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九岁

　　公元一九五八年，是一个群情激奋欢欣鼓舞蓬勃向上热火朝天的岁月。那一年，我满九岁。

　　春节一过，我懵懵懂懂地感觉世界在飞快地变化，一个又一个的新景象总是让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人们一反去冬异常严肃的面孔，换上了一副灿烂的笑脸，机关、学校里的大字报都全部不见了，换上了红色的大标语，“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显得格外醒目。接着是号召所有干部家属报名参加工作，本来就是街道积极分子的妈妈报名后，马上被分配在县造纸厂当工人，她每天早上出门，晚上要很晚才回家。爸爸打起了背包又一次下乡去当工作队员，几乎一个月才回趟家。家里就剩下我和双目失明的爷爷，每天我牵着他去“干部食堂”吃饭，然后就去上学。学校里开展普通话普及教育，原来我们学过的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换成了汉语拼音字母“bpmfdtln”。唱的歌也不同了，以前唱儿歌，现在唱“少先队员顶呱呱，翻身骑上小飞马，快马加鞭向前奔，不怕风吹和雨打，……叔叔伯伯大跃进，我们完成小计划”，还有“合作化的农村，一片新面貌，社会主义的根子，扎得牢又牢，农业纲要四十条，四面八方传开了”。……最有意思的还是那满大街的壁画，有幅画画的是一头很大的母猪，旁边有十多只小猪，上面的大字是“猪多，肥多，粮食多”，还有一幅我想了很久没明白，那上面画的是一个古装武将骑着一匹长着翅膀的马，武将头顶上像带着一个火炉一样的帽子，帽子上飞出很多星星，旁边写着一首诗，我只认识第一句的字“钢元帅，骑飞马”。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图画，那些直接画在墙壁上的图画色彩缤纷非常好看。我特敬佩那几个画画的叔叔，真厉害!他们居然用整桶的油漆，搭个架子就在墙壁上画，而且比我爸爸画的还大得多。于是，我每天一下课就跟在他们后面看，看了一处又换个地方看，害得我上课经常迟到，为此，被老师没少责罚过，别的学习小组的旗子都插在“火箭”、“飞机”的栏内，连“火车”、“汽车”栏都没插过，可我们小组的旗子被几次插在“板车”栏，就因为我去看画画上课迟到。

　　就在我乐此不疲地跟在叔叔们后面看画壁画的时候，县城里又有了新事儿，隔三岔五就有一拨又一拨的人群敲锣打鼓地去县委会报喜，原来，县城及附近的铁匠、木匠、裁缝、制伞的、制蓑衣的匠人都按行业组织起来，成立了铁业社、木工社、缝纫社、伞厂、棕业社，他们一个个喜气洋洋，举着大红“囍”字，庆祝他们的集体企业诞生，他们都成了有单位的工人。我们这些小家伙也不约而同的跟在后面起哄，当然，我们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改造”的，我们感兴趣的是地上没来得及响的鞭炮。啊!今年的喜事多，我们捡到的小炮竹也多。捡了炮竹又成群结队地来到县城的中心地带，那里搭了个小舞台，一个大姐姐拿着一根小木棒，指着挂在墙上用毛笔抄写歌曲的大白纸，向围观的人们教唱歌曲。“跃进的锣鼓响连天，丰收的捷报四处传，共产主义在农村开了花，处处都把公社办。……”“人民公社好呀，红旗升上天，工农商学兵呀，样样都齐全。共产党，总路线，引导大伙儿建乐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共产主义早实现。”我和小伙伴们也扯开清脆的童音，跟着大声唱起来。忽然，我向旁边一位叔叔问道“共产主义是什么?”那叔叔告诉我“刚才那个姑娘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到了茶陵。”我一想，茶陵就在我们北面，坐汽车(当时还是背着一个木炭炉子的汽车，车速很慢)四个小时就到了。我疑心共产主义是一个极好的人，他来了，肯定非常好!(其实，我后来才知道，相邻的茶陵县已经成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

　　转眼到了下半年，我上三年级了，那天上课，老师给我们讲，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这几个字写在黑板上)，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为建设共产主义做贡献。我一听，马上举手提问“老师，大人们都说共产主义到了茶陵，什么时候才到酃县?共产主义好吗?”老师笑了“共产主义不是一个人，他不会自己走过来，要靠我们发奋劳动才能实现。”老师的眼睛中闪耀着憧憬的光芒，“到了共产主义，我们的生活好得很，每人每天供应一斤大米、二两肉，两个苹果、还有牛奶面包和糖，拖拉机耕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啊!真好。老师说的多数没记住，我就记住了“两个苹果”，因为跟着爸爸妈妈离开长沙来到酃县，我就连苹果皮都没见过，那种好吃的水果每天都有吃，这共产主义当然好得很!

