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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区分并处理思想性和宗派性斗争,才能促进左派团结

2015-7-3 23:07| 发布者: 左向前| 查看: 1246| 评论: 3|原作者: 红烈

摘要: 我们认为,对于上述种种情况,应该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分别看待。对于在看法、认识和主张上确实有原则、路线分歧的,应该允许必要的争论,以便弄清思想。而对于出于种种原因搞宗派无原则斗争的,则应该坚决制止。

正确区分并处理思想性和宗派性斗争,才能促进左派团结

大地微微特约评论员   

 

为纪念建党94周年,李甲才同志写下了题为《左翼联合团结意义重大》的献文,强调:“左翼同志要成就重建(回归)社会主义大业,联合团结就是非常重大的当务之急。单打独斗,拧不成一股绳,形不成合力,就干不成任何一件像样的事情,只有团结起来,才会有大的作为。”文章呼吁,在促进联合团结方面,“莫因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去做”,不利于联合团结的话和事不说不做。其恳切诚挚、其苦口婆心,令人读来肃然起敬。

 

文章将左派联合团结迟迟难以启动的原因,归于左派队伍中有些人把十分有限的精力用于相互指责、批判、批评,用在打口水仗的内耗、打横炮上。而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文章认为是因为许多同志教条机械地生搬硬套马列毛主义在有统一组织条件下关于团结和斗争问题的论述,如“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等。

 

左派队伍内部的思想性分歧从何而来?回顾左派队伍十几年、二十年以来走过的道路,从《中流》时代起,各个左派刊物和尔后兴起的各家红色网站,大家齐心协力批判现实、宣传马列、唤醒群众,即使某些同志对当今性质和今后前途有不同估计,大家都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一致瞄准帝国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揭露修正主义。从2011年开始某些人挑起了“保”和“倒”的争论,要求所有的人表态、站队,这才引起了尔后一系列的互相批评。

 

对于这些年来左派队伍内部的不团结现象,首先要分清不同情况,一种是在看法、认识和主张上确实有原则、路线分歧,一种是出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开展的宗派主义斗争,再有一种是出于认识、原则上的分歧,无法战胜对手,就利用造谣、诬蔑等手段进行宗派性质的无原则斗争;也有一种情况是根本不存在明显的思想原则性分歧,是完全出于私心而挑起宗派斗争的。

 

我们认为,对于上述种种情况,应该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分别看待。对于在看法、认识和主张上确实有原则、路线分歧的,应该允许必要的争论,以便弄清思想。而对于出于种种原因搞宗派无原则斗争的,则应该坚决制止。

 

李甲才同志的文章没有区分思想原则斗争和宗派性斗争,认为只要是相互批评、指责,都是错误的,而且把左派队伍不团结的原因,归因于有些同志套用了马列毛在有组织状态下关于团结和斗争问题的论述。

 

那么,是不是说,目前左派队伍没有组织,不同的思想观点和认识之间,就不宜开展必要的交流和争论?是不是只能讲求一致而不能互相批评呢?

 

目前左派队伍没有组织,只是一些个人和团体在进行思想启蒙和宣传,就好比五四运动时期一样,正如李甲才同志文章中所说,现在“只能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时期”。那么在五四运动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队伍里,在反帝、爱国、反封建的队伍里,就没有各种不同思想的争鸣吗?历史告诉我们,恰恰是因为有了各种不同思想的争鸣,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才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大解放,才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

 

可见,在五四运动时期,如果不与运动中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进行斗争,就无法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孕育尔后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就有可能被引导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轨道上去。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原则问题同样不能让步、路线问题同样无法调和。同样的道理,在今天,左派队伍中的各种不同思想、观点、认识,其中真理只能有一个,如果不进行交流、沟通、争论,必然无法提高左派的理论水平,也无法提高左派队伍的战斗力。

 

有组织的条件下,就可以安全、无误地开展内部思想斗争吗?历史的经验恰恰相反。在有组织的情况下,错误的组织领导也可以葬送革命,也可能导致革命政党的分裂。如李甲才同志的文章指出的,有党组织时28个半布尔什维克都是大孩子阶段的年轻人,就可以撤掉已经领了几十万人马的毛主席的职务。 

 

