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毕节一家四个孩子自杀的消息映入眼帘开始，我的心就一直纠着，难受得不行，恨不得与这个时代决一死战。我们生活在这个繁荣但让人备感悲哀的时代，实在是一种耻辱。

　　此前不久，我刚去了四川仪陇，在一个乡镇小学里，一个老奶奶在我面前哭泣，讲述她的三个孙儿，一个已经失学，另两个在小学和幼儿园，而他们的父母都在外地。老奶奶所在的村子距离镇上还有一段路程，她只好让家里的田地荒芜，到镇上来租个房子陪孙儿读书。但老奶奶两个儿子的收入并不稳定，无法及时足额寄钱回来，而到镇上后，货币支出骤然增加，老奶奶常有入不敷出之感，备感艰难。

　　在这个不足两万人口的小镇上，像老奶奶一样不得已离开家园到镇上来陪读的有一两百号人，大多是六十岁往上的妇女。

　　最近一个星期，我回闽西老家农村调研，有村干部向我讲起村里的留守老人，说他们中有些年纪大的，孩子都不在身边，他们平常吃饭只能将就，有买瓶豆腐乳吃一个星期的，也有一顿菜吃好几天的，发了霉都还在吃。

　　我们这个时代是怎么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在经济高歌凯进的背影里，我们的农村却变得颜面扫地，孩子无人照看，老人没有尊严。

妻离子散式的发展

　　多年前，在厦门工友之家，我认识一位河南来的工友，住在一个城中村十来个平方没有什么光线的出租屋里。他已经三年没有回家，说是路费太贵了。他给我看家里两个小孩的照片，泪眼婆娑。后来他爱人也来到了厦门，家里两个小孩交给老人照料。有什么办法呢?老家没有赚钱的门路，而现在一切都需要钱，孩子上学，老人抚养，还得盖个房子，买些电器，日子也不能差人家太多是不是，只好出来。

　　“只好出来”，道出了无数工友的无奈。在这无奈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人们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到异地他乡。这种力量就是发展的力量，我把这种发展称为“妻离子散式的发展”。

　　这几十年来，与发展相关的词汇诸如效率、进步、财富、成功、GDP、科学等等一直在形塑着我们的意识，这种意识汇聚而成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人们好像是生产和消费的机器，大量地生产是为了大量地消费，而消费必须刺激起来，否则生产就会停滞，就没有GDP，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消费，如此恶性循环，经济和社会就会崩溃。

　　这种看似无懈可击的发展逻辑，其背后是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逐，只有大量地生产、大量地消费，资本才有可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在这逻辑里，环境的代价、多数人的被剥夺、人心的堕落、大量破碎的家庭、人的异化等等社会成本却被忽略不计了。是啊，在资本的贪婪之眼里，相比于财富的积累，这些成本算得了什么呢。

　　有一些人，那些在资本的盛宴中分到了一点羹的人，站出来说，这些成本是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付的，我们难道不要发展么?然后搬出成功学来，对那些无缘参加资本宴会的大众说，好好努力吧，把别人甩在后面，终有一天你也会分到一杯羹的。

　　这种说法很有点迷惑性，更多的人被吸纳进以资为本的发展逻辑里，少数人成功了，大多数人却失败了，一同失败的，还有自然。没有人会质疑这种逻辑本身就是以牺牲多数而自洽的。这些既得利益者还会把西方给搬出来，他们说，你看，西方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你瞧瞧他们现在多好，一人家里有好几辆车，一年有一半时间休假，世界各地旅游，总统也是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人的素质也高，等等，很有点“西方极乐世界”的味道。

　　这些说法遮蔽的，是十几亿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群，是每年上千万因营养不良而死去的儿童，是迅速消逝的被白雪覆盖的山峦，是每天消失的成百上千的物种，是发生在第三世界的无休止的战争，以及几个世纪以来被殖民者屠杀的几千万印第安人，还有那黑奴的眼泪。

　　如果世界还有良知，这个时候，确乎应该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发展为了什么?难道我们要在资本的裹挟里走向不归之路吗?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的声音意犹在耳。

节制资本的发展

　　不久前，父亲向我讲述他的“1980”。父亲共有四个儿子，1980年的时候，最大的10岁，最小的3岁。这一年，父亲经历了三件大事，一是他的大儿子在玩耍时把手臂给弄断了，一是他母亲因什么事一时气不顺喝农药自杀，还有一件大事是要盖新房子。父亲回忆他送儿子到市级医院一路碰到好人的事，到公交车站了，不懂得怎么到医院，一个售票员叫来自己的丈夫，用自行车拉着他们去;没有钱，医院先让儿子动手术，他在医院照顾了几天，因家里要收稻子，就把儿子交给医院，自己回家收了十来天稻子，医疗费则由县里民政部门给全报了。

