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是变相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

二、官僚符合阶级标准

什么是官僚呢？

在这里，官僚是指在能够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社会中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是在能够用“管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中从事管理的人；归根结底，是因变相占有生产资料而能够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人，即变相占有多于自身劳动所需生产资料的人。

在这里，掌握公共权力或从事管理，首先是一个经济基础范畴，其次也是相应的上层建筑范畴，总之，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的范畴；而不仅仅是上层建筑范畴。这是因为，在人们日常的经济活动中，掌握公共权力或从事管理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也就是说，官僚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不需要证明。列宁说：“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国家与革命》），尽管这个“工具”在人类历史上很多时候是由官僚以外的统治阶级操纵的，但是这个“工具”本身也从来不是由木偶组成的，而是由大大小小的与统治阶级有着同样衣食住行及性需要的高等动物——官僚组成的。事实是，没有一个官僚把自己仅仅搞成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政治概念”，而是每一个“工具”都享有从“剥削被压迫阶级”中获得的归自己支配的一份。

在这里，需要对公共权力做一个广义的、历史地理解。当“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时，这部分用来谋取私利的“‘公共'权力”只是（广义的）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公共权力的异化部分；而另一部分，则是狭义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异化部分与狭义的公共权力互相区别、互相依存，共存于公共权力之中；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总是在狭义的公共权力的掩盖下进行。历史地看，公共权力的异化只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存在，即：只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启之后，经历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和后资本社会，直至生产资料的各种私有被彻底消灭之前的阶段存在。

在这里，把“官僚” 仅仅理解为“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或“从事管理的人”显然是不正确的。这种撇开社会条件的、单纯抽象的理解，是对公共权力或管理的误解，往往导致对官僚的错误认知。例如，在公共权力产生异化之前的社会中和公共权力的异化被彻底消灭了的未来社会中，“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或“从事管理的人”显然不是官僚；归根结底，那时不存在因变相占有生产资料而能够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当然也就不会存在因变相占有生产资料而能够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人。

在这里，把“能够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社会”或“能够用‘管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即“因变相占有生产资料而能够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理解为“仅仅能够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社会”或“仅仅能够用‘管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即“仅仅因变相占有生产资料而能够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也是不正确的。这又是不顾人类社会实际情况的、单纯想象的理解。其实，“能够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社会”或“能够用‘管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即“因变相占有生产资料而能够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自从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某一个阶段形成以来，这种社会关系的载体——官僚，就一直存在于世了。翻阅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一大段历史中，在后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和后资本社会中，都有官僚的身影。其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仅仅能够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社会”或“仅仅能够用‘管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即“仅仅因变相占有生产资料而能够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只有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存在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某一个阶段，那时，“氏族首长及其他为氏族服务的如军事首领，巫师，利用自己的地位发财致富，首先就变成氏族贵族，成为富裕的家庭，逐渐地与一般氏族成员在财产分配上形成了不平等的状态”（岑家梧遗著《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第107页，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后来出现的）“其他”剥削阶级还没有产生，原始官僚是当时社会中唯一的剥削者，占统治地位。后一个阶段是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推翻之处，历史上的其他剥削阶级及其统治都灭亡了，现代官僚成为社会中唯一的剥削者，占统治地位。

官僚与其赖以存在的那些生产资料是不是变相占有的关系呢？占有权总是通过其相应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体现出来的。对于一个（例如个体劳动者）自然人来说，他对于他那些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使他具有相应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对于一群（例如全民所有制劳动者）自然人来说，他们对于他们那些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能否使他具有相对应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从表面上看，这群人中的官僚当然不具有对别人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收益权和全部的使用权、处分权。但是，官僚一旦拥有了对别人的生产资料的一些使用（如管理）权和部分的处分（如决策）权，是不是就具有了对别人的生产资料的一些占有权呢？当官僚对别人的生产资料的收益行使一些使用（如管理）权和部分的处分（如决策）权时，他还是不是对别人的生产资料不具有收益权呢？当生产资料的“主人翁”大面积失业（产业的“业”）时，人们看到了资本家的大量“就业”（也是产业的“业”），但是，在生产资料的“主人翁”失业之前，如果他们还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完全的、真正的占有者的话，他们还会走向失业吗？

从事实的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官僚与生产资料关系的）端倪。那就是，在人类的大多数社会形态中，在各种社会分工之上，都横跨着一个管理与被管理的“分工”。在任何一个社会分工乃至行业中，官僚从事管理，其他人从事需要被管理的与相应的官僚同处一个社会分工乃至行业中的生产活动。可见，管理与被管理这个“分工”是超出社会分工的范畴。

官僚与其赖以存在的那些生产资料是变相占有的关系，这使得官僚完全符合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的标准。结论是：官僚是一个阶级，一个变相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我们用列宁给出的考察社会阶级的标准验证一下这个结论吧。

官僚“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官僚在任何一个能够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社会中、在任何一个能够用“管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中，都处于类似主人的地位，拥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官僚从不会像奴隶一样被人身占有，也不会像佃农一样人身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

官僚“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官僚在任何一个能够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社会中、在任何一个能够用“管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中，同他赖以存在的那些生产资料的关系，都既不同于占有那些生产资料的主人、也不同于生活在那些生产资料之下的无产者。官僚总是通过变相占有那些生产资料，要么与占有那些生产资料的主人分享生活在那些生产资料之下的无产者的剩余劳动，要么独享共同占有并生活在那些生产资料之上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在都是通过变相占有生产资料进而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这一点上，官僚的这个“分享”和“独享”是一回事。

