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应打破利益关系“反常态”

　　易淼

　　(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博士，讲师)

　　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研判，需要我们正确把握“新常态”。常态是“统一体的相对的平衡”(冯友兰,1982)，新常态则要求如何形成新的相对平衡。当前新常态最重要的表征是经济增长降档，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降到当前7%的新档位。但是，经济增速降档并不意味着新的相对平衡就能形成。要想做到适应新常态，首先要迈进新常态，这就要求必须消除在旧常态中生成的，反过来使得旧常态无法持续的制约因素。那么，这个制约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利益格局的“反常态”，是利益失衡。

　　在公平面前，利益是本质;但是，在经济关系面前，利益只是现象(赵磊,2015)。利益失衡的背后，是经济关系的失衡，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强弱悬殊。面对经济下滑，我们一直在谈“内需不足”、“人口红利丧失”、“技术进步乏力”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可以放在利益失衡的语境下予以理解：

　　(1)内需靠的是人民群众的购买能力，但是人民群众处于“节源开流”的局面——不断高涨的住房等支出，背后充斥着资本的利益，一下子掏走老百姓原本就不高的收入的大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需不足必然出现。

　　(2)“人口红利”丧失的背面，是资本的强势剥削。大部分的劳动者在低端的生产链上被粗暴地压榨，在高负荷的岗位上过度劳动，丧失了自我提升和发展的精力和动力。国家主人翁们只有把自己当做廉价品，交给资本和市场，“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马克思，1867)。

　　(3)对外，过去讲“用市场换技术”，结果市场没了技术也没捞到多少，许多利益白白输送给了外资。对内，我们说激发资本的创造力，结果国内资本主要把自己的“创造力”用在如何更好地剥削劳动者上去了。低廉的劳动力成为中国老板们的“定心丸”，使得中国老板们缺乏技术革新的动力。还有一些私人资本通过剥削加快积累，并购海外企业提升技术，这体现的不是创新能力，而是“剥削能力”。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充满着变数。我认为，当前迈向新常态的时期具有很强的过渡性色彩。这反映在中国经济既有实现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的可能，又有滑向更低增长水平的可能。而且，在我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最终会是哪种可能，关键是取决于能否从经济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层面，消除旧常态的制约性因素。比如：

　　——内需不足不仅是分配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制层面的问题，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发挥出应有作用来予以解决。

　　——人口红利丧失的问题，绝非“延退”、“二胎”等治标政策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回到经济关系层面，尊重劳动，提高就业质量，促进劳动者全面发展。显然，在这方面，公有经济相较私营经济而言，有天然的优势。

　　——另外，技术进步同样需要依靠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发展，这几年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高铁、重装备等技术和项目，主要靠的还是公有经济。

　　总之，在经济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层面进行科学调整，做大做强公有经济并使其名副其实，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能否良性发展。

　　但是，这些年来，我国所有制层面的调整已经出现了并不正常的“棘轮效应”——“国退民进”容易;反过来“国进民退”非常难，甚至连谈一谈做大做强公有经济都会被批为“开倒车”、“反改革”。其实，这不过是私人资本自我膨胀、不断强化、不愿让步的表现。因此，中国迈向新常态，必将遭到这个在旧常态中不断壮大的既得利益的极大阻碍。这也正是我担忧未来中国经济将可能滑向更低增长水平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