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

三、走向联合：联合书院与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的创建

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书院的援助先是致力于解决学生和教师问题，使中文书院稳定下来，接着又力图实现美国与中国文化冷战的政治目标，即重点培植反共群体和反共思想。与此同时，它的目标和视野却始终是区域性的，欲使香港成为中文高等教育的地区中心。与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美援文化”或“美元文化”占据上风的评估不同[20]，亚洲基金会将亚洲文化冷战形势看得异常严峻。除了断言“共产主义正不惜任何代价控制整个东南亚的汉语文字领域”外，它还担心中国借语言和文化的便利吸引海外华人，“在总体上加强了对海外华人‘母国’意识的召唤”。[21]盖源于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亚洲基金会对中文书院的资助策略为之一变，决意推动各香港中文书院的弱弱合并与强强联合，使“无形的大学”最终变成有形的中文大学。

1956年初，亚洲基金会评估认为，在孟氏教育基金会的努力下香港高等教育已经具备了联合的条件。[15]对于书院实质上的联合，亚洲基金会有两步设想：其一，将资源相对匮乏和教员严重缺乏的中文书院合并，就其未来发展进行长期规划。除新亚书院和崇基书院外，9所孟氏书院里的7所（后来又有1所非孟氏书院加入）协商合并为一所联合书院。其二，联合书院一旦成功合并，“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将迎来一个建立协调和整合体系的机会”，这一体系将由崇基、新亚和联合书院组成，即成立一所中文大学。[16]

由于协商合并的8所书院中有7所是孟氏教育基金会的成员书院（仅平正为非孟氏书院），所以协商的过程比较顺利。不过，还是有3所书院在最后关头退出，所以联合书院由5所中文书院组成，分别为平正、华侨、广侨、文化及光夏书院。亚洲基金会认为退出的3所书院有碍其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在与孟氏教育基金会签订下一年协议时，特别规定孟氏教育基金会对中文书院的支持一般而言是指崇基、新亚和联合3所书院，“建议孟氏不再资助那些撤出联合书院的机构”。①

1956年10月，联合书院正式成立。董事会主席蒋法贤在书院成立大会上特别邀请亚洲基金会代表艾维发表讲话。[22]其后，联合书院成为亚洲基金会的重点资助对象。1957财政年度，亚洲基金会在香港中文高等教育上的拨款总计为12.28万美元。其中，联合书院得到的资助为2.95万美元，孟氏教育基金会项目得到的资助为5.63万美元。[23]孟氏教育基金会项目亦包含对联合书院的资助。1956~1957学年，孟氏教育基金会教职员资助项目提供了3个讲座教授职位和7个配比教授职位，一年共计支出1万美元。[24]在经历1959年“蒋法贤辞职事件”的震荡后，亚洲基金会加大了对联合书院资助的力度，成为联合书院稳定下来的重要力量。② 

①后续文件显示，尽管孟氏教育基金会仍然资助其他几所中文书院，但力度明显减弱。

②香港中文大学筹建的过程并不顺利。中文专上学校协会内部首先出现意见分歧，港英背景的蒋法贤被指责太过亲近港英政府而与崇基书院院长凌道扬和新亚书院院长钱穆产生矛盾。接着，蒋法贤又遭联合书院董事会大部分成员的抵制，不得不辞职。“蒋法贤辞职事件”引发教师辞职和学生离校潮，联合书院一度陷入危机。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Asia Foundation Records，Box P-170，Hong Kong Program，Education, Schools&University,United College. 

1957年，崇基、新亚、联合3所中文书院联合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目的是促进香港中文高等教育发展，并代表3所书院与港英政府协商成立一所中文联邦大学。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的秘书长是新亚书院教授王书林，[25]主席则由3所书院院长轮流担任。中文专上学校协会一半以上的花费由亚洲基金会提供，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协会管理运行，包括秘书长的工薪和特聘英国图书馆馆员的薪酬。亚洲基金会明确说明其资助条件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和其秘书长要在3所书院的教育发展合作以及筹备中文大学的工作中承担主要责任。[25]

