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是论坛 老王社长按刘路：中共的转型与中国现代化之路： 刘路先生这篇文章，未定稿时，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很好”。 “很好”，不是说，都赞成他文中的所有意见，而是说，我肯定他能够睁开自己的眼睛观察客观世界的一切，开动自己的脑筋，运用自己的学识，去独立地思考眼前中国的各种问题，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见解和中国发展道路的见解等，毫不畏惧一切必然要汹涌来到的各种恶势力的压力。刘路也算海外民运中人吧？这种不随波逐流的反潮流的精神，恰是海内外“民运”中，最为可贵的。 现推荐这篇文章，请大家看。文章首发在《明镜》。《明镜》把文章的原标题改了个不知所云。这里不采纳。仍用刘路发来定稿。 2015年6月30日 ================================================== 刘路：中共的转型与中国现代化之路 正在崛起的中国 在当下中国的主流思想界，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不管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有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中国最终将走向宪政民主制度。如果说有区别的话，不过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路线图来实现这个目标。不过还有一种观点，虽然不是主流，但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越来越被实践证明，它可能是更正确的选择。那就是： 中国可能会走向另一条道路，它以体现人民的根本意志和利益为旗帜，尊重中国的国情民意，从中国数千年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以“选贤任能”为手段，以“善治良政”为目标，最终实现国强民富、长治久安，公平正义，人民自由幸福的宗旨。 这条道路被中国执政集团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不久之前，中国崛起还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但是今天，即使最激进的政治反对派，也不再怀疑中国已经崛起这个事实了。不断有从国内回来的朋友告诉我，中国的变化太大了，北京、上海、天津等一线大城市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发达地区，其现代化程度已经超过了欧美最发达的城市。 甚至有西方学者断言： 未来人们再来看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的这段历史，人们只会把美国911恐怖袭击、美国出兵海湾看作三流事件；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赢得冷战胜利也只不过是二流事件；而第一流的事件，乃是中国的崛起，这才是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 但也有人否定中国的发展成就，认为中国区域差距太大，几个大城市建设的光鲜漂亮甚至超过了欧美并不能说明中国真的崛起、真的强大了。还有一句形象的比喻：城市像欧洲，农村却像非洲。 政治学者张维为教授曾经到非洲实地考察过，还走过包括印度、菲律宾、东欧等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国震撼》中断言： 说这种话的人，既不了解中国的农村现状，也没有去过非洲。根本不知道非洲的赤贫是个什么样子。根据联合国制定的绝对贫困线即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世界上有三十亿人还处于贫困状态，其中绝大多数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很多城市比不上中国的农村，人均寿命不到50岁，而中国农村是70岁。城市居民一半人住的是贫民窟，农村居民则都住在茅屋、窝棚里，连窗户都没有。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89%的农村人口没有电。发展中国家则41%的农村人口没有电力供应，而中国农村，除了西藏70%的电力覆盖率之外，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村村通公路工程已经在全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和农村新医保，已经在全国实现。虽然农村的发展水平总体起来不如城市，居民收入不高，但是农民有自由土地和房屋，这些资产如果通过新的土地政策释放出来投入市场，农村人口的财富将增加数倍！ 虽然农村跟城市的差距跟发达国家来比还差得很远，但是中国解决了农村人口的衣食住行和医疗、教育问题，这就是一个了不起成绩，再想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农民又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这个奇迹就更让世界刮目相看。 根据有关权威国际机构的估算，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可能就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实现。（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按购买力平均价格来算，二〇一五年就超过了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实体。）中国在十几年来的“崩溃论”的唱衰声浪中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悄悄崛起，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最关心中国的海外华人，我们不能不对此检讨、深思。 