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人阶级”的概念本身并不是问题，核心问题应该是，阶级关系依然存在，但阶级敌人依然高枕无忧。如果我们不重新以阶级视角审视中国革命，那么我们不仅把社会主义的遗产通通丢弃，更有可能失去了对当下社会“真问题”一剑封喉的能力——而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2015年6月10日，哈佛大学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海和安源”（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Shanghai and Anyuan Compared）的演讲。裴教授认为，中国的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这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中扮演了轰轰烈烈的角色，从五四运动、中共成立、五卅运动再到国共内战乃至解放后，无一例外。从这一学术关怀出发，裴教授完成了三部具体的研究：首先是以《上海罢工》为代表的解放前工人运动研究，强调了当时上海工人群体内部的复杂性，试图超越单一的“工人阶级”概念来思考工人的能动性；其次是以《安源》为代表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以文化路径来理解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动员策略，以及解放后“安源的革命传统”话语建构；再次是以文革上海工人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新中国工运研究，以公民权利的框架来理解中国工人在毛时代的斗争。在此基础上，裴教授总结出中国特色的“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框架：由于中国长时间以及复杂的革命历程，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中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超强的文化动员和治理能力，包括“文化定位”（cultural positioning）和“文化包庇”（cultural patronage）策略等。
笔者敬佩裴教授对中国研究一丝不苟的态度和数十年如一日的投入，她的讲座不仅充满洞见，也蕴含了对工人的同情。但笔者认为，裴教授以去阶级化、去政治化的“公民运动”视角来理解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忽略了当时社会主义革命本身要处理的“真问题”（以三座大山为首的阶级压迫）和作为解决手段（而非具体策略）的阶级斗争。因此，本文从回应《上海罢工》和《安源》出发，以阶级视角的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不然，我们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遗产，也无力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外建构一个新社会的想象。
过度强调阶级自在状态的《上海罢工》
裴宜理教授在《上海罢工》中研究了解放前上海工人阶级内部的分野，包括性别、血缘、地缘、种族、技术熟练程度的“分裂”。同时，“早在有政党之前，已经有大量成功的工人抗议，工人运动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参考了外来干部的党派战略。……工人有其自身的抗议传统，根植于故土文化和工作经历之中。”裴教授的结论是，在不断演进的抗争关系中，和工人的世俗关系（地缘祖籍、性别、文化程度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那么突出。因此，裴教授将政治化工人阶级视为一个“幽灵”，并且认为“阶级”这一概念既无法说明工人群体内部和工人政治的复杂性，也导致现代政治无法反映工人的诉求。
笔者认为，裴教授过于强调工人阶级的自在状态，甚至有拒绝阶级自觉的倾向。我们可以参考卡兹尼尔森和佐尔伯格在《工人阶级形成》（The Working Class Formation）一书总结的四层次工人阶级形成理论：首先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结构，这就是马克思论述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一边是通过吸收剩余价值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公司，另一边是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其二是工人真实生活的社会及其组织，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在工人的工作中以及工作场所以外（比如工人社区的形成，意味着阶级空间）运作；其三是工人的共同情感（而非“阶级意识”）。这是工人们在面对生活和社会变迁时的共同情感，在此基础上他们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图景（configuration），开始行动；最后是集体行动层面，是指工人通过组织和运动形成一个阶级，同时产生阶级力量改变社会。
可见，在阶级分化甚至是对立的情况下，自在的工人阶级确实不必然产生阶级意识。如果没有专门的外力干预（比如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结、组织、教育等），那工人不一定会认清自己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以及整个压迫结构本身，很可能只会在工人群体内部的分歧中迷失。同时，即使有斗争，那也可能只停留在个人经济利益的层面，不一定上升到组建民主工会，实现工人当家做主等诉求，并形成相应的阶级意识。如果过度强调工人阶级的自在状态，那么我们就会对阶级社会内部的矛盾认识不足，从而将政治化工人阶级当成洪水猛兽，最终曲解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在裴宜理对安源革命的考察中尤其明显。