1963年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前，亚洲基金会涉及中文书院的活动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继续依托孟氏教育基金会，提升中文书院教师的素质；二是竭力扶助联合书院，使其能够达到港英政府规定的大学标准；三是帮助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统筹3所书院的入学考试和学位考试，[25]支持其与港英政府谈判和协商。对于亚洲基金会的作用，其自我评价是：它“是推动中文高等教育变革的关键因素，在影响成员书院和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方面扮演主要角色”；[16]“如果没有基金会的援助，中文大学的成立还要推迟许多年”。[25]

四、名实之间：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形塑与神塑

要客观全面地评估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影响并不容易。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有人将其归功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即“中文大学是唯一一所由中国学者自己创办，并且秉承中国文化和教育理想的大学”[26]；有人将其归因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港英政府对中文高等教育态度的转变。无论如何，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立绝非一方之力，一时之功。从已有证据来看，美国官方和民间组织在其中的作用足以与前两者比肩。而在所有援助香港中文书院的美国官方和民间组织中，亚洲基金会虽然不是单笔援助最多的机构，但它在书院间的沟通互联作用、推进书院联合的长期努力以及对香港中文大学形制与精神立场的塑造，是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比拟的。①

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影响力通过其对孟氏教育基金会、联合书院、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的资助即可见一斑。若要更加具体一些，则要谈及“美援文化”留在香港中文大学身上的某些深刻烙印：文化自由的价值取向、现代教育理念的渗入以及逐渐转向区域化的办学方针。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大学的真正影响或许应当归结为：名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实为宣传美国“文化自由”观念；名为支持中国文化，实为改造中国文化。 

①亚洲基金会对包括中文书院在内的目标群体施加影响的手段和方式需另文撰述，这里大致归结为：通过选择性资助来引导目标群体走向；运用“增值效应”，通过提供初始资金和动力，引导更多资金向某一方向流人；利用广泛的人际网络，带动并维持某一援助的风向和潮流；必要时隐藏于幕后，以使政策目标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前面提到，美国亚洲文化冷战的总体目标是要引导目标群体反华亲美，但冷战前期亚洲特殊的政治环境迫使美国将反共的目标放在了首位。通过选择性资助，亚洲基金会不断引导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方向，引导华人群体的态度和兴趣，引导香港中文教育的发展走向。新亚书院从一开始就得到亚洲基金会的特别对待。在亚洲基金会眼中，新亚书院的标签是“由华人社会知识界居领袖地位的知名学者牵头，其学生在反共斗争中表现出积极地参与精神”。为此，新亚书院得到的援助较其他书院更加优渥。当时，新亚书院不仅享受孟氏教育基金会学生奖学金项目资助，还额外得到26个奖学金名额，新亚书院在籍学生总数不过百人（一说为90人），这使新亚学生获得资助的比例非常高。[10]新亚研究所是亚洲基金会又一重点资助目标。亚洲基金会为其提供了1.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之所以资助新亚研究所，是因为“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展开研究，可以使中国人认同这一传统文化，进而反击共产主义”。[14]但在更隐蔽的层面，亚洲基金会亦想通过支持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向所有华人展示西方“文化自由”形象，“转而激起华人群体对自由世界观念与项目的热情支持”。[14]换言之，鼓励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研究，短期目标是反击共产主义，但其深层的长期目标是借“文化自由”观念，借美国对文化的“宽容”态度，来展现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一所中文大学在香港的存在无疑是美国“文化自由”观念的最好体现。

然而，推销“文化自由”也并非亚洲基金会促进香港中文大学创建的全部动力。亚洲基金会所谓“保存中华文化传统”、“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背后还有更为审慎的冷战思考，即在中文院校渗透现代教育理念，对中国文化进行现代改造，以助益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所谓东西方发展模式之争。对比美英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过程中的作用会发现，港英政府的政策出发点往往是殖民统治的稳固（香港的稳定、华人社区的影响力、不刺激中共，或多或少还有来自美国的压力等等），而美国的政策出发点是深信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正因为如此，美国对中文书院的政策往往与其对中国、东南亚乃至对全球的冷战政策相关。