　　这学期，我又碰到了我没想到的事，原来，我一直是班长，那天学校开大会，我们的校长宣布，按照全国一盘棋，“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花，生活集体化”的要求，学校也要军事化，全校为一个团，一、二年级不动，六年级为一营，四、五年级为二营，三年级为三营，我被任命为三营副营长兼一连连长，同年级另一个班的班长为营长，三年级的班主任分别都成了教导员或指导员。我想不清楚，我们这个连就是原来的教学班，三个排也就是六个学习小组组成，不过小组长改称班长了，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区别?回去问爸爸，爸爸笑了“你一下子就升官了，哈哈!跳了几级呀，比你老爸威风呀。哈哈哈……”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逗乐。

　　这学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年十月份除了一、二年级外，基本上没上课，我们三营每天带上小竹篮去附近生产队去摘茶籽，班上大一点的同学(最大的女生已经十四岁了)，他们带的是背篓，竹勾等摘茶籽的专用工具。早上，我们分别在各自食堂里吃过早饭，然后用搪瓷缸装上午饭，提着竹篮来到学校，营长负责整理队伍，我这副营长站在队伍前头，跟着老师领着大家出发了。

　　县城附近的矮山坡就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这是一片油茶林，我们的任务就是收摘茶籽。油茶果成熟的同时又是油茶花盛开的季节，油茶有“寒露”籽和“霜降”籽两种，“寒露”季节一过，寒露籽如果不及时收摘，那油茶果就会开裂，里面的茶籽就会掉落，而当时我并不知道农村大量的劳动力都去支援工业建设，大炼钢铁去了，生产队劳力不足，偏偏那年又喜遇特大丰收，于是三年级以上的小学生、中学生都组织起来支农。油茶林里传来了我们的嬉笑打闹声，尤其是我们这些城市学生对这里的一切觉得特别新鲜，那满树的油茶果黄里透红，树叶青翠欲滴，茶花瓣犹如洁白的贝壳，黄色的花蕊中有一滴晶莹剔透浓稠的茶花糖，引来勤劳的蜜蜂嗡嗡采蜜，到处都是茶花糖的清香。我学着同学们的样子，拔了一根茅秆，去掉秆心，对着花心使劲地吸食花糖，那股甜蜜蜜的味道，觉得比老爸买的糖果味更甜更香更纯。摘茶果是不能用棍子敲打下来的，因为那样会打落茶花，这就会影响来年的茶果产量。大一点的同学背着背篓上树摘取，我们矮小的同学就在下面，随着他们把树枝用竹勾拉下来摘取茶果。不一会就装满了一篮子茶果，然后送到指定地点堆起来，等待生产队来人挑回去。这样连续干了半个多月，也不知道走过了多少个小山头，我就觉得树上的茶果越来越少，只能看到干枯的茶果皮像一个五角星一般张开着，里面黑色的茶籽所剩无几，这是怎么了?原来茶树下的茅草中是一把把茶籽，我们于是都蹲在地上拾茶籽，这蚕豆般大的茶籽一上午还拾不到一篮子，有些树下基本上没多少颗，茶籽哪去了?就在我提着空篮一边吸食茶花糖，一边转悠，不料，一脚踩空摔在一个土坎下，发现一堆松土傍边有几颗茶籽，等我拾起那几颗茶籽后把那对松土扒拉一下，咦!居然发现松土中还有许多壮实的茶籽，于是，我把那堆松土扒拉个遍，又发现松土后面还有一个小洞，哈哈!这小洞里藏着满满一大堆，我一下子不费力气的就装满了一篮子。我告诉老师这个奇异的发现，于是，老师用铁皮广播筒公布我的重大发现，号召大家都来寻找据说是山老鼠打的洞。