“文化定位”和公民运动视野下的《安源》
在《安源》一书中，裴教授采取文化路径（cultural approach）来理解早期中共在安源的革命实践，以及建国后中共如何重新建构“光荣的安源革命传统”这一话语。在裴宜理看来，安源正是微缩的中国革命标本：它既是早期工人运动的摇篮，也是农会的发祥地，还是红军重要的招募基地。在1920年代，深受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如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利用了大量本地的符号资源，包括宗教、仪式、服饰、修辞、戏剧、艺术等等，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在裴宜理看来，此举将俄国革命传统植入中国的土壤，从而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特有传统。“红色”教育固然培育了工人和农民的无产阶级精神，但传统的谚语、衣着、仪式、秘密会社还有其他大众和精英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换言之，裴教授认为，中国革命传统是被“创造”的，它涵盖了民族主义、阶级斗争、列宁主义党组织、毛主义群众路线等内容，和中共后来建构的“革命传统”话语大相径庭——解放后，安源成为了为革命领导人“造神”的资源，所谓“光荣的安源革命传统”，强调的主要是领导人的进步理念、革命教育、组织行动，以及领导人本身的个人能力。
在笔者看来，裴教授过度强调了革命家的动员策略，却忽视了社会主义教育和组织如何塑造工农的阶级意识，极力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阶级矛盾。因此，裴教授把“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一标语解读为安源工人是为了“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而斗争，从而将中国革命视为无关阶级意识的公民运动（civil movement）。笔者曾经访谈过1950年代初进厂的一位江南造船厂老工人，他说自己在上海刚解放时，曾经到上海市总工会听过一次讲演，讲者是工会的干部。当时这位干部问在场的群众，为什么你们这些平民百姓在旧社会生活这么苦？为什么像杜月笙、黄金荣那些白相人（上海话，即黑社会流氓、混混）却可以不劳而获？很多听众就回答，因为“阿拉命苦”。但让老工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却是这位干部的回复——“不是因为你们命苦，而是因为三座大山压得你们不能喘气，让这些白相人作威作福！”是的，“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固然是追求生而为人的尊严，但为什么平民百姓只能世世代代做牛做马，白相人却可以子承父业不劳而获，这就肯定不是“阿拉命苦”的问题，而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问题。
裴宜理虽然同情中国革命，强调了过去滋养中国革命的文化要素，但她忽略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和目标。因此，她过于强调一整套“文化定位”和“文化包庇”策略，忽略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而误解了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面向。这一问题同样体现在裴宜理对文革工人运动的理解上：她只是把文革的派性斗争理解为文化、社会网络和利益上的分歧，从而引发工人对公民权利的斗争，却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要处理什么“真问题”——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公有制条件下，就不会再有阶级矛盾了吗？这时重提的阶级斗争，应该体现在具体的统治干部和群众、工厂管理者和工人等之间的斗争上。
重新以阶级视角审视中国革命
那么社会主义改造与阶级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是为了消灭阶级——因为在一个真正的平等的社会里，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阶级压迫，也不会有食利者。如果没有“不间断”和“持续的”革命，食利者随时都可能东山再起，不管这种权力披上什么样的外衣。而在中国，这种阶级权力已经回潮了——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亦或是当代社会。如今，官僚机构再度强化，党-国体制再度掌控社会，这意味着精英们的胜利。这难以避免他们以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再度占有了生产资料与社会财富。“工人阶级”的概念本身并不是问题，核心问题应该是，阶级关系依然存在，但阶级敌人依然高枕无忧。如果我们不重新以阶级视角审视中国革命，那么我们不仅把社会主义的遗产通通丢弃，更有可能失去了对当下社会“真问题”一剑封喉的能力——而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参考文献：
Perry, E. J.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erry, E. J. (2012).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Vol. 2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atznelson, I., & Zolberg, A. R. (1986).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