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揭家丑是真正的警醒。中国人有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指的是家庭内部不体面的事情不应向外人宣扬。因为“家丑外扬”容易招致外界非议，为奸人所乘，使矛盾激化，从而损毁家庭声誉，破坏家庭和谐。然而有些家丑是摆在桌面上的，即使自己不揭外人也清楚。

　　自揭家丑是一种胸怀。胸怀是用天下之材、尽天下之利的气度，是一种从广大处觅人生的态度。对人是一种高境界的修行，对国家是怀有远大目标所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眼界。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优秀的文化，也有其中的糟粕。颂扬优秀，正视缺点才能发展进步。歌颂优势的一面比较容易，而揭示问题则需要宽广的胸怀。

　　自揭家丑是一种自信。没有充分的自信无法正视自己的缺点。批评别人容易，自我批评较难。人们往往在自我批评的时候以为是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在外，会增加负面的东西。有充分自信的人敢于揭自己的丑事，因为这些负面的东西无损于他们的整体。自揭家丑是一种勇于担当。人会犯错误，国家也有歧路的时候。认识自己的错误，对曾经的错误负责，是一种担当，一种勇气，一种成熟的表现。自揭家丑是一种对历史的正视。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无论怎样掩盖都无法抹去。直面历史才能从中总结教训，防止发生类假错误。自揭家丑是一种警醒。总有一些往事，不堪回首。总有一些念头，挥之不去；总有一些情绪，无法释怀。只有真正警醒的人才能在以后少走弯路，才能真正醒悟。而没有警醒的人再犯错误的概率更高。这一点德国比日本做的好。德国与日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肇事者，德国不避讳曾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却百般遮掩。结果德国受到原谅，而日本仍被穷追猛打。抗日战争中伪军成群是中华民族的家丑。伪的意思是假，是不真实。政治含义是不合法，是不被主流社会承认。

　　伪军不等同于汉奸。汉奸原指出卖汉族利益的汉族败类，引申为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后来的解释是中华民族包含了居住在中国的各民族，所以汉奸一说泛指出卖中华民族利益者。

　　吴三桂降清、秦桧降金都堪称汉奸。而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伪军不完全是汉奸，因为他们有附敌和依附伪政权的双重性。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中国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超过200万伪军的说法一是期间有反复，二是包括了满蒙地区。

　　从伪军的构成上比较复杂。

汪精卫的中央军25万以上，大部分是国民党军依附而来，因而称汪伪军。

　　华北治安军约10万，后来叫皇协军。它是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扶植的伪政权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首的是军阀齐燮元。它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日绥靖的结果。

　　伪满洲国军队约16万人。这支部队之所以一般没有统计在伪军之内，因为它是以满洲国国家军队的形式出现。这些人若从军队人员构成来看，大部分属于张学良的东北军，而东北军已经易帜隶属于中央军队，严格意义上也是伪军。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蒙古军1.5万。它的性质与满洲国军队一样，因为抗日战争之前蒙古隶属于中央政府，后来建立伪政府并听命于日本亦属伪军。

　　还有地方团队25万余人。

　　抗战结束后，伪军大部分被国民党收编。属于南京汪伪政府之伪军15个军，52个师，9个旅及特种兵，共38.2万余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军队共13个集团(旅)及炮、工兵一部，共8.5万余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残余军队9个师的番号，加上其直属部队共2.4万余人。以上伪军共计50万余人都被蒋介石收编，投入到反共战场。

　　有文章称伪满洲国伪军被共军收编约几十万，属于弥天大谎。

　　伪满洲国总兵力不超过16万。被国民党收编了十个暂编师，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开始收编的都是零星队伍。后来的五十军一五零师（前身为长春起义的暂编五十二师）、暂编五十八师、暂编五十六师、暂编六十一师、暂编三十师都是归属国民党后在营口、长春、沈阳等起义或缴械的，而且很多部队并非是成建制保留，是愿意留下来的编入部队，不愿意留的发路费遣散回家。不是直接从伪满洲国收编的。

　　形成伪军的原因很多。

　　抗日战争前，中国尚未真正统一，地方自治和地方军阀控制了许多地区。国家政出多门，军队指挥体系混乱。

　　军队各有依附使许多部队在外敌入侵时成了政治随从，比如汪伪军基本是跟随汪靖卫的国民党一派军队。

　　保存实力使很多军队将领有奶就是娘，有枪便是草头王。失去了军队就失去了实力和影响力，在明哲保守的指导下，他们放弃民族大义，选择了更有利于自己的一方。

　　保命吃饭是许多伪军的基本思想。伪军中有许多贫苦农民，他们附敌的原因是为了“吃口饱饭”。加之成建制的反水，决定权在指挥官手里。

　　曲线救国论使很多军队钻了空子，也不觉得可耻。许多国民党正规部队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以“明投暗不投，日后将协助国军进行情报和策反活动。”为借口，既助敌又立“贞节牌坊”。