1954年以前，美国对于中共政权能否持久稳定是存疑的。时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的腊斯克曾经说过：“我们许多人都不相信中国政权能够长久”，因此，在中国边界之外储备一批受过培训的、有能力的中国人非常重要。这样，“当自由回归（中国）时，他们会成为中国人可以依靠的力量”。[11]香港中文大学书院联邦制的雏形是很早就确定了的，目的即为保持“流亡书院”的特征，迎合中国知识分子“唯有中国文化存活，中国才将存活”的认知。亚洲基金会支持新亚研究所的一部分意义也正在于此。[16]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亚洲冷战不可抑止的滑向另外一条轨道，中共政权不仅稳固下来，而且还对西方的制度模式提出挑战。随着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独立，东西方对抗以两种发展模式竞争的形式呈现出来。中国积极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从贫弱国家走向强大工业文明的样板，证明“共产主义是大势所趋”。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切实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此时，美国的文化冷战目标不仅要宣传美国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和技术能力的优越性，更要使尽可能多的人接受美国模式的现代化理念。美国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期待自然也包含了新的内容。

在冷战的影响下，亚洲基金会名为支持中国文化，实为改造中国文化的政策趋向愈益明显。与冷战时期美国诸多心理战和文化冷战机构相同，亚洲基金会董事会由美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有经验的外交官组成，相当一批知识分子也参与到基金会的项目筹划与实施中，他们“不知不觉中成为中情局观点的传播者，为其预算提供合理性”。[27]在中国文化塑造问题上，为亚洲基金会提供思想源泉的是历史哲学家诺斯若普和国际法学家多尔西。多尔西尤其强调“应当更新中国传统和思想，使其与20世纪西方技术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这一残酷现实相妥协，给予其有活力的表达，以便使中国大陆以外和铁幕后的中国人最终遵从这一信仰”。[19]

亚洲基金会欲使香港中文书院和大学教育中渗入现代西方政治和科技思想的项目不胜枚举。首先是教科书项目，亚洲基金会通过孟氏教育基金会资助了一个教科书项目，目的是为中文书院提供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教材。1955年编制的课本和参考书指导纲要明确规定：课本内容应当将东西方思想联结起来；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教科书的编撰应基于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16]这套15本的大学水平教材，不仅供香港中文院校使用，还准备供台湾地区和其他地区使用。[14]其次，亚洲基金会资助新亚研究所的目的也并不单纯。私底下，亚洲基金会认为研究所的重点应当是教育和培养那些从中文书院毕业的优秀学生进行研究生学习，通过引进“新鲜血液”，刺激现代思想并增强活力。[14]对于中国文化研究，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也越来越具有导向性。1961年，在研究项目的资助说明中，亚洲基金会明确表示：“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不再限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而是要包括与现代中国社会或当代中国事务有关的儒学思想。"[28]最后，进入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为引导香港中文大学未来的走向，一方面为吸引东南亚华人学生，亚洲基金会的资助重点越来越转向加强中文书院（中文大学）的理工科专业，加强工程与科学课程的设备与设施。[25]

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与存在的三支源流——中国知识分子、港英政府和美援机构，均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形制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三者努力的方向有时是一致的。比如，对于中西文化融合，中国知识分子从体用之辨的角度出发，也在竭力寻找答案；对于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港英政府亦主张增加技术教育的规模[29]；对证明“共产主义是大势所趋”。①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切实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此时，美国的文化冷战目标不仅要宣传美国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和技术能力的优越性，更要使尽可能多的人接受美国模式的现代化理念。美国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期待自然也包含了新的内容。

在冷战的影响下，亚洲基金会名为支持中国文化，实为改造中国文化的政策趋向愈益明显。与冷战时期美国诸多心理战和文化冷战机构相同，亚洲基金会董事会由美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有经验的外交官组成，相当一批知识分子也参与到基金会的项目筹划与实施中，他们“不知不觉中成为中情局观点的传播者，为其预算提供合理性”。[27]在中国文化塑造问题上，为亚洲基金会提供思想源泉的是历史哲学家诺斯若普和国际法学家多尔西。多尔西尤其强调“应当更新中国传统和思想，使其与20世纪西方技术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这一残酷现实相妥协，给予其有活力的表达，以便使中国大陆以外和铁幕后的中国人最终遵从这一信仰”。[19]