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 许多国际知名的政治学者包括一些对华友善能够理性、客观看待中国发展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虽然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通过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和苏东巨变的考验，并且通过发展经济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但是中共毕竟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强权政党，它不可能永远执政，而且根据对其他共产党政权执政周期的考察研究评估，中共的执政周期已届末年。中共退出历史舞台和中国社会的巨变，可能就在最近十年到二十年之间发生，中国终将成为像西方那样的宪政民主国家。 二十多年来，笔者曾经对这个判断深信不疑，但是，面对着中国崛起并即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实体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我对这个曾经的判断产生了深刻的疑惑。 中共是否是西方政治学概念中的那种现代政党？它的领导能力是否已经衰竭，正在面临退出历史舞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又该怎么理解它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震惊世界并将深远影响历史的中国崛起这一奇迹呢？ 中共曾经是一个革命党，是根据列宁主义组建起来的具有铁的纪律和强大组织动员能力，掌控着社会一切资源的超级政治、军事集团，这个特性让它在长期的武装斗争时期，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共建政后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并没有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而是继续延续革命党的特征，用战争策略和斗争手段统治中国，发展经济和管理社会，结果导致了巨大的灾难。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开始着手改造中共的这种特性。通过借鉴历史上“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文化传统，培养了一批技术官僚作为第三梯队，而不是延续由自己的子女子继父业。因此，中共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基本上都是由知识分子（这批人大都是工科工程师，类似于历史上的士大夫集团）通过层层选拔出任的。 在基层，执政集团出台了公务员考试制度，各级官员都必须通过公开考试，进入这个体制，然后经过历练、提拔，进入更上一级的领导层，直至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江泽民的第三代领导集团和胡锦涛的第四代领导集团，都体现了这个特点。虽然第五代习近平这里有点反弹，好像中共又在考虑恢复打天下坐天下的旧思维，实际上这个说法虽然极具蛊惑力，但却没有什么事实依据，也经不起逻辑分析。因为不但习近平本人也是经过这个“选贤任能”的机制层层选拔上来的，其他的大多数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其家族红色背景的色彩已经很淡。中共开国元老及其子女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已经日趋式微，“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在发育光大。 如果说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中共正在由打天下坐天下的革命党演变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士大夫执政集团”，那么，二〇〇〇年，第三代领导集团当家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则是更有力的证据。“三个代表”，的完整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跟传统政党声称代表社会某个阶层的利益出现了巨大反差。所以当时有一种舆论：“三个代表”岂不是不是把共产党变成了“全民党”？其实这个质疑根本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因为一个团体如果自称代表所有人，那就什么也不代表。原因是“代表”云云，一定要有相对人，必须有相对阶层的存在，并且彼此博弈竞争，“代表”才有意义，“代表”说白了就是“代理人”。就像一场运动会上，突然跑出一个队伍来，旗帜上写着“代表所有参赛队参加比赛”，请问它能跟谁比赛？ 由此，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从其内容看，实际上谁也不代表，只代表它自己——新时代的士大夫“执政集团”。如果你还没有理解这个意思，那就请读读北宋大儒、理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仔细品味一下，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岂不就是张载横渠四句的现代版？ 如果中共根本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也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个革命党，而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士大夫执政集团”，它的选拔机制是“选贤任能”，它的追求目标是“善治良政”，那么，我们能指望它被一朝赶下台吗？