　　而父亲当时能盖房子，其底气则全凭我母亲养的两头猪。我父亲这么划算，一头猪卖了可以付泥水工的工钱，一头猪则可以付木工的工钱，因为猪价当时是一元左右，泥水工和木工的工价也是一元左右，盖房子差不多三个来月的工程，一头养了一年近两百斤的猪正好能卖个一百多块钱;而小工则是乡里乡亲来帮忙或换工就解决了，木料则是我父母用了一个来月时间从山上砍回来的。我父亲划算得挺好，只是中间一头猪死了，父亲只好临时变通，用了一只兔子的代价请乡亲们吃了顿饭，大家凑份子，你十元，我五元，把木工和泥工的工钱给付了。我们到去年还住在父母盖的泥木结构的房子里，两层，冬暖夏凉，外地来的朋友羡慕得不得了。这样的房子，拿到现在，我们四个兄弟也盖不起来。

　　父母亲在那个没有什么资本的年代，不用让自己的母亲成为空巢老人，不用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却能让一家人住上新房，还是生态节能型的房子。难道这不是发展么?

　　今天，这却成了农民们无法实现的梦想。他们必须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在外打拼几十年，才能在家里盖起一栋房子，房子盖好了，还无法享受，一年到头住不了几天，他们还得出门打工以养家糊口。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这几年我家乡这个不足千人的村庄，用在盖房子上的钱少说也有上千万，如果在以前，这上千万就是村庄可以节省下来的钱，也就是这个村庄赚到的资本，还不包括因为乡里乡亲互相帮助形成的巨大社会资本，以及使用本地生态建筑材料保护下来的巨大环境资本。现在，这上千万表现为GDP，背后是破碎的家庭、离散的社区、潜在的建筑垃圾。

　　难道你仍然只能在毕节四个孩子的那栋新房里看到GDP吗?这房子背后的故事是农村社区互助性的瓦解，这种瓦解是在发展的名义下进行的。小到一个村庄，大到毕节，或者中国，已无互助性可言，互助的社会系统已经崩蹋了。这四个孩子的死，死于社区不再有互助，死于以资为本的发展主义。

重建家园

　　在这样一个人心被资本俘虏了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良心投射到人的行为上的影子是暗淡的”时代，我们探讨家园的重建，是可能的吗?

　　在一个人口不足八百而有上万亩竹山的村庄，有村民不断问：可否帮忙引点资金来发展这里的林下经济?能否帮忙恢复村里的小学，哪怕是幼儿园也行，让我们的孩子不要跑那么远的路上学?

　　因为这个村子的竹林面积较大，村民每年会砍掉许多林下的小杂木，这些杂木可以用作种植香菇的原料，如果利用起来，可以大大提高这个村庄的经济水平，现在这些杂木都是烂在山里了，很可惜。但是资金和技术从哪里来?村民自然就想到了外部的资本。而许多农村的资源就是在村民的善良愿望里成为资本的盘中餐的。

　　我和村民一起算了笔帐：以平均一个村民在银行的存款是一万元来算，你们村就有八百万元在银行里放着，每年银行从你们村里赚走的钱就差不多有五六十万，如果你们能够合作起来，同时让这些资金也合作起来，你们村里就不仅可以有五六十万的钱用于老人养老、孩子教育，日积月累，说不准还能把村道给修了，更重要的，这些组织起来的资金用于发展生产，赚的钱就是村里老百姓自己的了，如果外部资本来，肯定大头就被他们给赚走了，咱们守着那么好的资源，却只有打工的份。

　　我这么个算法当然是很理想化的，村民听着也觉得很好，但一会就面露难色，因为现在最难办的事就是怎么让大伙合作起来了。但是，难道我们不可以在这里看到些微的希望星火吗?农民主体性的丧失，正是由于他们的经济主权在资本的扩张中被剥夺了，从生产到销售，从种子到教育，农民都是被动的。而金融主权是经济主权的核心，如果农民能够掌握自己的金融，其主体性的恢复是否就找到了钥匙?显然，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已有明确的认知，从2003年的一号文件开始，就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家园重建的第一步，是农民在真正意义上合作起来，也即以合作文化建设为导向的合作，不管是经济的合作，还是文化或教育的合作。而农民的合作成本，除了政府理应给予支持外，更应创新政策机制，把本来就属于农民的权利，比如合作金融权，放回到农民手上。

　　愿毕节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的家园不再被流放。愿发展回归到社会，而资本得到节制。

　　(原文标题为《重建家园--让留守这个字眼消亡》)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