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改革开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近来，“改革派”的政商两界领袖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南呼北应，大有“深化改革”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势。

            先有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在清华大学大谈“中等收入陷阱”。据楼部长讲，要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有“好的政策”。什么是“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特别是，“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为了“改革开放”的伟业已经牺牲了一代又一代。本来，承蒙李克强总理的关怀，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分享“改革红利”。现在，按照楼部长的意思，还是要坚持“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还是要限制工会、限制集体谈判，还要放开农产品进口，放开金融，特别是“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还有什么盼头？

            楼部长此言一出，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据说是遭到了“民粹主义式的攻击”。于是乎，半官半商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先生拔剑相助了，除了明确表态支持楼部长以外，更加提出了警世名言：“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险是改革往回走。”“导致不改革或者改革往回走的最大威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民族主义抬头，另一个是民粹主义抬头。”

            李总倒是坦率，承认说，现在“改革开放”那一套说辞，在普通民众那里，特别是在青年那里，已经不大吃得开了。“民族主义盛行以后，对改革开放是绝对的阻碍。有大学教授反映，学生学了四年经济知识，但一旦遇上民族主义阴谋论，就会颠覆全部认知，失去基本的经济常识和判断力。”

            尽管如此，李总仍然是坚信“改革开放”不动摇，坚信“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能用深化改革来解决”。甚至连“医患关系紧张”（连李总也承认，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可见在“改革开放”以前乃至在改革初期没有这么严重）据说也是由于“用民粹主义思维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该付钱天经地义”造成的，因此也只能用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医疗私有化，美其名曰“社会资本办医”。

            李总的高论尚在振聋发聩，房地产大鳄任志强先生又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表了“精彩演讲”。除了照例数落一番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之前），我们几乎快崩溃了，没有什么经济可言，改革的成功可能就来自于公有制的崩溃”——笔者注：“之前”两字，似为任先生口误）以外，任志强先生又发明了“近十年我们看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国进民退，当国进民退的时候，我们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衰退”的高论。

            请任志强先生读马克思，那是太为难任先生了。任先生记性大约不大好，否则不会只知“计划经济的崩溃”，而未闻“大萧条”将世界资本主义（也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推到了灭亡的边缘。但是近在眼前的、2008-20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任先生也不记得了吗？稍早一些的亚洲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土耳其金融危机，任先生也已经忘却了吗？这些危机，都是“国进民退”带来的吗？当下正在愈演愈烈的欧洲金融危机，也是“国进民退”带来的吗？

            当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有崩盘之势，要不是温家宝总理果断决策，实施四万亿的投资计划，适当增加了公共投资的规模（说是“国进民退”，其实充其量也就是暂时停止了私有化，一度稳定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而已），不仅中国经济危险，怕是连代表“最先进市场经济”的美国都有重温大萧条之虞。真是那样，任先生不仅不会有今天的财运，说不定已经躲在太平洋的哪座小岛上避难，也未可知。

            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三领袖三炮齐发，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只是不知道，三位先生的高论，又开足了宣传机器，是否抵挡得住“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一番蛊惑？楼、李、任三先生的演讲这样急切、这样放肆、这样声嘶力竭，用句古话说，叫做“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莫非是，“改革开放”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毛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尚且还犯有“严重错误”，死后要下十八层地狱，何况尔等凡夫俗子。“改革开放”已经快四十年了，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该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了。再改下去，无非对外全面开放、对内全面私有化，再加上“政治改革”。先不说对劳动群众是否有利，上层的精英们、“民营企业家们”、大鳄们、土皇帝们，你们真以为中国是你们的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李世民就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道理，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或许不懂，习主席、李总理万万不可以不懂。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其实无非是靠以下三个因素：毛主席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坚实的工农业基础；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对资源和环境的滥用和掠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换成主流经济学语言，那就是高积累、劳动力增长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和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高积累、劳动力增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这都是靠了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来实现的。剩下一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也是对劳动力和资源的剥削在统计上的反映。