所以说,目前左派队伍不能团结,其原因不在于没有组织,也不在于照搬了有组织情况之下处理分歧的原则。更不是像李甲才同志文章所说,是因为至今没有重建社会主义成功的样板证明某种理论的正确,因而增加了团结的难度。

 

要促进左派队伍的团结,首先要在重大问题上尽量交流、辩论,统一思想认识。退一步讲,即便不能马上统一思想认识,也要在左派队伍内部努力营造正气,制止和打击基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宗派性斗争,例如在左派队伍内部进行造谣诬蔑、人身攻击,这些现象也正如李甲才同志文章所说的,为的是显示自己最正确、最革命,有某种投机嫌疑,是一种借主义以谋私的表现。对于不同思想认识之间的讨论、争论,乃至于激烈的辩论,我们只能说其中有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区别,而没有价值上的善恶之分;而宗派性的斗争,则往往是出于恶劣目的,同时在左派队伍里形成恶劣的影响和后果。对此,仅仅以“劝善”的态度去呼吁“莫因恶小而去做”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区分这两种斗争,并坚决制止和打击宗派性斗争,才能保持左派队伍内部良好的风气,才能使各种思想认识在互相交流、辩论中得到提高和升华。

 

当然,也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在思想路线方面一时无法战胜别人,就伴之以宗派性斗争,有组织的情况下就对同志进行党内严酷打击,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就进行造谣诬蔑,以便打败对手。这种情况,就造成思想原则斗争与宗派性斗争相互交织的情况。

 

毛主席在1941年《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指出,机会主义者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并且指出这是一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清算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对这些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源,从阶级分析的高度,指出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小资产阶级性是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阶级根源,在行为方式上往往表现为宗派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甚至耍流氓手腕等。

 

回顾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经过了与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坚决斗争,又经过延安整风,彻底肃清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才在党的“七大”时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的旗帜”才成为全党公认的伟大旗帜。

 

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七大”形成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新时代的一系列新课题,发生了分歧,最后发生了分裂。到毛主席逝世后,其中的修正主义一派取得胜利,彻底否定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什么修正主义会甚嚣尘上以至导致党的领导核心发生分歧和分裂呢?毛主席曾经指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在这里,所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们崇拜资本主义,迷信“物质刺激”、“一包就灵”,向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另一方面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们把资产阶级政客的两面三刀、尔虞我诈那一套搬到党内来,用于党内斗争、用来对付同志。这难道不是历史事实吗? 

 

以上这些历史经验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难道就不能迁移到今天的左派队伍里来吗?难道是因为照搬了马列毛在有组织的条件下关于团结和斗争问题的论述,才导致今天左派队伍的不团结吗?

 

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尚且存在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尚且因此而出现过多次“左”右倾机会主义盛行;今天的左派队伍,难道就是仙境?难道每个人都是圣贤?难道就没有“斗私批修”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批修”,是指左派队伍内部的“修”,还不是指当权的修正主义。)

 

我们认为,目前的左派队伍里,恰恰是没有充分学习和领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恰恰是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因此不能正视内部斗争的客观必然性,也不会区分思想性和宗派性斗争,要么一概反对争论和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团结”;要么打着最革命、最正确的旗号进行宗派斗争。更有一种可悲的现象,就是面对各种思想性的和宗派性的内部分歧和斗争,特别是面对那种毫无道理、毫无正义可言的宗派性斗争,不加分析地强调“团结”,学了孔夫子的“和为贵”,这样就造成左派队伍内部没有是非、没有正气,让坏人坏事、歪风邪气可以横行无忌。由此可见,纠正和克服这种“老好人”思想、这种“和为贵”作风,才能不让坏人坏事有空可钻,才能使左派队伍正气昂扬、风清气新;这样,即使在一些问题上暂时不能达成一致看法,也可以求同存异、共同对敌。 

 

在今天的左派队伍里,把左派队伍中正常的思想认识分歧和争论看作“闹不团结”,是对左派内部正派人士的极大不尊重;与此同时,把出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而开展宗派活动,或者对别人造谣诬蔑、人身攻击等非原则性斗争说成是正常的“内部分歧”、“内部矛盾”,则是对坏人坏事的有意纵容。

 

我们更要警惕一种人,这种人在左派队伍内部搞宗派、陷害别人,当着别人批评他的时候,或者当着他自己处于不利境地的时候,他就举起“团结”、“不争论”的旗子,阻止别人批评他。这种人,就是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过的“损着别人的牙眼,还提倡宽容”。鲁迅先生嘱咐我们:“这种人,万勿和他接近”。