　　在军内受排挤。有些杂牌军因为在国民党军中受排挤得不到重视，被日军或汪伪政权招揽。

　　战况不利下的投降。国民党正规军中有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许多部队是成建制投敌。有的是战场失力后举手投降，有些是部队哗变后被日军收拢。

　　国民党政府的暖晦态度。战场上降敌本来是非常恶劣的行为，是一种精神和人格沉沦的表现。然而蒋介石集团对此一直持宽容态度，某种情况下允许缴械，从而助涨了这种投降风气。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投降日军的伪军可以编为国民常正规军队伍，而战争期间被日军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仍然在押，只是看守换了头戴青天白日的国军。

　　伪军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家丑。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降敌的情况，像中国这样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现象却是唯一。降敌人数之众，质量之高也属空前。

　　这个问题既与当时的国内环境有关，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中国历史上是以朝代区分的，胜者王侯败者寇。投向新朝的都被肯定，而死守旧朝的虽称之为忠烈，却一般没有好下场。

　　在当时的环境下，汪靖卫打的是曲线救国旗号，满洲国也是以国家的名义出现。华北自治也有一个伪政府，而蒙古一直在闹独立。就一般人而言，分不清最终的结果是谁胜谁负，只能根据当时的利益取舍。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之一，也是所谓的“适时务为俊杰”的观念体现。

　　当汉奸当伪军都有自己的理论。比如反对的是政府而非国家，反对某一政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曲线救国”等。

　　国家需要统一意志，有自己的信仰基础。有主流是非观念，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标准。

　　即使是现在也一样。许多人打着反对政府和政党的旗号媚外，这些人如果在战争面前，最有可能成为汉奸或伪军。

　　投诚反水的借口是苍白的

　　诗人北岛有一句名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任何人包括做坏事也能找到理由，卖国者也会找出各种客观理由为自己的卖国行为打掩护。在今天，只要谈爱国必定会挨骂。因为爱国不仅被说成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还被当作“爱国贼”。

　　“爱国不是爱党和政府”、“人权大于国权”、“中国人种不好，耻于做中国人”、“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宣泄” “爱国主义是利己主义”、“民众没有资格卖国”、“国家不爱我，我凭什么爱国家”、“人民群众爱国没有理性” 、“不做中国公民，要做世界公民”、 “爱国主义是世界各国全民教育是奴化教育”等等歪理邪说非常盛行。

　　在没有是非只有价值观的社会里，或者说在把利益看得比道德更重要的环境下，心地善良没有市场，爱国这个世界公认的公民道德准则和情怀受到了攻击。

　　秦桧不是卖国贼，因为他维护的是民族团结，反对的是宋家王朝。

　　李鸿章不是卖国，他是改革开放第一人，对外国人不是引狼入室，而是引入国外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

　　汪靖卫不是卖国，他是曲线救国，是帮助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抗战时投诚日军的将领不是卖国，他们反对的是蒋介石统治，是弃暗投明。

　　即使是当时，那些投诚降将大部分都被拨乱反正。

　　率部降敌的兵团副司令孙良诚战后任国防部暂编第5纵队司令，投降日军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治安军总司令军门致中上将战后国民党华北先遣军第9路总司令。

　　汪伪政权“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吴化文战后任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八十四师师长。

　　汪伪任“豫北剿共军总司令”的孙殿英战后任国民党暂编第五军军长。

　　汪伪政权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抗战胜利后任为国民党第三路军司令。

　　投降日军的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一为热察两省先遣军总司令，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庞炳勋投降后任汪伪政权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战后也被任命为先遣军总司令。

　　黄埔三期生方先觉战后担任了国民党第十绥靖区的副司令官，黄埔三期生金亦吾战后任第15绥靖区高参。汪伪政权淮海省省长郝鹏举战后任国民党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42集团军中将总司令。

　　大汉奸周佛海还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蒙奸德王为蒙古先遣军总司令。

　　降日的方先觉还获授青天白日勋章。

　　共产党方面开始是咬着牙说他们是汉奸卖国贼，后来为了和平统一的需要，给许多在抗日战争中有劣迹的人发了抗日章。头号逃跑将军韩复渠都成了坚决抗日，投敌的庞炳勋成了抗日名将。

