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葬社会主义罪魁的辩护士

埋葬社会主义罪魁的辩护士

——对《谁是冒牌的社会主义者》的矫枉校正

李甲才

2015年6月22日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了乔石逝世的新闻讣告，浮想联翩。由毛式社会主义到目前的“中特社”，历历在目的一幕一幕。遂写了《“共产主义战士”用的没内涵了》这不到500字的短文（见附件1），却招来黎亚彬《谁是冒牌的社会主义者？》（见附件2）的非议。这也在情理之中，改革在10多亿人中搞了几十年，还能没有些“中特社”的辩护士？蒋介石、达赖还有那么多因利益驱使的追随者呢？

一

毛主席逝世后，党内的掌大权者，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提出各种各样的说法，自觉不自觉地干着埋葬社会主义的罪魁祸首是一批人，干出了帝国主义梦寐以求而干不成的事。几十年的所作所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说，使2800万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付诸东流，从新中国建立以后认识，亿万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业毁于几旦，当然，也包括我个人在这波澜壮阔洪流中付出的几滴汗水。

出于这种义愤，对毛主席之后近多年来的高层人物逝世，赞颂成什么都不为所动，唯独封谥“共产主义战士”感到过于牵强，名实不符，也认为对“共产主义”既是亵渎，也是讽刺、奚落。

上世纪中叶，毛主席根据国内外社会主义运行的经验教训，先是反对苏共的修正主义，十年论战，发表了“九评两论”，又在中国进行“社教文革”，把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论作在结局之前，这没有争议的余地吧。遍观全世界，在主席之前还有什么人提前阐明过？就是一贯在地球上要把社会主义扫除干净的美国，也无任何人预见到从赫鲁晓夫时期的修正主义开始，必将导致“苏共社”亡党亡国。

如果说把结论作在结局出现之前难以理解，那么， 1989年从波兰开始到1991年苏联解体，事实证明了预先结论的准确无误，党内与毛主席同代和以后熟知这些的领导人还要一意孤行，能是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方式吗！况且，中国的改革起始于1979年，比1989年瓦文萨首先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成功早了10年。此后东欧的几个被毛主席否认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彻底埋葬了“共社”，中国那些上层为什么对自己的倒行逆施不幡然悔悟呢？不是走资派是什么？连社会主义都抛弃了，说共产主义战士勉强不？

黎亚彬说我说邓乔是冒牌社会主义者，还是高抬了他们，其实我文中并没有那样认定，是黎的“发挥”而已。“高抬了”的理由是冒牌社会主义者，均产生于有社会主义学说以来到“十月革命”成功前的几百年间。1917年前，到底怎样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把社会主义搞成功？虽然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但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还无被事实证明夺取政权的革命成功的范例，说些不同的意见还有点理由。如布朗基、拉萨尔、伯恩斯坦、巴枯宁，考茨基等，其中的布朗基、拉萨尔还是真诚的机会主义者，类同长征时期的博古、李德。就是“十月革命”成功对各国的示范，也还有个结合本国具体实际的问题，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教训。冒牌社会主义者许多人并不是真正的反社会主义，而是危害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领导。

资本主义在英国从1644年起，至今居全球绝对的多数份额，但也没有一模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相同。核心的区别点在哪里？所有制。全世界有一样的男人女人吗？区别就那么一点，去掉了这一点，还有男女之分吗?把已成的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制，几乎全部改革成了私有制，叫什么社会主义！也从未有人论证过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到底保留多少公有制经济，私有制占多大的比例更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进呢？

据相关资料，公有制经济目前只占20%左右，还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同共产主义的目标到底是近了还是远了？2013年6月15日，国家发改委退休干部俞卫国，《致中共中央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写自己查阅《2012年国家统计年鉴》，“2011年非公经济占73.25%”，4年过去了，现在是多少？他的“结论的结论：不调整所有制结构，必定亡党亡国！调整所有制结构而不搞好国有企业，还是亡党亡国！在这两个问题上，不是翻过来，就是翻过去。”

二

马克思研究了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历史、经济及科技的发展，发现人类社会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有生产力所决定的分工造成不同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不同人的社会地位，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形态，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只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的反映。他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的优秀遗产，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为人类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

共产主义主要的涵义：一是共产主义理论，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所构成，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科学的“武器的批判”。二是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揭示的最合理最美好的社会形态，也是最健全的生活方式。三是在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目标的，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革命实践活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投身为共产主义实现的实践中。三方面相互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共产（社会）主义理论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核心之一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消灭资本主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高级的社会制度——共产（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的革命与建设，按其成熟程度可分为两个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都具有一系列共同特征：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所有社会成员都成为劳动者；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统一计划所替代；生产力高度发展；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等。

