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徐事件的本质与无产阶级的策略

葛平：周徐事件的本质与无产阶级的策略

2015-6-1  作者：葛平  来自：《星火导刊》92期

周秀云和徐纯合，这两个名字必将载入史册，成为反映河蟹社会本质的重要象征。而围绕周徐事件，各个阶级也做了充分表演。而无产阶级必须揭露事件的本质，认清各阶级的面目，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警察的本质是什么？

警察，是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的中立力量吗？是”保护人民”的英雄吗？不，只要有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常识，就会知道:警察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它的主要职能就是镇压被统治阶级，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那么当今河蟹，是哪个阶级在统治呢？只要脑筋正常，只要还稍微有点社会常识，就会知道:绝不是工农劳动人民在统治，而是官僚、金融家、企业主、房产商、投资人、外商……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在统治。那么警察的本质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它就是维护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

复辟以来，人民群众的每一次抗争，不都是警察站在”维稳”第一线吗？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每一次工人的群众斗争，警察不都要介入吗？不是经常发生打人、抓人的事件吗？甚至直接动用警力强迫工人结束罢工（裕元厂罢工等）也屡见不鲜吗？而周秀云案、徐纯合案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力机器对底层群众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的两个（被揭露出来的）典型案例罢了。

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暴力机器的镇压矛头是对着底层群众的，正是因为在日常工作中，警察习惯于对敢于抗争、”破坏稳定”的底层群众施加暴力，因此才会造成周秀云和徐纯合的悲剧。

周徐事件的本质，兼驳小资产阶级”理中客”

有那么一帮小资产阶级分子，自诩秉持”理性中立客观”的立场，反复分析案情细节和法律条文以及周秀云和徐纯和的个人品行，然后貌似客观的各打50大板:警察虽有处置失当问题，但周与徐的行为也有问题，特别是徐，本就品行不佳，是自己作死。

然而周徐事件只是一个法律问题或者治安问题吗？不，周徐事件是阶级压迫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就像美国警察枪杀黑人也根本不是什么法律或治安问题，而是种族压迫（及背后的阶级压迫）问题一样。什么案情细节，什么法律条文，什么周徐行为有没有问题，根本都是掩盖周徐事件本质的烟雾弹，周徐事件的本质就是异常鲜明地表明在河蟹是哪个阶级在遭受统治阶级暴力机关的暴力！

特别是徐纯合案，那些理中客们挖掘出他的许多”无赖”行为，认为他是自己”作死”。然而他的”无赖”行为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社会根源是什么？

徐纯合不过是这个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典型的底层牺牲品。要不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瓦解，要不是河蟹资本崛起对廉价劳动力的压榨，徐又怎么会因生活所迫外出打工，而导致受伤丧失劳动能力呢？要不是资产阶级根本不顾廉价劳动力的死活，对廉价劳动力毫无保障，徐又怎么会采用”无赖”的手段去争取起码的生活保障呢？徐纯合的”无赖”恰恰反映了在这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在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悲哀和无奈。而那些”理中客”们谴责徐的”无赖”，实质上就是在说：那些遭遇不幸的底层劳动者，请自生自灭、自己安静地去死！不许为了活下去而抗争，要不然就是在耍无赖、就是刁民……那些”理中客”的阶级立场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试想：若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徐纯合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就将有一份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将是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公社社员或国营工厂工人），其全家都将享有教育、医疗、养老的充分保障。而他即使不幸受伤失去劳动能力，生活也将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充分保障和照顾。他又怎么可能变成”无赖”？！徐纯合的一生就像骆驼祥子、白毛女等文学人物一样，充分表明了什么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在河蟹，这些小资产阶级一方面不满大资产阶级的专横，另一方面又对底层工农充满歧视和偏见，同时他们所处的地位又往往使他们看不清社会的根本矛盾、看不清阶级的压迫、阶级的斗争，因此他们自以为理性中立客观，实际上却是闭目不看社会现实的傻瓜。然而，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将要使他们再也无法假装理中客，而必须站队:不是怀着对工农斗争的恐惧而彻底成为大资产阶级的走狗，就是逐步摆脱对工农的歧视而成为同情无产阶级革命的进步分子。

警惕法西斯主义

周徐事件中还有一种声音甚嚣尘上，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已经坚决地站好了队:那就是死心塌地做大资产阶级的走狗，无条件地站在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关这一边。他们炮制出许多谣言，对受害者横加污蔑，为杀人凶手百般辩护。

他们把周秀云说成是扰乱工地秩序、干扰警察执法的刁民；把徐纯合说成是破坏社会治安、暴力袭警的暴徒。他们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嚣：”对于底层无赖就是要果断击毙！”，”只要袭警就应该击毙！”

这种赤裸裸地要求资产阶级暴力机关更加暴力的主张是什么呢？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是大资产阶级在危机时刻为了维持统治而利用的政治力量，其根本路线就是对内极权、对外扩张，对国内国外都赤裸裸地使用暴力。而法西斯主义是有其”群众”基础的，其中主要是生活比较优裕、与底层隔阂很深，因而对秩序、稳定、精英特别崇拜，而对破坏稳定的危机、底层”暴徒”充满恐惧的”中产阶级”——包括中上层小业主、中高级职员、依赖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军警公教人员等。在河蟹，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也已形成，其政治力量也隐约浮出水面，也就是所谓”自干五”。这次周徐事件中他们就做了充分的表演。他们在这次事件的标志性口号就是”袭警就应该击毙”，这个口号充分反映了他们的本质。试问：在每一次工农群众的集体抗争中，警察不都会出现在”维稳”第一线吗？在这种情况下，工农群众与警察的冲突不是很难避免吗？（而且警察一定是非常善于制造这种”冲突”的），那么按照”自干五”的主张，警察就完全有理由”果断开枪”、”击毙暴徒”！所以，“自干五”实质上就是在为大资产阶级赤裸裸地使用暴力镇压、屠戮工农群众张目，就是大资产阶级的走狗、法西斯主义暴徒！