想想看，十三亿中国人，八千万中共党员，基本上把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精英囊括在内，通过现代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公务员考试、干部学院在培训等选拔培养机制，通过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岗位的拼打历练，选拔进入各级政府管理岗位，这些人大都已经变成了治国干才。（这也是中国奇迹出现的一个人才原因吧。）正如当年目睹开科取士盛景的唐太宗所感慨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中共把所有的精英都笼络到它的体制内去了，等于消弭了政治反对派存在的可能性，怎么能够设想会凭空冒出另一大堆治国精英来取代他们？ 中共领导的合法性探源 有人说，根据现代政治学的人民主权理论：天赋人权，人民主权，要求政府以及政府领导人必须经人民选举产生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就没有什么合法性。现在的执政党是依靠暴力和谎言欺骗，强奸人民意志，霸占国家政权，根本就没有什么合法性可言，因此它的下台是历史的必然。 这个说法逻辑上貌似很顺畅，但认真分析，却不难看出，这是一种肤浅的历史文化观。一个政权是否有合法性，并不是只有西方政治学的“人民主权”理论这一个标准。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不容置疑，而是可以讨论的。 从逻辑上说，如果我们认同这个理论，那么，所有没有经过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政权都不具有合法性自不待言，如此以来，历史上在人民主权理论但是之前和之后统治世界的那些国家的政权，我们难道都认定它们都不具有合法性？都是非法政权？或者说的再明白一点，我们难道可以说凯撒或者秦始皇的政权是非法政权？这显然很荒唐。 有人会说，那是历史，历史上的政权应该适应历史的标准。如果这个解释成立的话，就等于说，政权的合法性可以引入历史这个维度来考察。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中断的文明古国，现代中国实际上是传统中国的延续、继承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建立其大一统的文明国家体制之后，一直沿用的是皇权和士大夫集团互相配合、共治天下这样一个政治模式。皇帝在很多时候，都像一个握有全部股份的董事长，对国家主张主权；而宰相和内阁文官集团，则像职业经理人，具体操作和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行使治权。在有些朝代，比如东晋和北宋，皇权甚至被相权严重制约，皇帝没有经过宰相的同意，根本就不能决定任何事，更不用说国家的大政方针。北宋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赵匡义，严格说来也算是亚开国皇帝，历史上甚至有“烛影斧声”弑君篡位的嫌疑。这样一位强势的君王，跟宰相寇准讨论问题说不到一起去，起身要走，居然被寇准扯着衣服按到在凳子上，非得把问题讨论清楚才能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扯衣进谏”。太宗的儿子真宗想把自己的一个爱妃提拔为贵妃，担心宰相李沆不同意，不敢在朝堂上说出来。深更半夜写了一封手诏让内臣送到宰相府，宰相李沆居然把手诏放到蜡烛上烧了，还对太监说：回去告诉皇帝，就说我不同意！看看，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有多么厉害！ 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李沆可能是个权臣，汉末的曹操、明末的严嵩，这种权臣不是史不绝书吗？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稍微翻看一下北宋史，就知道李沆不但不是权臣，而且是有宋一代被史书称为“圣相”的唯一宰相。他的个人品格能称得上“圣”，可能是欺负皇帝的“权臣”吗？ 举这两个例子，不过是想说，士大夫治国在中国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中国的皇权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一人独大，一手遮天，一言九鼎。人们产生这样的史观，更多的是因为明清两代皇权膨胀、劣政肆虐的影响。 前面说过当代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延续、继承和发展，这里面既包括极权政治的负资源，也包括“士大夫治天下”带来的“善治良政”这样正资源。建国之后，我们走过了走过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政治暴虐时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也给执政党带来了合法性危机。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开始了对自己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和文化滋养让中共认识到，横向移植西方民主政治，展开党派对抗、竞争可能激发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负资产——党争之祸。这种惨祸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史不绝书：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北宋元佑党争，明末东林党案等等，每次党争都让国家精英集团生生撕裂，彼此攻伐，斗得你死我活，最终动摇国本，甚至亡国灭种。北宋的元佑党争，奸相蔡京甚至能够动员宋徽宗用他那著名的瘦金体把包括司马光、宋东坡、黄庭坚等中国历史上光芒四射的史学大家、文学大家和书法大家一百多人（后来发展到三百多人）都统统打成“奸臣”，并刻成元佑党籍碑，刊行全国，让这些不世出的文化名人在世的“永不叙用”，亡故者“子孙后代不得居住京城，参加科考”。