马克思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共产主义社会就可以说是实现了。

列宁在阐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不同阶段时，称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为社会主义，称高级阶段为共产主义，是在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明显的区别是“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里面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至于共产主义 ，它是这种社会的高级形式，这种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列宁选集第4卷141页《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12月20日）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界限被继承了下来，而西方均称为共产主义社会。

恩格斯阐述的《共产主义原理》：基本概念是通过发展生产力，达到高度发达的集体主义思想主导社会、无须通过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来促进生产发展，没有阶级矛盾、种族争斗，把全人类从循环式的阶级矛盾中解放出来，并建立没有阶级制度、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政府，以及集体生产的社会，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阐释只有修辞上的区别。

共产主义社会制度，首先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或者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自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列宁、毛泽东以及千千万万的共产主义信仰者都为这种理论做出过贡献，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贡献还有首创性。其次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指导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另外，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与资产阶级进行不懈的斗争，使得这些国家的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现在苏联东欧国家都抛弃了社会（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运动也在这些国家的失败教训中成长。

共产（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预言，到目前为止先被成功的例证所证明，后又失败，其当代的意义却仍是一种具有无法抗拒吸引力的关于社会可以如何组织的典范。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并没有同历史的某种终结联系在一起，而是在旧社会的躯体上，从现实中真正的、活生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中产生的。其使命是要结束人类发展的自发阶段，为每一个个体和整个社会都开创自由和自觉发展的新纪元，成为人类真正历史的开端。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9页《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同上）应该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每个人的高度自由，是纠正了各种社会不良行为后的有觉悟规则的自由，不是资本主义那样的。

共产主义理想在当代仍然具有方向性的指引作用，没有它的规范与指引，人类历史将不可避免地迷失方向。无论是马克思的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确信这样的社会的确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然而，随着“苏东共社”的失败，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如今的中国很少提及“共产主义”一词；有人甚至说共产主义违背了人类的常理，纯属乌托邦；忽略了资源的有限性及人类的自私自利性。共产主义绝不是乌托邦，但乌托邦也不是一无是处。

许多人不明白乌托邦与幻想的区别，幻想纯属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乌托邦则是人类所希望的完美的前景。正像卡尔•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乌托邦使人们拥有想象一个美好未来的能力，对于作出有意义的努力去改变今日之现状却是至关重要的。它关于未来的设想的作用，不仅是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而且还提供了代替现存社会秩序的新思路。其作用不单是使人们意识到现状的不完美，而且也促使人们按照乌托邦的理想来改造现状。多少创造从天才的预想超越中产生。

三

当今，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的核心思想之一，被很多人抛弃。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理想在当代仍然具有不可战胜生命力，尤其是在社会规范性方面更为明显。尽管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但这些都不能使与人类有关的思考消失，千百年来先哲们探索的问题依旧存在。“人类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的问题继续困扰着人们。世界不能没有方向地吊死在资本主义的一颗树上，共产主义的“灯塔”效应依然光照千秋！

毛主席、鲁迅曾对国民的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目光短浅、逆来顺受、迷信等劣根性深恶痛绝，凡能浏览红色网站文章的，感到欣慰，对黎亚彬文章不能如对走资派体系、辛子陵、杨继绳、资中筠那样鞭挞。所以，一二段罗列了些社会主义国家变异的过程、毛主席对搞修正主义先见之明的论断，和马恩列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常识的叙述。再以附件的方式列出《“共产主义战士”用的没内涵了》、《谁是冒牌的社会主义者？》，相信网友、也包括亚彬自会判断是非曲直。

附件1：“共产主义战士”用的没内涵了

李甲才

2015年6月15日

乔石逝世了，享年91岁。他的确从1978年起，在改革开放时期担任过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组成者，这是毋容置疑的。《讣告》里的颂词结论谥号，如“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等都没有什么。唯独“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值得商榷。

不指乔一人，只是以此作为问题提出的切入点。恩格斯说得好：“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380页）借用这条语录是说明，仅对这种没有共产主义内容因素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概念提出看法，不针对个人。

“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都是专用名词，有特定的内涵。“共产主义”首先是“共产”，不是私有制。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是一切财富归全社会共有，人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成为人们自觉的第一需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就规定了“消灭私有制》”。这都不是几个人知道的秘密。

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将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后再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著作论证，更没有只做不说，社会实践走在理论之前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先例实证。

苏共赫鲁晓夫在苏联还搞了个“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方案，历经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结局如何人所共知。中国在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中，连“共产主义思想”都删去了，实践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方面的作为也是人所共知。

1978年，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在95%以上，绝对的主体地位。从1979年1月起，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到目前只剩下20%左右，农业几乎全部私有化，工商业等绝大部分也已经私有化，这其中的变化过程叫共产主义事业？参与领导这种事业变化的是共产主义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附件2：谁是冒牌的社会主义者？ :黎亚彬