亚洲基金会欲使香港中文书院和大学教育中渗入现代西方政治和科技思想的项目不胜枚举。首先是教科书项目，亚洲基金会通过孟氏教育基金会资助了一个教科书项目，目的是为中文书院提供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教材。1955年编制的课本和参考书指导纲要明确规定：课本内容应当将东西方思想联结起来；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教科书的编撰应基于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16]这套15本的大学水平教材，不仅供香港中文院校使用，还准备供台湾地区和其他地区使用。[14]其次，亚洲基金会资助新亚研究所的目的也并不单纯。私底下，亚洲基金会认为研究所的重点应当是教育和培养那些从中文书院毕业的优秀学生进行研究生学习，通过引进“新鲜血液”，刺激现代思想并增强活力。[14]对于中国文化研究，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也越来越具有导向性。1961年，在研究项目的资助说明中，亚洲基金会明确表示：“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不再限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而是要包括与现代中国社会或当代中国事务有关的儒学思想。"[28]最后，进入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为引导香港中文大学未来的走向，一方面为吸引东南亚华人学生，亚洲基金会的资助重点越来越转向加强中文书院（中文大学）的理工科专业，加强工程与科学课程的设备与设施。[25]

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与存在的三支源流——中国知识分子、港英政府和美援机构，均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形制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三者努力的方向有时是一致的。比如，对于中西文化融合，中国知识分子从体用之辨的角度出发，也在竭力寻找答案；对于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港英政府亦主张增加技术教育的规模[29]；对于香港中文大学区域化乃至全球化的办学方针，钱穆早在注解新亚书院时就曾指出，这是“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之意，可见其视域并不局限于香港和内地。然而，美援机构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迥异的。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香港中文大学无论从名称上还是从精神实质上都只为保存中华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然而，在美援机构的干预之下，成立不过十余年间，香港中文大学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钱穆等一批中国学者辞职离开，书院联邦制在事实上解体，汉语作为教学媒介失去了统治地位。香港中文大学越来越靠近一所现代大学，但却越来越远离了中文书院的本真。

参引文献：

[1]The Asia Foundation, Database: the CIA Records Search Tool (CIA CREST), DOC_OO01088617.

[2]Grace Ai-Ling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1963,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Ting-Hong Wong,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Falmer, 2002.

[3]Databas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DDRS), Gale Group, Inc.,  CK3100069844.  .[ 4 ] DDRS, Gale Group,lnc.,  CK3100325915.

[5]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7, Hong Kong Program, General.

[6]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hereinafter cited as DDE Library), White House Office, NSC Staff papers, 1953～1961, PSB Central Files Series, Box 11, Folder: Aid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 (3).

[7]Robert Blum, The Work of The Asia Founda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29, No.  1  (Mar.,  1956).

[8]Database: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 PD00141, p.6.

[10]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6, Hong Kong Organization, Menciu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General, 1951～1954.

[11]DDE Library, White House Office, NSC Staffpapers,  1953~1961, PSB Central Files Series, Box  11, Folder: Aid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 (1).

[1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 Box  l, Proposed Plans to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13]Harry Truman Library,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Files, Box 4, Folder: 080, Americ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

[14]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5, Hong Kong, Budget General,  1954~ 1955.

[15]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5, Hong Kong, Reports Corres General, 1952～1957.

[16]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6, Hong Kong Organization, Mencius Foundation General, 1955～1957.

[17]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5, Hong Kong, General (Overseas Chinese Contacts).

[18]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5, Hong Kong Administration, Budget,1952 ~1953.

[19]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96, Overseas Chinese Administration.

[20]古远清：《当代台港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 2年版，第41页。

[2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5, Hong Kong Budget,  1956 ~1957.

[2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5, Reports, Hong Kong Administration,1956.

[23]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7, Hong Kong Program, Media Textbooks General,  1956 ~1957．

[24]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6, Hong Kong 201, Organization, Mencius Foundation Faculty Assistance Prog.

[25]Hoover b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170, Hong Kong Program, Education, Chinese Colleges Joint Council 

[26]陈方正：《与中大一同成长：香港中文大学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图史(1949~1997)》，（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27]Ron G. Crocombe, The PacificIslands and the USA, Suva, Fiji: University ofthe South Pacific, 1995, p.126.

[28]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171, Hong Kong Program, Education Schools & University, New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Fellowship Program.

[29]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941 t0 2001: Visions and Revi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4, p.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