酿成中国历史上的超级丑闻。乃至于南宋大儒朱熹提到这段历史，挥毫写下八个大字：群奸肆虐、流毒四海。 中国文化中的正资产，如有容乃大、和而不同思想，则又可以容纳不同的思想和文化和宗教，和谐共处，相安无事。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能够通过科考机制，提供一个社会阶层上下流通，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管道，从而有利于国家聚拢治国精英，让真正有才华有能力的底层精英通过这个管道进入统治集团的上层，从而消弭危害政权稳定的反对力量。 中共第三、第四代领导集团，从传统的科举考试中汲取了政治智慧，构建了具有中国和当代特色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和司法官员资格、律师资格考试制度，让社会上的优秀人才进入体制。在经济、文化、出版等领域，则开放市场，改善创业和投资环境，优化经济结构，让优秀的创业者和企业人才进入职场，从而发财致富，造福社会。中共还通过反腐败和纪律检查机制，坚决打击党内宗派势力的抬头，削平党内大大小小的山头，严防出现历史上的党争现象。 中共的这些努力，导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党内和社会上基本保持了稳定，为社会发展和经济腾飞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让全民平均财富增长了七倍。国泰民案，自然赢得人民的拥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民心所向”，“天命所归”。这种成绩和现象，可以理解为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赢得了政权的合法性。这是不同于西方的所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合法性”。同选票产生的“合法性”相比，中共用自身改造的进步和国富民安的成绩赢得的民意“合法性”，似乎更深刻、更广泛、更恒久。这种合法性，我把它称为历史逻辑的合法性。或者叫相对于“程序合法性”的“实质合法性”。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又获得了人民的拥戴，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模式的西方政治学思想资源 中国模式的出现并不是只有传统政治文化一个思想资源，还包括吸取了人类政治史上的英美保守主义思想资源。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理论就具有鲜明的英国政治保守主义色彩。 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著名的“三论”，即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石论（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不去争论），这三论被政治反对派讥笑为“实用主义”。实际上不管是褒扬邓小平的一派还是反对邓小平的一派，都没有从理论上真正认识邓小平思想的精粹。邓的思想本质上属于英国政治保守主义，虽然邓小平本人不一定能认识到，他自己的思想维度居然跟英国政治保守主义暗和。 英国保守主义的开山鼻祖埃德蒙 柏克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反对从主观理念出发去设计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他认为好的制度应该是依据自然秩序，靠人类世世代代的智慧累积生发出来的。他反对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等设计出来的“自然的”、“天赋的”或者“契约的”种种假说，认为这一切都是从抽象的观念立论的。诸如：人生来自由平等，天然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一项契约关系，当统治者违约进而侵犯人权的时候，人民有权起来推翻统治者夺回自己的自由，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就当然方面立论，也就是理该如此，就像《独立宣言》所说的，是“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真理。柏克认为，这些看似真理的东西其实都是人们臆想出来的原则，是应然判断，而不是实然判断。他认为现实可行性是唯一的尺度。现实生活是复杂多变，形形色色、多姿多彩的，人们无法将它纳入一个严谨的逻辑理论体系之内。不是现实要服从原则，而是原则要服从现实。成为政治理论的基础的，乃是现实生活中各种利害关系乃至于社会的体制、人们的情感和愿望等，而不是天赋人权论者们所宣扬的抽象的原则。 虽然我们承认，人人都应该自由平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由平等是从来也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人与人的关系从来都是强制和压迫、奴役的关系。人类应该自由平等不等于说人类在某一个历史阶段确实存在过自由平等这回事。 实际上，作为英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传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也都明白这个道理，虽然他们在《独立宣言》和后来的宪法中，慷慨承诺了美国人民那么多自由平等人权的承诺，但是，他们更知道理论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虽然宪法宣布人人平等，但是美国的妇女直到一九二二年、美国的黑人直到一九六五年才拥有选举权。基于对人权不平等的种族歧视制度，也是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努力才在民权运动中被结束。