蕴含了资本的逻辑。企业经理放松生产计划，隐瞒生产潜力，其实是资本逻辑和先锋逻辑相互冲突的结果。在Lebowitz看来，这就是“真社会主义”的真正症结。对于这个问题，苏联历史上也有过理论上的路线之争，此处不作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原书。

总而言之，在“真社会主义”条件下，先锋党本身滋生了庞大的官僚阶级，官僚阶级通过先锋生产关系牢牢掌握了国家力量，最终苏联成为了一个官僚国家。以企业经理为代表的官僚精英则不仅通过这套生产关系掌握了权力，而且实现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君不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新富阶层不少都是前苏联的党国官僚。

怎么办：展望21世纪的社会主义

今天，许多人认为人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结”。除了资本主义，我们似乎已经别无选择。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空想的？ Lebowitz认为，这正是我们亟需认真回顾和总结苏联“真社会主义”的原因。只有严肃地对待历史，我们才有可能想清楚自己该往哪里走，怎么走。不然，我们的努力最终不是被资本主义打败，就是被资本主义吞没。过去出现的错误，将来也还有可能再犯。

正如切格瓦拉所说，社会主义不只是意味着打造物质基础，而且要打造新人。Lebowitz认为，要克服“真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问题，关键是要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过程和生活社区的自我管理，从而实现从邻里、到社区、再到国家层面的自我管理。换言之，苏联经验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就是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展望21世纪的社会主义，它应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中包括：1）有意识的生产者间的联合；2）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工作场所的民主、邻里和社区的民主，扩展积极主动的民主参与、管理和讨论。Lebowitz认为，这也是一项对人的改造工程，让人们成为真正的革命主体。社会主义应该要打造一个有机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关系，它应该是合作和团结的关系，以实现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联合，为了满足使用价值的需求而生产，生产者也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生产为社会主义新人。

先锋马克思主义是畸形的马克思主义。“真社会主义”区分了指挥者和被指挥者的等级关系，所以它不是自由人的联合社会。这是它最根本的矛盾，也是内在于先锋生产关系的矛盾。回到Lebowitz打的那个比方：无论是指挥者，还是演奏者（被指挥者），都是交响乐团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演奏好的音乐而努力。但是，于指挥者而言，管理和协调只是整个劳动过程中一种具体劳动——它和每个演奏者的具体劳动也并无二致。社会主义确实需要领导和管理，但领导和管理是为了团结整体，实现1+1>2的效果，而不是继续给人分层划等，让权力披上另外一件外衣，悄悄回归。

所以，不是人飞不起来，而是不要指望靠长得像翅膀（但又不是翅膀的东西）飞起来。

参考文献：Lebowitz, M. A. (2012).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al socialism": the conductor and the conducted. Monthly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