　　降敌的理由不是受蒋介石排济就是为了保存实力，或者是曲线救国。估计汪靖卫如果不死，国民党副主席应该非他莫属。

　　历史有时并不简单，降敌问题也有客观原因。

　　从抗日战争中降敌问题来看， 1937—1938年降敌的主要是伪满军和华北伪军，约为78000人。1939—1941年，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主要原因是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伪政府，华东方面伪军大为扩张。

　　1941—1945年是伪军的高峰期，既是抗战形势残酷，又与国民政府“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有关。

　　德国在侵苏时把几十万俘虏关进集中营，苏联也关了几十万德国战俘。东南亚投降美军都关在集中营里受尽折麿，而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战俘营很少。原因在于国军只要被俘或投降，立马掉转枪口，成了侵略者的帮凶，日军根本用不着战俘营。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强调爱国，不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不把卖国作为罪人来惩处。然而，由于阶级立场、价值观以及时势的需要，爱国与卖国的判断被政治价值观所左右。卖国者为自己的卖国行为找借口，权力层为了统治的需要千方百计为他们找理由。

　　爱国主义维护的是国家利益，对外有排它性。爱国主义是一种民族大义，不是一己的私利。爱国不分民族，不管宗教信仰，不论政治派别，不讲社会团体，不分南北东西，皆有义务和责任。

　　不能把把爱国局限于政治层面、组织层面或者价值观上。在强敌入侵之时，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际，爱国情怀非常重要。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定义来确定爱国的话，国家的凝聚力势必解体。

　　政治家可以按自己的价值观来取舍，即使牺牲国家或民族利益，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政治理念。

　　对国家及政权不满的人可以里通外国，可以用为了国家好作借口来破坏国家的建设。

　　战场上的军人可以用任何借口避战或者投敌，因为他们怕死，人权高于国权。

　　指挥官们可以带部队放下武器或者向敌人投诚，这个借口也冠冕堂皇，为士兵的生命负责。

　　这样的社会氛围谁还为国家服务，谁还考虑民族利益。谁还抵抗外敌入侵，谁还当英雄。

　　爱国主义教育是个育人工程，既靠自觉又需要培养。世界各国都把爱国主义教育当作基本教育内容。美国在国家庆典里，人人都背诵：“我爱这个国家，保卫这个国家”的誓词。日本把“爱国心”、“爱国意志”当作社会课。法国人通过让年轻人走进“活着的历史”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教育，以增强国民的爱国意识。德国通过普及宪法，了解德意志历史来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法律必须支持爱国主义和惩治卖国行为，教育应突出民族利益、国家概念，重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教育。要抵制和批判卖国主义悖论，清除卖国主义的土壤，打击卖国主义行为，净化社会环境。

　　在纪念抗日战争七十周年之际，必须鉴别清楚那些人是真正的抗日者，那些称得上抗日英雄，那些才够得上抗日名将。

　　爱国的意义在于让民众明白什么是爱国者，什么是卖国贼，怎样才算是爱国。让大家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分清是非正邪，凝造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正气。否则在国家或民族再次危险之时，一些人又要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帜，以私利的行为行卖国之实。

　　无论是汪精卫还是方先觉，也包括抗日战争中投降敌伪的高级将领。他们没有一个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卖国，以各种所谓“迫不得已”的理由为自己的投敌行为辩护。

　　蒋介石把投降日军的方先觉当英雄，却对坚守常德的师长余程万率部突围以违抗军令罪送交军法处审判。

　　蒋介石不能容忍不战而逃的韩复渠，却重用投敌反水的降将。

　　为自己辩护可以理解，终究这是个辱没祖宗祸及后代不光彩的事。问题是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不能为他们的投降寻找种种借口，用一些枝节问题来掩盖大是大非上的事实。

　　不能因为汪精卫曾经刺杀过摄政王就否定他后来的卖国投敌，不能因为方先觉降敌后提出过维护部队利益的条件就改变降敌的性质。不能因为张学良兵谏抗日就掩盖其不抵抗和囚禁主师的叛逆行为。尽管国民党政府在战后赦免了那些降将，并重用他们剿共，却改变不了他们在抗战中掉转枪口作日本人帮凶的事实。

　　抗日战争时期汉奸盛行，投降派嚣张，是抗战艰难的原因之一。

　　伪军成堆现象是民族的耻辱，不能以政治划线。它伤害的是国家，是民族的利益。用政治观点看伪军的问题永远没有是非。

　　正因为此，中国在纪念抗日战争时，不能忘记当年伪军的形成。要从社会文化、价值理念、人性弱点等多方面清算和清除这种投降派的观念和土壤。要敢于自揭家丑，让这种丑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下。让民众警醒，从而明辨是非，形成全民性的反对投降主义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