            现在，中国的高积累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劳动年龄人口要减少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也快要达到极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近年来已经成为负值。所以，眼下的现实是，经济增长率只能每况愈下，“新常态”之后怕是还会有“新新常态”。面对如此前途，为政者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一会儿要推广“混合所有制”，一会儿要加速“土地流转”，又要全面推开“自由贸易区”，还要大力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延迟退休年龄”，同时还要明令禁止新办国有企业，甚至还要限制公办公益事业。

            靠私有化、市场化就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弥补其它增长因素的不足、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吗？那么美国呢？不是市场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吗？据说像美国以及其它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自2008年以来都已经陷入了“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或者低速增长的困境，不知李总理是否与闻、有何感想？

            据说李克强总理是厉以宁老师的高徒。笔者不长进，未能得到厉老师的深入指导，不过当年做本科生的时候，也有幸上过厉老师的课、听过厉老师的演讲。厉老师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对于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批判是很犀利的，对于市场经济、私有制优点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但是笔者在美国留学、工作多年以后，逐步认识到，即使在严肃的主流经济学家中，最近几十年来真正的理论创新都在于对于“市场失败”的深入、全面认识。笔者不知道将来是否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就“市场失败”问题就教于李总理。作为政府总理，不知道李总理对于政府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习总书记所讲的“制度优势”）来克服、引导发生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市场失败”，有何高见？

            撇开理论问题不谈，经济政策是不能不顾及社会、政治现实的。中国今天最大的社会现实，不是所谓“中产阶级”的崛起，而是一个数量庞大、日益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习主席、李总理，当年都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一定了解，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就必然有它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要求，就必然要求提高工资、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这些要求，过去长期被压制，但是不可能永远被压制。不仅如此，其他劳动群众、城市中间阶层（白领、小资）在土地、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不可能长期被压制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只有代价、只有牺牲，没有“红利”，是说不过去的。这就是所谓“民粹主义”的强大社会基础，并且这个基础只会越来越强。谁无视这种社会基础，将“民粹主义”当儿戏，藐视、漠视“民粹主义”，谁就有被“民粹主义”淹没的危险，政权就会丧失合法性。“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一类的事，在历史上并不经常发生，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每隔几十年发生一次的概率，还是有的。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作为承担“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执政者，在此历史转折关头，更要慎之又慎。

            当然，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在工资、劳动权利、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环境等方面的正当要求，也不是没有风险的。要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政府就要增加对资本家的税收、就要加强对资本家的监管，资产阶级是会不满意的，外国资本也会抗议的。资本家会减少投资，一部分资本会外逃，经济会萎缩、失业会增加，甚至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也会有所动作。

            怎么办？习总书记不是讲过要有“道路自信”吗，不是有“制度优势”吗？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也从来没有否认社会主义优越性啊，从来没有否认“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啊。如果私有经济满足不了社会的正常、正当要求，难道还不允许大力发展公有经济？资本家不投资、减少就业，国家就可以增加投资、增加就业。国家手里不是有四万亿美元吗？国有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未来是有回报的；只要回报率超过银行利率，短期的赤字开支都不可怕。高技术、新能源、生态环境，都可以是国有投资的广阔领域。

            在总结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失败以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论部分曾经写下这样的论断：“我期待看到国家……在直接组织投资方面发挥更大责任”，“我的结论是，决定当前投资规模的职责不能安全无虞地留在私人手中。因此，我设想，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将证明是确保近乎全部就业的唯一途径。”

            公有制的主导作用在今日的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但是，在私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由国有经济大胆地、全面地发挥某种重要的补充作用，乃至实行“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监督、促进私有经济满足劳动群众的正当要求、兑现各项社会责任，也还算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合理探索吧？

            据说，王岐山书记曾经向许多专家学者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王书记一定了解，波旁王朝被推翻，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上层精英不纳税，而法国当时的国家利益又决定了法国不可能显著地减少财政支出。

            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正在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要求，并且正在受到各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蛊惑。这种社会现实，不承认是不行的；一味依靠“维稳”的手段压制，也是长久不了的。发展下去，国家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开支势必增加，国际环境客观上也要求国家逐步增加国防支出。国家要开支，不动资本家的奶酪，那是不行的。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之流，顽固地抗拒动奶酪，如此气急败坏地反对“民粹主义”，像不像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

            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一定有决心、有办法，不做十八世纪的波旁王朝。

（责任编辑及撰稿人：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