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湾人的“毛派”之路

「改革開放」不是新民主主義

陳明忠先生認為現階段中國正在進行的，是「新民主主義」──抗戰時期毛澤東提出來的階段性口號──也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採用資本主義方式、利用資本主義、又限制資本主義，先讓中國富強起來，但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大目標。而陳先生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窮國怎麼實行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衹有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也許在未來的「信息社會」中才能實現。

我必須反對陳先生的這些主張。我認為他既誤解了新民主主義的內涵與時代背景、對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現實的理解極為片面、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停留在19世紀末歐洲中心主義的時代、甚至還寄希望於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的「未來學家」們的空談。

中國革命中的「新民主主義」以及其他國家類似的政治主張與實踐，是列寧主義者對20世紀的人類解放事業最重大的貢獻。在這個路線下各國人民的革命，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造成了歷史上第一波重大的挑戰。這個路線，具體地來說就是，在落後國家，由工人與農民的聯盟為主體，以工人階級政黨為實質的推動者，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社會階層，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奪取政權，取得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土地改革等民主要求的實現、以及服務於國內需要的民族工業化，然後不間斷地邁向社會主義過渡。

以上路線的基礎是從列寧以來對於帝國主義的分析，而此種分析區別了20世紀的共產主義者和其他流派。

上個世紀之交的歐美各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占主導地位的主張的確是類似陳明忠先生那樣的，認為任何社會的歷史發展必然得重演西歐的過去：先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革命，然後才談得上社會主義革命。對於殖民地問題，伯恩斯坦等修正主義者拿著「歷史階段不可逾越」的教條，實質上宣傳西方左派不應反對帝國主義擴張，因為這會消滅落後地區的前資本主義制度，把「未開化民族」帶進資本主義，從而為社會主義做好準備。他們主張的是「文明」的殖民地政策。伯恩斯坦本人尤其大力支持德國進占中國的膠州灣，以「散布文明」。

但是列寧及其同代與之後的追隨者認為：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可能重複西歐的歷史發展，因為帝國主義會扼殺各地民族資產階級的萌發、扶植出為帝國主義中心服務的發展模式，將這些地方置於經濟上永遠的庸屬位置。各種前資本主義的落後因素，俄羅斯的沙皇專制、印度的種姓制度、中國搖搖欲墜的滿清王朝及其後的軍閥割據、等等，非但不會被帝國主義消滅而取代為西歐北美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反而會被帝國主義者強化鞏固並利用來為其資本積累服務。因此，落後國家的工人、農民應該扛起以前在西歐各國由資產階級完成的歷史任務。

1949年的中國革命可說是將這種路線的民族解放運動掀起了高潮，隨後各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反抗運動紛紛舉起「打倒三座大山」的旗幟風起雲湧地起義，1975年越南的統一與獨立可說達到最顛峰，之後則一路下滑。

列寧主義的民族解放計劃的重點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虛弱，革命後的工業化必須主要由國家來推動，列寧稱這個階段為「國家資本主義」，是「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依舊具有資本主義的許多矛盾必須面對。中國大陸1978年至今的發展是顛倒的。在沒有資本家的社會中，硬生生地創造出了一個資產階級。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有計劃地把把過去辛苦建立起來的服務於本國需要的民族工業給瓦解掉，而把中國的經濟成長重心放在台灣式的加工出口工業，為美、日、歐大企業提供低工資、高污染的代工，服務於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積累的需求。

陳先生寄望的未來的「知識經濟」其實早已實現，而且是當今中國經濟之所以依附於美、日、歐的核心問題。在WTO的國際知識產權協議之下，過去以科技教育扶持民族工業化的作法已經不切實際了。「懂得做」不見得就「可以做」。中國培育再多的技術人才與研發能力，不納貢給掌握知識產權的外國壟斷企業，就是不准做。

