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李民骐

　　(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近来，“改革派”的政商两界领袖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南呼北应，大有“深化改革”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势。

　　先有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在清华大学大谈“中等收入陷阱”。据楼部长讲，要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有“好的政策”。什么是“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特别是，“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为了“改革开放”的伟业已经牺牲了一代又一代。本来，承蒙现总理的关怀，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分享“改革红利”。现在，按照楼部长的意思，还是要坚持“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还是要限制工会、限制集体谈判，还要放开农产品进口，放开金融，特别是“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还有什么盼头?

　　楼部长此言一出，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据说是遭到了“民粹主义式的攻击”。于是乎，半官半商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先生拔剑相助了，除了明确表态支持楼部长以外，更加提出了警世名言：“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险是改革往回走”，“导致不改革或者改革往回走的最大威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民族主义抬头，另一个是民粹主义抬头。”

　　李总倒是坦率，承认说，现在“改革开放”那一套说辞，在普通民众那里，特别是在青年那里，已经不大吃得开了。“民族主义盛行以后，对改革开放是绝对的阻碍。有大学教授反映，学生学了四年经济知识，但一旦遇上民族主义阴谋论，就会颠覆全部认知，失去基本的经济常识和判断力。”

　　尽管如此，李总仍然是坚信“改革开放”不动摇，坚信“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能用深化改革来解决”。甚至连“医患关系紧张”(连李总也承认，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可见在“改革开放”以前乃至在改革初期没有这么严重)，据说也是由于“用民粹主义思维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该付钱天经地义”造成的，因此也只能用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医疗私有化，美其名曰“社会资本办医”。

　　李总的高论尚在振聋发聩，房地产大鳄任志强先生又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表了“精彩演讲”。除了照例数落一番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之前)，我们几乎快崩溃了，没有什么经济可言，改革的成功可能就来自于公有制的崩溃”(笔者注：“之前”两字，似为任先生口误)，任志强先生又发明了“近十年我们看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国进民退，当国进民退的时候，我们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衰退”的高论。

　　请任志强先生读马克思，那是太为难任先生了。任先生记性大约不大好，否则不会只知“计划经济的崩溃”，而未闻“大萧条”将世界资本主义(也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推到了灭亡的边缘。但是近在眼前的、2008年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任先生也不记得了吗?稍早一些的亚洲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土耳其金融危机，任先生也已经忘却了吗?这些危机，都是“国进民退”带来的吗?当下正在愈演愈烈的欧洲金融危机，也是“国进民退”带来的吗?

　　当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有崩盘之势，要不是上届总理果断决策，实施四万亿的投资计划，适当增加了公共投资的规模(说是“国进民退”，其实充其量也就是暂时停止了私有化，一度稳定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而已)，不仅中国经济危险，怕是连代表“最先进市场经济”的美国都有重温大萧条之虞。真是那样，任先生不仅不会有今天的财运，说不定已经躲在太平洋的哪座小岛上避难，也未可知。

　　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三炮齐发，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只是不知道，三位先生的高论，又开 足了宣传机器，是否抵挡得住“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一番蛊惑?楼、李、任三先生的演讲这样急切、这样放肆、这样声嘶力竭，用句古话说，叫做“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莫非是，“改革开放”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毛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尚且还犯有“严重错误”，死后要下十八层地狱，何况尔等凡夫俗子。“改革开放”已经快四十年了，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该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了。再改下去，无非对外全面开放、对内全面私有化，再加上“政治改革”。先不说对劳动群众是否有利，上层的精英们、“民营企业家们”、大鳄们、土皇帝们，你们真以为中国是你们的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李世民就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道理，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或许不懂，习主席、李总理万万不可以不懂。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其实无非是靠以下三个因素：毛主席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坚实的工农业基础;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对资源和环境的滥用和掠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换成主流经济学语言，那就是高积累、劳动力增长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和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高积累、劳动力增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这都是靠了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来实现的。剩下一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也是对劳动力和资源的剥削在统计上的反映。

　　现在，中国的高积累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劳动年龄人口要减少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也快要达到极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近年来已经成为负值。所以，眼下的现实是，经济增长率只能每况愈下，“新常态”之后怕是还会有“新新常态”。面对如此前途，为政者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一会儿要推广“混合所有制”，一会儿要加速“土地流转”，又要全面推开“自由贸易区”，还要大力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延迟退休年龄”，同时还要明令禁止新办国有企业，甚至还要限制公办公益事业。

　　靠私有化、市场化就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弥补其它增长因素的不足、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吗?那么美国呢?不是市场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吗?据说像美国以及其它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自2008年以来都已经陷入了“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或者低速增长的困境，不知现任总理是否与闻、有何感想?