　　我们的班主任霍老师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每当休息时间，他总是要我们讲叙当天经历的劳动过程，而且一边启发我们回忆，一边又指着茶山里的特殊茶树要我们口头描述。待到油茶籽全部收完，我们又回到课堂里上课。我们的第一篇作文是《挖薯》，第二篇是《摘茶籽》，这学期，在霍老师的指导下，我不仅学会了写作文，开始两三百字，后来竟可以写六七百字，而且，他还教会了我们写诗歌。我记得那年学校出的《元旦特刊》墙报上，刊登了我的两篇作文，还有一首诗歌“高粱红，谷子黄，红薯豆子堆满场，男女老少夺丰收，人民公社好风光。”我有个叫“代雨”的好朋友写了一篇《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山区来了拖拉机》，被老师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朗读后，让我后悔了许久，因为那个星期日他邀我去玩而我没去，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每天要比往常多一节课，因为要把捡茶籽耽误的课程赶回来。我的作文本父亲看了以后感慨的说“刚会写作文接着就写诗歌，你们老师真是大跃进的速度呀。”那年我的五门功课四门得了5分(那时是5分制)。

　　一九五九年元旦，是我最快乐的一天。那天上午，天气非常晴朗，湛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红太阳暖融融地照耀着冬天的大地，全校在操场上举行少先队队日活动。当总辅导员宣布仪式开始，接着就是“出旗”，顿时队鼓咚咚，队号齐鸣，大队旗手庄严地擎着“星星火炬”红旗，红旗两边是两个鼓手，两个号手，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绕场一周，全体带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举手行队礼，还不是队员的行注目礼。我是即将入队的新队员，真想学他们的模样也举手行队礼，可是我还没有红领巾，我控制住万分激动的心情，耐心地等待着。终于，我听到总辅导员叫我的名字了，就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赶快走到前面，和新队员们站成两横排，我看见每个人脸上都是红喷喷的，肯定他们也和我一样激动。那些左臂带着“两道杠”“三道杠”的老队员满脸笑容地为我们带上红领巾，然后举手敬礼，我们也十分认真地向他们还礼。……那时按照《少先队队章》规定必须年满九岁才能入队，我呀，刚满九岁就入队了!把胸脯挺得老高，心里的那股高兴劲比穿了一件新衣服还更热烈。“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就在我心中充满着得意时，总辅导员领着我们呼号了。“时刻准备着!”所有的新老少先队员庄严地举起握拳的右手，齐声回应，那响亮的口号在晴朗的长空久久回荡，在巍峨的青山中余音袅袅。从此，“共产主义”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开始根植下来，一生未变。

　　这天下午，干部食堂举行会餐。就在现在的洣泉书院(当时做干部食堂)前的大操坪里，摆着二十多张大饭桌，桌上摆满了全部是红薯制作的食品，“冲天炮”(油炸红薯丝团子)、红薯饼、炸薯片、蒸薯条、红薯米果、……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食堂就餐的每人凭餐票就坐，大人们举起红薯酒互相敬酒，我们这些孩子们跑来跑去地笑闹，大家喜气洋洋，庆祝大跃进的第一个丰收年。没有哪一桌都吃完了那些我从没吃过的食品——这就是老师说的共产主义?我想还不是，那天晚上，我又一次梦见了苹果。……

　　五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始终觉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没有错!尽管后来出现了“三年困难”，但我从父母的身上，看到的是全国人民跟共产党同心同德，焕发着艰苦奋斗的拼命精神，看到的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敢于创造，敢于压倒一切困难的革命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劲。没有他们那一代的努力和勒紧腰带的积累，就不可能为后来的腾飞打下坚实的基础。否认那个年代的成绩，就是割裂历史，就是动摇我们自己的根基，就是背叛。很可惜，我们的民族有个致命的劣根性，那就是妄自菲薄。比如，当年大跃进时，在“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鼓舞下，工人师傅发明的插秧机(我去参观时见过木制的原型)，因为当时的水稻系高杆品种不适用，就被自己抛弃了，而日本人在展览馆看过以后，回去稍加改进，制造的插秧机又被卖回给我们(我当知青时用过)，而且他们享有专利权。我想，类似的东西还有不少，只是我们一些知情人为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为了否认那段历史，不愿承认罢了。

　　那个意气风发群策群力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情景还会出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