 

19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就曾出现过一段杂乱无章的局面,其中既有各种不同思想认识、观点的争论,也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恶劣作风的表演。当时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就曾遭到来自自己阵营的各种诽谤、谩骂,被骂作是“反动文人”、“中国的堂·吉珂德”,是“醉眼朦胧的小资产阶级”。鲁迅先生不得不经常“横着战斗”,以防备“背后杀来的一刀”。当时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可以说没有组织,也可以说有组织。说它没有组织,是因为当时主要是很多党外左翼分子构成了上海左翼文化界,其中太阳社、创造社等团体以及其他文化名人,均处于独立自主状态,并无统一、强力的组织约束。说它有组织,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着中国共产党白区地下党的文化党团,暗中领导着上海左翼文化界的工作。但是这个文化党团受到当时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没能把握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可见,无论是有组织,还是没有组织,其内部斗争是必然的,都需要经过正确的斗争,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

 

根据历史的经验,一个组织也好,没有组织的政治派别也好,或者如五四运动那样的思想运动也好,其内部发生不同思想认识的分歧和矛盾,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其次,要区分正常的原则分歧、思想斗争和宗派性斗争,尽管思想性斗争和宗派性斗争在实际情况中往往是互相交织的;再其次,要允许正常的原则性争论、思想认识上的辩论,而对那些基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斗争,则应旗帜鲜明地制止和谴责。对于宗派主义的非原则性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谴责,这本身又成为维护内部团结的一条基本原则。

 

诚然,我们的大目标是揭露、戳穿反革命修正主义者、走资派,是涤荡洗清掉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泼在社会主义肌体上的污泥浊水,是争取拥护社会主义的革命群众。但是李甲才同志的文章说,这些同左翼内部的不同意见争论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恰恰认为,这些大目标与左派队伍内部的意见争论、与左派内部的分歧、矛盾,有着紧密的联系。

 

鲁迅先生1930年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曾经指出:“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我们对李甲才同志历来非常尊重,他真心实意地呼吁左派队伍的团结联合,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身体力行地团结左派各个方面的同志。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李甲才同志学习。我们在这里写这篇文章,丝毫没有对李甲才同志进行批判的意思,而是借他这篇文章,来阐述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附:

左翼联合团结意义重大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献文

李甲才

自然界和社会现象都有同一性的特点,哪里的云雾密集在一起,遇有合适的温度就可能降雨抑或是瓢泼滂沱大雨。左翼同志要成就重建(回归)社会主义大业,联合团结就是非常重大的当务之急。单打独斗,拧不成一股绳,形不成合力,就干不成任何一件像样的事情,只有团结起来,才会有大的作为。

 

革命导师始终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独占马列著作的扉页,并进一步强调、深化成一条原则 :“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毛主席一再号召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从中可以体会联合团结的重大意义。

堆积再大的散沙,不如凝聚起来的一柄榔头,古今的历史教训尤为深刻。宋亡元立,一点蒙古人占领中原,几家人用一把菜刀;北方地区90%的汉族平民惨遭灭绝;“四川估计有1300-2000万人被蒙古大军杀戮后竟然剩下不满80万人”。明朝灭亡,李自成张献忠失败,几十万清兵扫荡中华大地如入无人之境。“扬州十日”,“江南名镇一夜之间成了人间地狱,80万人无一幸免”;“嘉定三屠”,50万人“浮尸满河,行舟无下篙处”。“血洗江南、岭南,屠杀江阴”,其残状无法描叙。又是90%多的汉民遇难。“9·18”后日军铁骑横扫东北及大半个中国,人民遭灭顶之祸患。南京大屠杀,30多万同胞数日内被屠戮殆尽。

这都是极不成比例的少数组织起来的强盗,对多数无组织状态民众犯下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探寻原因,既有侵犯者的罪恶,也有政府的腐败无能,还有旧文化旧意识形态腐蚀下团结不起来的因素,教训悲惨。毛主席逝世后“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家分析。