2005年中國科技部副部長批評20餘年來汽車工業與外資合作的「市場換技術」策略完全失敗，導致中國汽車市場被外資壟斷，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無法反帝、甚至積極服務於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發展，怎麼能跟「新民主主義」相提並論呢？

到現在，改革開放中，中國政府一手打造的「新興社會階層」，即資產階級，非但可以靠著發家致富受褒揚、入共產黨，還可以在中共17大上坐上主席台。從2004年關於這群人的「第一桶金」哪來的爭論被中共高層硬生生地喊停這個事件，清楚地說明了問題：貪污腐敗、盜竊國產與集體財產，是當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我們不清楚大陸社會」來迴避問題。我不懂的是，如果他們那麼強烈地自認為是中國人，怎麼30年來對於中國事都還「不清楚」呢？當他們贊揚中國改革後的經濟成就時，難道看不到這些成就背後勞動人民和自然環境所遭受的對待？或是，他們就跟任何資本主義的擁護者一樣，認為這些不公不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的代價。那麼，他們在那個意義上可以稱自己為「左派」呢？

至於陳先生提出的「有高度生產力才能實施社會主義」，正是鄧小平以來中共領導者一再強調的第二國際教條。這個「先富起來才能革命」的邏輯永遠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富到什麼程度才算夠格可以革命？美國這個國家夠富、夠強了吧？美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除了在一些宗派的小冊子上，至今可看得出一絲端倪？

文化大革命的意義

陳明忠先生說他搞不懂文化大革命，因為沒有一本好書，衹知道是一場浩劫。我同樣到目前為止對文化大革命，即使高度關心、好奇，也衹能有片段的認識。因為直到這一、兩年來，文革在中國大陸是不准討論的，衹有跑到海外以反共專家為業的人可以寫大部頭的「十年浩劫史」之類的書，而真正積極參與在這個巨大的歷史事件中的人，在國內，要不就不說，想說的卻不准說。一位我認為是真正的左統派的朋友在台灣辦的《批判與再造》雜誌，最近四、五年來成了一些倖存的文革造反派發表文章的園地，毋寧是幫台灣左派盡了一些應盡的責任。

我不打算在此為文革翻案。的確，文革是失敗的。當初文革想打擊的「走資本主義路線的黨內一小撮當權派」，之後牢牢地當了權，子子孫孫也都發了財。經歷過文革的幾億人有幾億個不同的複雜經驗，很多人是負面的，也有很多人是正面的。這些歷史，在中國大陸看來可能正逐漸允許討論的狀況下，是有可能愈來愈清楚的。在此，我衹想說，沒有文革，馬克思主義早就死亡了。而文革的遺緒，在世界各個角落都產生了鮮活的各種進步實踐。

罵文革把中國搞得大亂、搞成無政府狀態的人，如果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回去重新看〈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等基本文獻。從馬克思到列寧、甚至連名聲狼籍的史達林，都一再強調，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黨的專政不能取代工人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必須要消亡、消亡的物質基礎就在於解決腦體力分工、城鄉矛盾等各種矛盾、「國家資本主義」絕不是社會主義、甚至社會主義國家也衹是革命的暫時的形式。

列寧清楚明白地指出：「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都認為廢除國家是目的，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分歧。但我們肯定地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暫時利用國家權力的工具、手段、和方法去反對剝削者。」[2]

毛澤東反覆地在各個場合講共產黨一定會消滅，甚至說：「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3] 這當然不是附和蔣介石，而是重複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核心信念。在這個主張上，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了啟蒙時代以來的西方民主運動傳統，並往前推進。去掉了這個大目標，共產主義運動的進步性就非常可疑了。

1950年代之後的蘇聯，非常確定地絕不是一個意圖走向「國家消亡」的暫時政體，反而不斷鞏固黨和國家的權威，把國家資本主義當成不朽的最終目的。我不懂為什麼陳明忠先生把蘇聯稱為「極左」。歷代的觀察研究都發現，在蘇聯的企業中，和資本主義企業沒什麼兩樣，有層層的官僚，經理掌握支配工人勞動力的權力，而工人衹是來上班聽命的，差別衹是福利比較好、職位有保障。