      最近，“红歌会网”上有一篇署名李甲才先生的文章《“共产主义战士”用的没内涵了》，说是在乔石逝世的《讣告》词中，称乔石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值得商榷”的。

      在当前中国不讲客观真理、只讲政治忽悠的舆论世界，对一个前国家领导人有各种各样的微词和贬义那是平常不过了。有意思的是，该文作者在以恩格斯和马克思一生都在与“冒牌社会主义 者”作斗争的示例为证，说乔石、邓小平等是“冒牌社会主义者”的同时，其文章的思想、观点和逻辑却表明他自己才是真正的“冒牌社会主义者”。

       该文声称：“‘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都是专用名词，有特定的内涵。‘共产主义’首先是‘共产’，不是私有制。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是一切财富归全社会共有，人的思想觉悟极 大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成为人们自觉的第一需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就规定了‘消灭私有制。这都不是几个人知道的秘密。 ”

      显然，该文的这种说法和观点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至少是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无知和教条。事实上，“一切财富归全社会共有，人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劳动成为人们自觉的第一需要”，这种蓝图本身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蓝图，而只是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蓝图。在根本上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要求的。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不是某种终极的目标和理想，而是现实的社会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说道：“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 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为核心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是以《资本论》所揭示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这一基本原理对社会实践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运动应以消灭资本剥削和压迫的私有制为首要目标，而不应以消灭作为财富所有制的私有财产为目标。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这些弊病（资产阶级法权以及按劳分配的所谓不平权利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我们据此看看李甲才先生那篇文章中关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这些说法和观点，明显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基本原则和原理的。其所要求和描述的“共产主义”根本就不是 马克思主义所要求和描述的那种共产主义，完全是一种错误、不科学、不现实的空想共产主义。因此，说到“冒牌社会主义者”，李甲才先生等本人才是真正的“冒牌社会主义者”。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必须是严格遵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遵循客观经济原则和规律的。具体落实到共产主义社会上，首先就是落实按劳分配原则。因为只有按劳分配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要求，才能唯一地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阶级与阶级分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按劳分配的原理和原则，首先是以私有财产，即资产阶级法权、财富的私有权为基础的。只有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之上，当人类真正不再需要私有财产制度时，才有“按需分配”产生和存在的可能和需要。李甲才等人不顾科学和现实，盲目地以按需分配的空想共产主义来 要求社会主义，显然就是社会主义不得人心、无法实现，并最终在全世界跨太失败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固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但生产资料公有制绝不等于“一切财富的公有制”。“一切财富归全社会共有”，劳动者不能争取和占有自己的私有 财产，这不仅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要求，也是脱离实际、不可能也不正确的，是纯粹的空想。对此，马克思说得明白：“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 社会的文化发展”。把这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知空想而不现实、不可行的空想的东西强行安在“共产主义”的头上，这是不是“冒牌社会主义”？

      很明显，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第二代国家领导人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至少在其初始阶段，在其主观意识中，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事业、私有化公有经济的打算和意图。他们只是想探索一条新的、更为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只是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而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以实现共产主义。否则，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在早期只需一个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技巧型过渡，就可以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目标了，又何必、何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到今天？

      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的、现实有效的社会主义，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也无法有效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否则也不会以失败而告终了，中国也不会有改革开放，不会去探讨新的社会主义实现道路了。李甲才等中国左翼，明知过去的社会主义并不正确，却仍然要坚持，而且对那些真正想要坚持真理、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人们予以打击和污蔑，难道不是“冒牌社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个不否定在基本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在根本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坚持和探索，只不过就像改革前出现了错误或失误一样，改革后期也出现了滑向“资本主义邪路”的错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显然在悬崖勒马，及时纠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毫无疑问，习近平是正确的，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当然，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是现实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挽救社会主义事业是何其艰难。习近平总书记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极右势力已然根深蒂固，如果没有一定的能力，不发动群众的阶级斗争热情是很难消除其障碍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左翼应该发挥正确的作用才对。只有秉持坚持真理的原则，真正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向全社会、全国人民宣传一个科学、正确、有效的社会主义，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重新信任，才能挽救我们的党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毫无疑问，像李甲才等“冒牌社会主义者”因其不能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道路，无法让社会主义重得人心，也是习近平 拨乱反正的一大障碍。

      就在笔者刚刚写完这篇文章的6月18日，中国香港传出来一个大新闻：香港政改方案被香港议会否决。虽然其中有种种戏剧性因素，但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个确切的答案，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无论是香港的议员还是市民，普遍都并不欢迎中共的领导。对此，显然应引起中共的十分警觉。如果中国再不去实践和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那香港的今天肯定就是中国内地的明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