长期毫无积极意义的旧文化和孔孟之道,酿成老是祈盼他人的牺牲、努力换来自己的平安幸福,多数人的此类积习使汉族人很多时候成为一盘散沙,难以体现人多力量大的凝聚力。《暴风骤雨》电影中向地主作斗争时,有个人偷偷溜了,印象深刻。这就是一个一个堆积起来的“多数人”悲惨遭遇的原因。

任何革命虽然不是人人参加,但必须有一定数量人员的参与才能成功。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初兴起之时,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上即阐明民众大联合的极端重要性。列宁指明:“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列宁1904年《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第410页)组织就是大家结合在一起,按照统一的部署共同协调行动。

 

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的右翼,主张私有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1987年已有相当大的数量规模,1989年迅速扩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很大范围内。从政治方向到实现“宪政民主”型的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的方式方法,因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既有西方的成熟范本,也在世界范围千篇一律,认识比较统一,在联合团结上容易取得思想和步调一致。至于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社会发展前进的规律,他们从来不思考,也不思考为什么1840年以来的中国,给了所有主义实施其政治主张的机遇,而只有社会主义救了中国,实现了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

右翼势力在经济私有化方面和执政当局有一致性,同党内台上台下的走资派势力可融点广泛;又是全国高校很大一部分学术权威、教授、学者的希望寄托之处;成为西方列强频繁干涉中国内政,用西方的社会制度督促“中特社”当局完全去毛去社去共化所依靠的代理人;也和当局融入西方世界的大政方针参糅合在一起,因而,获得了非常宽泛的舆论阵地。

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右翼势力就能得到各方面的庇护和人财物支持,全部活动自由度非常大。再则,其泛滥本身就得益于西方世界和平演变的战略和策略。南方系、炎黄系;“民运”、复辟民国派等掀起阵阵胡作非为的波浪平安无事,就是佐证。

他们争取的宪政体制——政治目标,因美国神话的破产,国内两极分化愈演愈烈,阶级鸿沟加剧,改革的成果为少数人占有,频繁向国外输出利益,已经失去了绝大多数群众拥护支持的阶级基础。

作为另一种政治势力的左翼,从《中流》的出现为标志才初露萌芽,到今天已分布全国,具有很大的规模,但却成分散状态。联合团结迟迟难以启动,与许多同志教条机械地生搬硬套马列毛主义关于有统一组织条件下论述的团结和斗争问题有关。

什么“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等,观点没错,但眼下无在组织内部这个前提条件,因而脱离实际、无的放矢、文不对题。无组织状态怎么以斗争求团结?那只有把对方打散只剩下自己,这是走资派求之不得的。因此,在促进联合团结方面,“莫因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去做”,不利于联合团结的话和事不说不做。多作自我批评,在求同存异上有所突破、有所升华,不把文革中造反派的错误再犯一次。

不误把目前无组织状态谁也管不了谁、指挥不了谁,当成有上下级关系的严密组织状态来对待,且振振有词,这是典型的刻舟求剑。把十分有限的精力用在打口水仗的内耗上得不偿失。打“横炮”显示自己最正确最革命,也最安全,为走资派当局所欢迎,有某种投机嫌疑。相互指责、批判、批评不但于事无益,还增大了可以团结的同志的隔阂,是一种幼稚懦弱的有害行为,也是一种借主义以谋私的表现。左翼现在还是先干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事情好!

当然,有了组织则另当别论,过去有党组织时28个半布尔什维克都是大孩子阶段的年轻人,就可以撤掉已经领了几十万人马的毛主席的职务。可见组织力量的重要性。错误的组织领导可以葬送革命,如长征前期的左倾领导。目前不是那时。如果非要和那时比较,就只能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时期。

还是鲁迅先生的看法中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未来’,而对于‘现在’这一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鲁迅1925年《两地书》)左派不要陷入过去某些人的覆辙。

 

社会主义本身是新生的社会制度,成功后持续的时间不长,失败后重建(或回归)社会主义,全世界至今没有成功的样板证明某种理论的正确,认识就难以短期内取得一致。也无在重建中具有一定分庭抗礼的实践规模去检验正确与否,自以为是,增加了联合团结的难度。搞社会主义未同资本主义一样“批量生产”,仅是少数国家,又短期内失败了,为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增添了诸多的不确定因素。