「計劃經濟」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這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壟斷企業同樣實施計劃生產，通用汽車公司還一度是全球產值最大的計劃經濟體。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中、蘇論戰中首先對蘇聯體制開炮。除了與帝國主義「和平共存」的幻想、大國沙文主義的問題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裡頭到底還有沒有階級矛盾的問題。當時的中共認為，即使法權上取消掉生產資料的私有，與資本主義私有制所配合的勞動過程中的指揮與被指揮關係、分配上的剝削與被剝削關係，依舊在國家資本主義之下存在，因而還存在階級矛盾，必須解決。對許多其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中、蘇論戰是讓他們重新看到社會主義運動還有生命力的關鍵事件。

除了馬克思早已指出的腦體力分工關係、城鄉矛盾等等之外，1950年代毛澤東就清楚明白地指出了共產黨執政下的中國社會的一些重大的具有矛盾的關係：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等等，還說了一定會有更多矛盾。當時，他以獨特的辯證法中關於矛盾的不同性質的觀點，認為這些矛盾都可以是非對抗性的，而以主觀努力解決，但也可能解決不了、變成對抗性的。解決了矛盾，就往社會主義過渡又邁進了一步。

絕大部分解決上述矛盾的措施，是基層群眾發展出來的，毛澤東等領導人再加以肯定，如人民公社、鞍鋼憲法等。「放手發動群眾」、「激發群眾的首創精神」，是中共在長期內戰中發展出的信念。到了1965年，在大部分人眼中，主張蘇聯模式國家資本主義的一派與毛澤東這派之間的矛盾，顯然已經發展成了無法調和的對抗性矛盾，因而文革發生，毛的路線一時占了上風，直到1976～1978年才歸於失敗。但是，沒有這最後奮力一擊，沒有這史無前例的以國家力量試圖推動國家消亡的嘗試，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運動，早就乾癟貧乏得無人問津了。

但是，反對專家至上、反對包辦主義命令主義、要求放手發動群眾的首創精神、「主人公心態」──文革時代最重要的一些精神，在世界各地的農村發展工作、社會工作、以及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和更多領域中，以「empowerment」（譯為賦權、培力、增能、等等）這個英文字眼活了下來，發揚光大。被右派大力嘲笑的「土法煉鋼」中所提出的「大、新、洋與小、土、群」的結合，現在成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等主流機構的官方政策，名為「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當代世界的各種社會改良措施，幾乎無處不存在文革的精神遺產。

讓我覺得痛心的是，許多在中國大陸包外國基金會搞各種項目的中國大陸學者，或許是由於對文革的重大隔閡，必須用英文來說這些聽來頗玄奧的洋概念，而不知這些其實都是「出口轉內銷」。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肯定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的結合是20世紀各國人民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最有力的挑戰，而文革是這個運動的最高潮，那麼包括文革在內的這整個世紀的運動的失敗與成就，21世紀的左派都應該批判地繼承下來。我認為這是歷史唯物論最基本的態度──正視歷史，從歷史中反省學習。

自從1980年代，社會主義加民族解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從節節敗退終至潰散以來，許多各地的進步人士紛紛急著與這個傳統劃清界限，以圖重新打造全新的愿景。問題是，無論如何，面對帝國主義依舊稱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依舊帶來重重苦難、甚至極可能通過環境災難而消滅全人類的21世紀，我們依舊必須像前人一樣構思出路、構思推翻並替代資本主義的道路。一味否定包括文革在內的20世紀革命經驗，會使得我們在思考出路問題時，僅剩下空想一途。

陳信行現任教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科學與技術研究（STS）與勞工研究，著作包括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市民社會與跨國階級政治〉等學術文章以及發表於「苦勞網」、《批判與再造》、《左翼》等處的評論與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