美国人明白，一个良好的、公平的制度的建立，并不是像法国大革命一样，用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推翻一个旧世界就可以从天而降的，它一定要有一个自然生发的过程，要靠传统文化的滋润和几代人的奋斗、努力才能实现。 柏克思想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尊重传统。柏克认为，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因此服从社会秩序也就是服从自然秩序。国家在历史和地理上都是一个民族的载体，它体现了人的社会功能，并且它是世代沿袭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值得人们尊重的传统，其中包含着人类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这种传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所以人们对于传统只能是满怀敬意的加以珍惜，小心翼翼的加以维护，而绝不可以动辄轻举妄动加以否定，乃至砸烂。传统作为人类悠久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是人类健全的进步和发展的唯一保证。由此柏克激烈反对法国大革命，认为它从根本上冲击并动摇了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基础，以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人类文明的瑰宝。 而实际上，法国革命之后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又何尝不是从一个绝对的理念出发，改造社会和人类，最终导致巨大的灾难？从中国革命历程中走出来的邓小平，不相信任何先验的理念、原则，也不相信什么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承认绝对真理。他的思想底色是经验理性， 主张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主义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未知的世界保持一种谨慎的敬畏，终于领导中国走出了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这也就是文革之后中共总结的“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改革成功的终极武器。 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西方式民主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有位女诗人写过一首美丽动人的诗《致橡树》，诗中写道：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又像戟/我有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 诗写的漂亮，洋溢着一种英雄主义的壮美，曾经激动过那个时代无数文艺女青年。但是诗毕竟是诗，诗意浪漫，曼妙绮丽，作为一种艺术享受无可挑剔，但文学上的虚构和夸张却不可当真。因为，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木棉树是无法跟生长在寒温带的橡树“站在一起”的，更不用说什么“根深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了。如果非要像诗中写的那样，把木棉树移植到寒温带跟橡树站在一起，那么她肯定不会长出“红硕的花朵”，只能被冻死。同样，把橡树移植到热带地区，它也不会再有“铁枝铜干”，只可能是一根“枯木朽株”。移植的结果一定是毫无诗意，大煞风景，因为橡树和木棉树生活在它们各自的环境中，适应、习惯了各自的水土、空气、日照和风雨，你把它们横向移植到陌生的地域，它们只会死去，因为水土不服，违背了自然秩序。 社会制度也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同样遵循自然秩序。自然界中的橡树和木棉树无法跨维度移植生长，那么社会制度是否就可以横向移植？简单地类比未免轻率，让我们来看一看，非西方国家横向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结果吧。 只要对现代政治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就会知道在非西方国家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菲律宾实行美式民主差不多一个世纪，三分之一的民众生活在赤贫当中，十分之一的人口在国外打工，至今仍然是东南亚最贫穷的国家。 泰国也搞了差不多七十年的西方民主，至今走不出民选政府每过几年就会被军事政变所推翻的怪圈，据统计泰国从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以来，发生过24次政变，令人诧异的是泰国每次政变产生的非民选政府往往比真正的民选政府政绩要好。 印度一九四七年独立，比中国早了两年，当时的GDP比中国还稍多一点，现在实行西方民主的印度是个什么样子？虽然印度近几年来在软件业、制药业、外包业等方面表现令人瞩目，世界上的大媒体也都纷纷赞扬，但是真正到过印度和中国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印度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被中国拉下不少于二十年！考察过印度社会的张维为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说： 在被称为印度的上海的孟买，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新建的楼房，但是都被包围在汪洋大海般的贫民窟之中。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就有一个叫达拉维（dharavi）的贫民窟，号称是世界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一百万人。