在“共社”失败的过程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声誉,被修正主义、走资派、洋奴汉奸卖国贼打着红旗反红旗搞得声名狼藉。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没有一个实质相同,名称不同的替代说法。在重建社会主义力量没有取得政权以前,也无先干起来的实际示范作例证。如民主革命时期的井冈山、延安红色割据。而要取得可干真正社会主义权力,就必须动员一定数量的群众参与,要动员群众参与,就要有能打动人们思想的清晰的社会前景蓝图,而真正社会主义的蓝图,革命导师反复从不同的方面阐述的非常清楚。

这就要求重建社会主义的革命者,首先要站在革命导师搭好的梯子上,或者说要站在领袖肩膀上。列宁超越了马克思,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在不发达的私有制国家内夺取了政权。毛主席超越了马克思列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得得了革命的胜利。“以农村包围城市”就是毛主席站在列宁肩膀上的超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失败了,如何再重建起来,马列毛都没有具体的经历,不可能给我们一个现成的能保证成功的答案,就需要我们探索。

其次得花费很大的精力,涤荡洗清掉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泼在社会主义肌体上的污泥浊水,还社会主义本来面目。揭露、戳穿反革命修正主义者、走资派继承了共产党执政的权力和社会主义旗帜的合法性,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反社会主义的实质,争取拥护社会主义的革命群众,积极投入到重建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去。这同左翼内部的不同意见争论有本质的区别。

根据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规律,一般的情况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的国度中建立,比如苏中。饥寒交迫易除,达到先进水平的共同富裕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夺取政权,改造所有制的革命,都可以在条件成熟时短期内完成。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则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在国内旧的传统观念、旧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国际资本主义共同作用影响下,就可以从党内产生出资产阶级、走资派。在渐修微改中一步一步复辟资本主义。

走资派利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积累的财富,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还有一定时间段内少数人迅速富裕起来,多数人生活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的社会效应,和社会主义初建立起来时的多数人处于饥寒交迫的社会整体状况、阶级基础不同。要人们在衣食可维持生存的状况下革命,有一个认识提高、转变的过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是谋求建立全新的社会制度的伟业,必然受到反动派势力的打压、镇压,甚至坐牢入狱掉脑袋,所以,就要作大量的艰苦的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

而且,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全新的社会制度,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替代一切社会存在的一切传统观念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马克思说的“两个彻底决裂”,过程艰苦漫长。“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不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1967年5月18日毛主席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批示)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包括意识形态实行全面专政。以往社会主义革命经验证明,工农阶级不可能自发的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只能靠坚持社会主义的革命者进行灌输。重建社会主义也必然是这样。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社会主义就必然赋予把所有人带向美好幸福境界的艰巨而伟大的责任,因而,凡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的革命者,自然肩负着无尚光荣的历史使命,在从事着桓古未有的崇高而神圣的事业载入史册。人类无限辉煌壮丽的光明前程,必将从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开始!

列宁说:“应当争取统一,并且只有工人自己,觉悟的工人自己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争取到统一”。“没有组织就不可能有统一。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组织”。“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任何人也不会怀疑。所差的只有(只有!)真正实现这个真理。这可不是轻松的事情。这就要求所有(有)觉悟的工人的努力、顽强的精神和团结。”(列宁1914年《论统一》,《列宁全集》第20卷第319-320页)

屈指算来,如今是党成立的94周年诞辰。近百年来的变迁,历程曲折万千。“7大”时121万党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8大”时1073万党员,完成了所有制改造,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8大”后8700万党员,成为“中特社”时代,从共产党的天职讲,又要“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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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autobbstwka 2015-7-9 08:09
還是吸取過去一言堂的教訓,老人一離開不就,就給人家突然襲擊,就全盤認輸的教訓吧,這個教訓到現在還沒有人好好反省和總結好對策
引用 棲霞客 2015-7-4 09:55
"在今天的左派队伍里,把左派队伍中正常的思想认识分歧和争论看作“闹不团结”,是对左派内部正派人士的极大不尊重;与此同时,把出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而开展宗派活动,或者对别人造谣诬蔑、人身攻击等非原则性斗争说成是正常的“内部分歧”、“内部矛盾”,则是对坏人坏事的有意纵容。"
引用 龙翔五洲 2015-7-4 04:13
如果主要的敌人是一致的,那就求同争异。成不了同一组织,还可以成为统战对象。总之,把自己人搞的多多的,争取一切可团结的人共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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