　　据说现任总理是厉教授的弟子。笔者不长进，未能得到厉老师的深入指导，不过当年做本科生的时候，也有幸上过厉老师的课、听过厉老师的演讲。厉老师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对于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批判是很犀利的;对于市场经济、私有制优点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但是笔者在美国留学、工作多年以后，逐步认识到，即使在严肃的主流经济学家中，最近几十年来真正的理论创新都在于对于“市场失败”的深入、全面认识。笔者不知道将来是否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就“市场失败”问题就教于现任总理：作为政府总理，对于政府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习总书记所讲的“制度优势”)来克服、引导发生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市场失败”，不知有何高见?

　　撇开理论问题不谈，经济政策是不能不顾及社会、政治现实的。中国今天最大的社会现实，不是所谓“中产阶级”的崛起，而是一个数量庞大、日益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习主席、李总理，当年都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一定了解，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就必然有它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要求，就必然要求提高工资、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这些要求，过去长期被压制，但是不可能永远被压制。不仅如此，其他劳动群众、城市中间阶层(白领、小资)在土地、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不可能长期被压制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只有代价、只有牺牲，没有“红利”，是说不过去的。这就是所谓“民粹主义”的强大社会基础，并且这个基础只会越来越强。谁无视这种社会基础，将“民粹主义”当儿戏，藐视、漠视“民粹主义”，谁就有被“民粹主义”淹没的危险，政权就会丧失合法性。“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一类的事，在历史上并不经常发生，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每隔几十年发生一次的概率，还是有的。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作为承担“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执政者，在此历史转折关头，更要慎之又慎。

　　当然，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在工资、劳动权利、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环境等方面的正当要求，也不是没有风险的。要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政府就要增加对资本家的税收、就要加强对资本家的监管，资产阶级是会不满意的，外国资本也会抗议的。资本家会减少投资，一部分资本会外逃，经济会萎缩、失业会增加，甚至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也会有所动作。

　　怎么办?习总书记不是讲过要有“道路自信”吗，我们不是有“制度优势”吗?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也从来没有否认社会主义优越性啊，从来没有否认“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啊!如果私有经济满足不了社会的正常、正当要求，难道还不允许大力发展公有经济?资本家不投资、减少就业，国家就可以增加投资、增加就业。国家手里不是有四万亿美元吗?国有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未来是有回报的;只要回报率超过银行利率，短期的赤字开支都不可怕。高技术、新能源、生态环境，都可以是国有投资的广阔领域。

　　在总结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失败以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论部分曾经写下这样的论断：“我期待看到国家……在直接组织投资方面发挥更大责任”，“我的结论是，决定当前投资规模的职责不能安全无虞地留在私人手中。因此，我设想，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将证明是确保近乎全部就业的唯一途径。”

　　公有制的主导作用在今日的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但是，在私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由国有经济大胆地、全面地发挥某种重要的补充作用，乃至实行“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监督、促进私有经济满足劳动群众的正当要求、兑现各项社会责任，也还算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合理探索吧?

　　据说，王岐山书记曾经向许多专家学者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王书记一定了解，波旁王朝被推翻，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上层精英不纳税，而法国当时的国家利益又决定了法国不可能显著地减少财政支出。

　　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正在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要求，并且正在受到各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蛊惑。这种社会现实，不承认是不行的;一味依靠“维稳”的手段压制，也是长久不了的。发展下去，国家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开支势必增加，国际环境客观上也要求国家逐步增加国防支出。国家要开支，不动资本家的奶酪，那是不行的。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之流，顽固地抗拒动奶酪，如此气急败坏地反对“民粹主义”，像不像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