这里的居所基本上都是些暗无天日的窝棚，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二、三平米，平均每1400人共用一个厕所。这里苍蝇乱飞，老鼠横窜，各种传染病肆虐。这里还是孟买最大的废品处理场，许多童工和低种姓者在这里打工，他们没有手套、口罩和起码的劳动保护工具，手工处理各种废塑料、废电脑、废瓶子、废纸箱等垃圾，把它们加以分拣，重新处理。这里的大多数打工者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没有休息日。吃喝都是自己承担。这里只有每天三小时的供水供电，劳工大都被黑社会控制，成为跟黑社会勾结的一些政客的稳定的票仓。政府部门和官员贪腐成风，对发生在这里的血汗劳动、童工奴隶、专横的黑社会根本不管，甚至跟他们沆瀣一气。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在最发达的孟买，呈现给世人的是几十万、上百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是那种在中国已经绝迹了二十年的衣衫褴褛、无家可归、令人绝望的赤贫！ 有些人甚至主张中国应该学习印度的民主制度，张教授和笔者都觉得他们应该先去印度的贫民窟里生活一个礼拜，体验一下民主制度之下印度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搞清楚什么是贱民，什么是暗无天日，什么是没有最起码的尊严和人权，再来谈民主才有说服力。 有人说，你不能光说那些不好的典型，为什么不谈谈韩国和台湾？实际上，韩国和台湾的经济起飞都是在威权政治时期完成的，这两个地方实行民主转型之后，经济反而下滑。韩国的民主化搞了二十多年，民主化水平仍然滞留在强制性制度约束层面，韩国的政客们都赞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但是一旦自己的政党沦为少数，就不再服从这个原则，因此韩国的国会上才会不时上演暴力冲突的“全武行”闹剧。台湾的经济起飞发生在两蒋威权政治时期，民主转型之后，特别是在陈水扁当政的那八年，官场贪弊、族群分裂、经济下滑、民怨沸腾，如果不是中国大陆经济的拉动，韩国和台湾在一九九八年和二〇〇八年两次经济、金融危机中能否挺过去，不沦为像泰国那样的悲惨境地，还真难说呢。 有人可能要问，你论证了这么多，是不是要论证威权政治好，民主政治不好？笔者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好或坏的制度，只有适合或不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如果不适合自己的国情，不管它是什么制度，一定是坏的制度。西方民主政治有它独特的生长发育机制，比如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为有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文化土壤，就能生长发育，形成一个典型的西方式宪政民主国家。而在非西方国家，因为没有这样的政治文化土壤，没有那样的历史传统，那就必然像我们把生长在热带的木棉树移植到北美高纬度地区一样，不但开不出红硕的花朵，反而只能变成枯木朽株。枯木朽株再怎么努力，（毛泽东有一句诗曰：枯木朽株齐努力）也不能起死回生，焕发生机。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面对中国崛起的不容否认的事实，有西方政要发出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虽然可以输出电视机，但却不能输出电视节目；中国虽然能够输出商品甚至高铁技术，但是却不能输出思想和价值观。 很多中国人都认同这个看法，并为此感到气馁。其实，这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而且把话说得太早、太武断、太绝对了。中国是个文明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中断的文明古国，她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坠，其中自有其为其他古文明所不具备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生命力。而且中国曾经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是作为一个超级文明大国傲视世界的。我们的文明曾经领先了几千年，仅仅在最近二百年才落后于世界。而且，从中国古老文明和政治文化传统中汲取了营养和智慧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领导人民急起直追，突飞猛进，经济社会发展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 作为经济总量正在赶上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西方人怎么就敢断定中国的崛起仅仅是财富的增加，而不是综合实力的提升呢？怎么就敢漠视这个震惊世界并将在今后若干年里深刻影响世界格局和历史进程的人类奇迹背后支撑着的政治文明和东方式价值观呢？西方世界的衰败和中国崛起背后，难道没有作为其发展基础的价值观的此消彼长？ 在西方，曾经优秀的价值观正在出现变异，个人价值至上逐渐演化为极端个人主义；法治文化演变为法律文牍主义，导致司法僵化、低效，成本高涨；民主理念演变为民主形式主义，导致民粹盛行，政客们为了选票拼命讨好选民，只注重眼前利益，缺乏大局和长远规划，民粹肆虐，福利居高不下，懒人成堆，社会死气沉沉，严重缺乏活力，国家财政只好破产。 在中国，古老的政治文明和现代市场经济思想结合，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表现为统治集团重视家国同构的传统价值、重视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以及人民的长远利益，提倡实质民主，从“选贤任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通过考试和岗位历练，选拔精英人才打造“善治良政”，人民高度认同这种新价值新理念，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东西方价值观的演化和变异，两者的优劣，不是越来越鲜明地反映在客观的治理成果中了吗？