官僚“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官僚分布在所有的社会分工及其细分的各个行业中，与社会分工的人们一起经受不同的劳动稀缺性和不同的劳动时间带来的差异。

官僚“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官僚“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特点在于：在生产资料的使用过程中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而其他阶级都是在生产资料使用后的结果中“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如此，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也是如此。由于官僚对其赖以存在的那些生产资料只有部分的使用权和部分的处分权而没有占有权和收益权，官僚是这样的所谓“无产”者：公家（公款）的饭我家吃、公家的房我家住、公家的车我家坐……，这是工作的“需要”，当然也就计入成本，无需等到形成利润再行提取。占有无价的产品或服务，在它形成有价的商品之前据为己有，这就是官僚“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而这一切特征行为一旦离开了其赖以存在的那些生产资料的使用过程，便不存在了，“官僚”便只能以其他阶级的方式“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了，“官僚”便不成其为官僚了。于是，官僚需要高薪了。官僚的高薪并不是其作为阶级的“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的特征，而只是他把已经取得的“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转化成货币、转化成资本的一种形式（如果其他剥削阶级生活方式及其生产方式或者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及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身边同时存在的话）。官僚的受贿历来不合法，它只是官僚们中的佼佼者所取得的“超额利润”中的“超额”部分。

总之，官僚阶级由于“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能够占有另一个”阶级——变相失去生产资料的阶级的劳动。

官僚阶级是革命阶级还是反动阶级呢？

官僚阶级并不是天生的革命阶级或反动阶级，他只是他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载于其上的整个社会天生的忠诚伴护者。人类的自觉性是从奴隶社会开始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各阶级无所谓“革命”或“反动”。从奴隶社会到现代官僚制社会确立之前的历史时期，官僚阶级始终以非社会基本阶级的身份存在于世，其历史作用从属于各阶段社会基本统治阶级的没落和兴起。例如，奴隶主阶级没落和封建地主阶级兴起时，具有奴隶主阶级阶级属性的官僚就是反动的，具有封建地主阶级属性的官僚就是革命的。

看看十月革命以来的人类历史，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崩溃之处，一般会经过短暂的革命过渡阶段，然后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确立起来，这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的一个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归于尽、新的生产方式中现代官僚阶级和变相失去生产资料的新无产阶级同时诞生。官僚阶级脱胎换骨，成了现代官僚阶级，他不再代表别人（诸如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他只代表他自己——新生产方式中的剥削阶级即载于新生产方式之上的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当然，现代官僚阶级还会根据自己剥削和统治的需要，随时调整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给予一定的合法地位，或约束或放权。这种现代官僚阶级可控范围内的阶级关系调整，是现代官僚阶级的恶行，并非资产阶级复辟。

官僚制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部分地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需要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来与之相适应，虽然官僚阶级变相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还不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参与计划的计划经济，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程度已经提高了一步；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现代官僚阶级处于上升的、对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阶段。这时的社会性质，正如列宁所说，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快速而进一步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每时每刻都在赋予人类的物质生产以新的自由，然而，变相占有生产资料的现代官僚阶级虽然也把这种自由兑现一些给社会，但又总是截留一些；兑现的那部分也往往不及时。时间一长，现代官僚阶级的私囊中这种截留来的“自由”，越来越多，越来越沉重；这时，现代官僚制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的“部分地解决”荡然无存。现代官僚阶级伴护的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腐朽殊途同归，也成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面对现代发达的生产力，社会帝国主义与老牌帝国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难分伯仲，现代官僚阶级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成了一丘之貉。这是电子科技、互联网科技、生物科技等等多得难以尽述的科技进步主宰人们的生活时，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将要有又一个结果的前兆。

    当现代官僚阶级处于上升的、对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阶段时，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官僚制下变相失去生产资料的新无产阶级对现代官僚阶级的斗争，具有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意义，但还不具有新的、对官僚阶级革命的意义；这种斗争不断冲刷现代官僚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不断保持现代官僚阶级身上那些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现代官僚阶级对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阶级的种种叛卖、现代官僚阶级对变相失去生产资料的新无产阶级的种种压迫，从来就不具有任何进步意义，只是被当时其对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革命性所掩盖、所主导，湮没在当时的人民内部矛盾中了。当现代官僚制中的“资本主义”不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衰亡、而其中的“共产主义”也不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长时，它便不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了；这时，现代官僚阶级自第一次科学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的这种叛卖、压迫甚至镇压便演变成反动罪行，便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形成了新的敌我矛盾——第二次科学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敌我矛盾。第二次科学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从第一次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上孕育出来的革命，是在现代官僚制生产方式中变相失去生产资料的新无产阶级的革命；他不仅继承了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内容，而且发展出对官僚阶级的革命内容。它一开始被笼统地看作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但是，资本主义雇佣制生产方式中的无产阶级怎么能跑到现代官僚制生产方式中来“革命”呢？毕竟，第一次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得到了人类每一次阶级斗争都会得到的一个结局，“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共产党宣言》）

    当现代官僚阶级处于没落的、反动的、对资产阶级不再具有革命性的阶段时，在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官僚制下变相失去生产资料的新无产阶级对现代官僚阶级的斗争，也不再是单单具有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意义了，而更主要地是兼有了新的、对官僚阶级革命的客观意义。当变相失去生产资料的新无产阶级具备了自己的革命主观条件时，其对现代官僚阶级的斗争便具有了完备的革命意义。

（第二页/第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