我们特别要警惕打着”左翼”旗号的法西斯主义。由于河蟹的特殊历史条件，在拥护资产阶级国家加强暴力的力量中，还有一帮打着”红旗”的”左翼”。对这种”左翼”，劳动人民必须百倍警惕，不能被其忽悠。这种”左翼”在这次事件中为资产阶级的暴力辩护的理由是：徐纯合是流氓无产阶级、因此”击毙有理”。这充分表明了他们的实际立场：完全站在大资产阶级一边而攻击底层劳动人民。马列毛主义从来主张对所谓流氓无产阶级也要具体分析：其中大多是被剥削阶级压迫在最底层的、丧失劳动机会的走投无路的劳动人民。无产阶级需要警惕和打击的，只是那些被剥削阶级所利用来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流氓无产者，而决不是所有失业无业的群众。对大多数失业无业的贫民，无产阶级应该是争取、团结、教育，而决不是斗争。而且即使是真正的有破坏性的流氓无产者，无产阶级也应该依靠自己的阶级力量去与其斗争，而决不能依靠、支持资产阶级暴力机关的暴力。请问：徐纯合参加了流氓黑社会吗？！有被资产阶级所雇佣破坏群众斗争吗？！没有,都没有！徐纯合根本不是什么流氓无产者，而是被资产阶级压迫得走投无路，而不得不为自己和家人活下去而抗争的底层劳动人民！攻击徐纯合是流氓无产者，恰恰表明这些”左翼”根本没有起码的劳动群众的阶级立场，他们就是打着”左翼”旗号的法西斯主义！

随着河蟹内外危机的加深，大资产阶级越来越把法西斯主义作为自己的备选。无产阶级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斗争！

摆脱自由派的利用，无产阶级要发出独立声音

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这次周徐事件、特别是徐纯合事件中非常积极，想要利用此次事件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资产阶级自由派，实际上代表着与官僚资产阶级有着深刻矛盾的部分私人资产阶级以及国外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削弱、摆脱官僚资产阶级的独霸地位，而使他们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上位。因此他们决不可能真正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抗争，而只是利用此次事件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所以，资产阶级自由派只是把周徐事件说成是警民矛盾，把其归结为河蟹国家专制的问题，而避口不谈事件背后的阶级压迫，不谈其社会根源。

无产阶级必须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揭露周徐事件背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压迫，揭露资产阶级暴力机关的本质，批判法西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理中客”，同时也要揭露自由派对此次事件的利用。通过这次事件，提高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的觉悟，认清河蟹各阶级特点及其相互斗争，从而能更好地开展争取自身权益、反对剥削压迫的群众斗争。

两种不同社会中的警察

最后，再谈谈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警察的不同。两者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其代表的阶级利益的不同。

资本主义社会中，警察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其主要职能是镇压广大劳动人民、保护只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警权”总是不断扩张的，警察总是越来越武装到牙齿，警察暴力（矛头是针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总是越来越严重。美国警察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而社会主义社会中，警察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其主要职能是保护广大劳动群众、镇压少数剥削阶级。因此警察决不能滥用暴力，而主要是为人民服务。警察除了对少数剥削阶级暴徒和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犯罪分子使用必要的暴力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纠纷，只能是使用调解的方式。在面对人民内部矛盾时，警察更是应该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绝没有什么”不可侵犯的权利”、什么”袭警就要击毙”。警察的权力、力量也应该是越来越小的，而主要依靠广大劳动群众的力量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要以为这是乌托邦、是天方夜谈，毛泽东时代的警察就是这样的！

毛泽东时代，警察几乎从来不配枪，警察人数也是在不断缩小的。特别是文革时期，警察更是大规模精简。当时一个公社（相当于现在一个乡或一个镇）往往只有一名公安员。当时在上海还组建了大规模工人民兵队伍，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专门的公安机关，执行管理治安、打击犯罪、维持秩序、调解纠纷等警察职能。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治安不知道要比河蟹社会、比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好多少倍！谢富治，文革时的公安部长，曾这样描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警察：”要把公安的权力弄得小小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权力弄得大大的。公安机关只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行使必要的职权。无产阶级专政主要依靠广大劳动群众，而不靠公安机关”（大意）。

当然，由于种种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中警察机关的实践也存在许多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警察机关如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服务，如何站在广大群众一边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而不是为走资派所利用），还没有非常完善的经验。

今后重建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家建立警察机关的原则，发扬历史上好的经验、吸取其教训。应该把专门的公安机关缩减到最小的限度，而建立最广大工农群众参与的民兵队伍来执行大部分警察职能。专门的公安机关只是为民兵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和业务指导，同时接受民兵及广大劳动群众的严格监督。公安机关队伍也必须从工农群众中选拔，并且定期回到群众中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群众运动，而始终不脱离劳动群众。公安机关的一个主要职责应该是保护劳动群众的继续革命运动，保护群众免受走资派的镇压。因此公安机关必须与群众一起开展继续革命运动、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维稳”——公安机关决不能镇压群众，在群众运动中应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公安机关应在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革命路线领导下，在群众的监督下并依靠群众力量独立办案，而决不听从少数”大人物”的任意指挥。公安机关本身也要不断在继续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接受改造，直到最终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