　　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一定有决心、有办法，不做十八世纪的波旁王朝。

　　意味深长的“透支消费”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表面上似乎波澜不惊，甚至有趋于下行的压力。然而，“静如止水”的下面有如“新常态”这个词所暗含的那样：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正在孕育着某种重大改变。在我看来，变化的看点，既不在于创新的层面(大数据、云计算、创客)，也不在于结构的维度(大众创业、互联网加、一带一路、楼市股市)，而是在于政府对产能过剩的焦虑。最近，“消费金融公司”再次得到政府的重视和认可，其中蕴含着中国经济的历史阶段性变化，值得人们深思。

　　2015年6月10日，现任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至全国，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会议指出：

　　——“发展消费金融，重点服务中低收入人群，有利于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会议决定，放开市场准入，将原在16个城市开展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审批权下放到省级部门，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国内外银行业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成熟一家、批准一家。向消费者提供无抵押、无担保小额信贷，规范经营、防范风险，使消费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错位竞争、互补发展。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我建议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士高度重视这条新闻。这条新闻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信息，其中的看点在于：“发展消费金融”由试点扩大至全国，这是一个历史转折。回溯历史，早在6年前，“消费金融公司”的横空出世就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个“创新”(严格说是模仿)为我们观察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中国样本。于是，我把6年前的旧文翻了出来(参拙文《我的预测“不幸言中”》，载《乌有之乡》2009年8月24日)：

　　——“为了‘透支消费’，咱们政府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了：2009年5月12日，中国银监会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8月13日，‘中国银监会正式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在北京、上海、成都、天津四地择机成立为境内居民个人提供消费贷款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这意味着我国正在以金融手段提升个人消费，以适应政府的扩大内需战略。’”

　　对于“消费金融公司”的经济功能和现实意义，我当时做出了如下判断：

　　——“消费金融公司是‘什么滴干活’?就是要与储蓄为敌的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就是要与储蓄率对着干嘛。储蓄率为零算什么?别说不储蓄了，消费金融公司还要把消费者的储蓄率降成负数哩!”

　　“把储蓄率降成负数”——这是对国人“量入为出”传统观念的公然挑战。说“挑战”有点夸张，因为《穷爸爸，富爸爸》早就给国人彻底洗脑，挑战的一方已经没有对手。如果横向比较，我们可以从美国的次贷危机中，看到“消费金融公司”深远的历史意义：

　　——“瞧瞧，这不就是美国的‘次级贷款’在中国的重演吗?没错，这就是中国版的‘次级贷款’”。

　　与“激愤的价值判断”不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学界和社会对“透支消费”一片讨伐之声，比如：“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参：拙文《“想住大房子”，何罪之有?》，《乌有之乡》2009年4月1日)，对于“透支消费”的历史必然性，我给与了充分理解，而不会纠结于“道德评价”：

　　——“有人对‘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表示了担忧。然而在我看来，不论你欢迎也好，忧虑也罢，‘透支消费’在中国的展开是市场经济的宿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至于这个历史必然性的逻辑，主流经济学根本无法把握，因为它只能寓于马克思有关“生产过剩”的矛盾之中：

　　——“其实，中国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推出‘消费金融公司’，也是被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给逼出来的：‘没办法，既然不准打土豪分田地，你不让老百姓透支消费，你又怎样把越来越过剩的产品给消化掉呢?’”

　　“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将要发生某种转折的重大信号;

　　——“于是，中国终于从‘生产过剩’走上了‘透支消费’的轮回之路。不过，中国这才刚上路呢，美国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完了一个来回。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怪圈：一个‘过剩’与‘透支’此消彼涨，不断折腾的怪圈。”

　　6年前，当国务院的银监会在京津沪蓉推出“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之时，中国经济开启了“从‘生产过剩’走上‘透支消费’的轮回之路”。6年后，当现任总理宣布“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之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由“产能过剩”正式转向了“透支消费”的历史阶段。

　　这倒不是说“过剩”从此不再，而是说，因为“过剩”，所以必须“透支”。问题是：既然“过剩”，你就“使劲消费”好了，又何须“透支消费”呢?人们当然需要“消费”，“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马克思)。如此奇葩的生产逻辑，若不想被“过剩”给憋死，你不“透支”，又何来“使劲消费”可言?

　　不论官方怎么定义“新常态”，在我看来，这个“转向”，才是“新常态”的本质定位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