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中国真如中共承诺的那样，在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即2049年），全国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的综合国力稳居世界第一，（就现在的中国跟西方的发展速度看，这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甚至这个目的的实现还可能提前五到十年），那些正在衰败下去找不到发展方向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和欧盟，那些已经国家濒临破产、寅吃卯粮、靠国际社会救济的南欧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等，难道它们不会低下傲慢的头颅，把惊诧、渴望的目光重新投向东方，到正在崛起的中国文明中寻求治国的思想资源吗？我不知道，出现这种戏剧性场面的时候，曾经发出如上高论的西方政要，又该如何发言？ 简言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是要破除西方价值乃是绝对正确的“普世价值”这个现代迷信，不要老想着去跟人家“接轨”。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在东方政治文化传统中“挖潜”，同时学习西方的现代行政管理、城市管理理念，学习西方的法治思想和人权理念，同时又不胶柱鼓瑟，邯郸学步。在改革中理顺各种关系，解决具体问题，同时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如：全民不动产财产登记制度，大额现金使用制度，官员财产和收入公示制度，公务员和其他公职人员任职、升职、调离财产审计和公示制度，公民信息公开制度等等。这一切都纳入法治的轨道，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些制度，在互联网时代，通过大数据手段掌控，实施的成本越来越低廉。例如规定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交易必须通过转账，不得使用现金；所有公民的收入都必须每年申报一次，账户财产跟实际收入不符要交代清楚并科以重税等等。 不要小看这些基础制度，如果这些制度得以实施，再和党纪国法配套实施，实际上行贿就很难进行，因为转账会被记载，而现金行贿又很难操作。中国就会变成一个清廉的社会。 比如官员不动产被登记，如果一旦实施，就算贪官有本事弄了几百台车，几十栋房子，几千万现金，他往哪里藏？还不都成了见不得阳光的“黑财”，并最终变成将自己炸得粉身碎骨的不定时炸弹？ 从某种意义上说，厉行法治，进行配套制度改革，注重基础制度建设，比搞什么顶层设计，修改宪法，大动干戈地实行西方宪政体制，搞地方自治、甚至联邦制，要有意义有效果得多。因为那样操作，实际上是建立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绝对真理，最佳方案，能够解决所有中国问题这个先验前提之上的。而实际上，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否就一定能一揽子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我们是不知道的，甚至可以说，是大可存疑的。看看几十个非民主国家实行西式民主制度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教训，我们还要真的相信西式民主制度救中国就像美国人在《独立宣言》里讲的那样，那么“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吗？ 我们甚至可以反思一下发明这个说法的美国人的言行和实践，如果美国人真的认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那么，怎么理解他们不在建国之初就解放黑奴，就给妇女选举权，就彻底废除种族歧视？这些不都是跟“造物主创造了平等的个人”的宣言尖锐矛盾吗？莫非美国的开国先贤们不认为黑奴和妇女属于人类？不认为种族歧视等于公开承认人与人并不平等？ 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更明白理念和事实，民主价值和社会实践并不是一回事。构建一个“善治良政”的体制，光靠漂亮的理念和冷冰冰的原则是不行的，还是要靠自然秩序的积累和演进，让它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土壤里，慢慢生发出来。这也正是柏克说的，好的政治制度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靠着人类智慧的积累，慢慢生长发育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把邓小平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是一种误读，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本就没有什么“设计”，靠的就是“三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不争论”，就是让人民去实践，政府事后追认。错了的改掉，正确的坚持。比如乡镇企业发展，比如分田到户，都是由下层民众先自发搞起来的。这比由上层倡导轰轰烈烈搞“大跃进”，最终导致大灾难要聪明得多。这些看上去很普通的大实话，其实蕴含着政治保守主义的思想精粹，是人类政治政治史上的智慧结晶。用学术语言讲，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种活力型改革，这是个多目标复杂系统，它无法由人来设计，只能靠激发社会的活力，由底层到高层来实践，推进。这就像市场经济只能靠“看不见的手”来操纵，而不能由人力来设计、计划一样。 结束语 写了这么多，仍然感觉还是有很多话没有说完，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讲透。但是限于篇幅，只能简单概括，作为总结。 在一片“崩溃论”的鼓噪和怀疑声浪中，中国悄然崛起。这个事实让世人震惊，也让一些头脑冷静的有识之士开始正视这个现象并挖掘它发生的原因。 探究中国崛起的成因，绕不开中国共产党，虽然有些人对它又恨又怕，但却不能无视它的存在，甚至还不得不跟它打交道，对它进行研究。那么，中共还是那个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矢志于消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全人类的苏共传人或者替代者吗？很多人会发现中共肯定是发生了变化，但仍有一些人认为它毕竟是共产党，是要搞独裁和专政的，有的学者甚至还制造了“红色帝国”这样的概念。笔者认为，这个看法已经不适应于发展变化了的现实，因为中共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三个代表”理论为标志，中共从第三、第四代开始，已经从党的理论指导和组织路线、体制结构等诸多方面，变成了一个“知识精英执政共同体”，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执政集团”。（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名字来命名它，只好先简称它为“执政集团”吧。）由共产党这个革命党演变过来的“执政集团”，有三个特征： 其一是吸纳了中国社会的几乎所有知识精英，包括行政精英、文化精英、教育精英、经济精英和军事精英等等，甚至还用其特有的统战手段统战了海外（包括港澳台）精英为它的统治基础增砖添瓦，锦上添花。这就在实际上消弭了政治反对派，除了极少数被流放海外或者关进监狱。一个没有反对派的执政集团，或者说一个反对派都被同化了的执政集团，从理论上说已经没有了倒台的可能性了，因为你只要还有政府存在，就需要执政集团。而谁执政谁都成为执政集团的一员，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执政传统延续二千年就是证据。 其二、这个执政集团已经没有了传统政党那种鲜明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它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也不跟任何阶层对抗博弈，它的意识形态变成了打造“善治良政”，摒弃劣政。发展经济和治理国家都只剩下一个目标，那就是保障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它高举的“三个代表”的旗帜，实际上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古代士大夫圣贤人格的现代宣言。这让它获得了历史传统政治文化逻辑所演绎生发出来的“合法性”。 其三、中共的入党程序，让知识分子进入官僚体制的上升管道中，除了通过公务员考试等业务素质资格门票之外，又增加了一张对于执政集团忠诚度和人格操守的政治门票，这为排除奸佞之徒阴险小人进入体制高层提高了门槛，又用党内学习、教育、培训机制规范了执政成员的政治操守和职业道德。当然这一点，中共目前做的还很不够，但是这个良好制度的种子已经埋下，生根发芽就只是时间和环境的问题了。 中共从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走向了一条实质上摒弃原教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模式，拥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思想资源上奉行英国保守主义的实践理性思维，自我改造的不归之路。但是中共也没有踏上西方世界所期望的多党民主化之路，而是结合自己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在政治上实行威权主义，经济上实行国家指导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上实行全面维稳、管制、压缩人民的自由空间和权利范围，以至于出现了被世人诟病的低人权、贫富差距加大、环境破坏严重，法治建设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等等种种问题。但是，同它领导中国取得的发展奇迹相比，这些代价显然在人民的承受范围之内。据透明国际组织2012年的统计结果，中国人对政府的认同率为82%，美国是29%，英国是30%，法国是29%，德国是53%，日本是20%。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中国政府真的就比西方国家政府做的好多少倍，但是至少也反应了不少民意吧，这些民意不正是合法性的表现吗？这也正是中国不走西方的道路，而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的一个理由吧。 笔者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宣称“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长期以来受到海外政治反对派的嘲讽，实际上这“三个自信”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自我吹嘘，而是一种汲取中国古老文明智慧，拥抱现代政治文明成果而创造出来的新的发展道路，即中国模式的概括表述。这个模式，让中国开始崛起，并走向民族复兴的征途。这是中国的福音，也是人类的福音。因为她是一个内敛、谦抑、讲求中道、爱好和平的古老文明的复兴，正如中世纪之后的欧洲文艺复兴一样，必将在人类政治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一稿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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