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森是华国锋仕途上的恩人，华国锋当年在其的“亮相”《声明》特别说了一条“向章伯森同志学习！”，就证明他是深知彼时章伯森对他的重要。然而，1968年9月批判所谓“炮打三红”之际，章伯森受到不公正的牵连，对此，当时在湖南说话已颇有份量的华国锋（省革委会第二把手），不仅没有为章伯森洗刷解脱，反而以怨报德，赞同了军方与部分造反派对章伯森的批判，致使章伯森被迫在捡讨一番后，下放新田县工作数年。本文摘自《记忆》杂志第6期，作者陈益南，原题为《华国锋“忠厚老实”吗？》。
华国锋在当代中国史上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三十年来，很多人都认为华国锋是一个“忠厚老实”之人——不然，何以已经坐到了中央主席的高位上，却还会辞职下台，还会连做几届一个不能管事的中央委员？ 虽然，由于国情，我们对于中央高层很多真实情况，不可能透明的了解，因而，现在对很多高层人事的变化，老百姓是难于真正知晓其具体原因的。但是，毕竟像华国锋这样的高层人物，即便身居铁幕之后，他们终究也还是会通过其执政方针及行事手段，来向世人显露其个人的政治品质与处世品德的。 从个人的品性来看，华国锋是不是一个忠厚老实之人呢？ 其实，我们看看华国锋原来在湖南的一些个人表现，便可对此略知一二了。 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华国锋就对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彭德怀冤案受害者周小舟落井下石。当年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这样记述道：“庐山会议前几个月，彭德怀窜来湖南，伙同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即周小舟）四处活动，拼命搜罗向党进攻的炮弹。面对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猖狂挑战，华国锋同志挺身而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作报告，写文章，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正确性，热情地歌颂了革命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耻谰言。”而1962年在彭德怀回湘潭县作调查时，华国锋也即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交了监视彭德怀的机密报告，毫无同情之心，却有置彭帅于险境之举。 如果说，这些还可视为是身在政坛，不得不为的例行官事，还不能认定其是不忠厚不老实。那么，在湖南的文革中，他的不少表现，则实实在在是从未有过什么“忠厚老实”之形象的。 文革造反高潮中的1967年时，湖南省委书记之一的华国锋，一度被得势的造反派们批斗软禁，政治上也被造反派划入了要予以打倒的“另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虽说还不能随意将领导干部们置于死地，但要将他们置于被打倒的“走资派”之列，促使中央降其职、罢其官，那还是不难的。当时华国锋如果真没被造反派选中作为“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相反，却被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予以打倒，或将其撇在一旁“靠边站”数年不能工作，那么，像千千万万其他领导干部那样，随着文革运动的进展，他便会经历一个“挨批斗”、“靠边站”、“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直至恢复原有级别职务、又最后离休完事的过程，了结一生。这样，华国锋进入中央工作的可能，就几乎为零。 然而，一个叫章伯森的人，却在1967年大大地改变了华国锋的仕途与人生航向。 当时，华国锋的同僚——省委中支持造反派的候补书记章伯森，为了让华国锋摆脱困境，也同章一起“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便一方面几次瞅住上京面见中央领导人的机会，向中央反映华国锋的困境，并极力为华美言，建议中央在湖南起用华国锋；另一方面，章伯森又向坚决要将华国锋作为湖南走资派之一而打倒的工人造反派头头，耐心做劝说解释工作，争取工人造反派头头们最终将华国锋定位于“革命领导干部”，拥戴其为湖南文革中的黎元洪，由牛棚解放而送往北京。于是，当时华国锋在“亮相”《声明》中便说：“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向章伯森同志学习！” 由此，华国锋便不仅一下子避免了像很多领导干部那样被批斗、被打倒、被靠边站数年的厄运，而且，还先后有机会成为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位列同为省革委副主任的章伯森之前）、新一届省委第一书记，继而进京入阁。 按一般人之常情，章伯森可说客观上是他华国锋的有恩之人，华国锋当年在其的“亮相”《声明》特别说了一条“向章伯森同志学习！”，就证明他是深知彼时章伯森对他的重要。华对章，不说涌泉相报，至少也应铭记此恩。然而，时过仅一年，1968年9月批判所谓“炮打三红”之际，章伯森受到不公正的牵连，对此，当时在湖南说话已颇有份量的华国锋（省革委会第二把手），不仅没有为章伯森洗刷解脱，反而以怨报德，赞同了军方与部分造反派对章伯森的批判，致使章伯森被迫在捡讨一番后，下放新田县工作数年。 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曾一度支持过造反派的章伯森，自然成为了清查对象。其时，已位居最高的华国锋，对章伯森在文革中的一切，他不会不清楚，也不会不明白章伯森其实并无什么“篡党夺权”的问题（要说支持了造反派，他华国锋也同样做了）。然而，华国锋却没对章伯森伸以任何援手，说一句公道话，慨然同意湖南将章伯森纳入所谓“四人帮黑手”，进行长达数年的清查。直至使章伯森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资降级。 在华与章的关系中，不论章伯森个人如何，他毕竟曾是客观上有恩于华国锋的。在章伯森有些麻烦之际，已做了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却不能根据章伯森的实际情况，给予合符情理的适当证明，助章解脱，减轻其所受处分——而要做到这一点，当时对华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但，华国锋就是不做。这，无论如何是不能表明华国锋为人有“忠厚”之德吧？ 文革中在湖南对华国锋曾给予过极大支持的，还有原工人造反派头头唐忠富（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胡勇（曾任省革委副主任，与华同事）等人。且不说在1967年6月间，是他们代表湖南造反派接纳了华国锋支持造反派的“亮相”之举，胡勇还亲自护送华国锋上北京面见中央领导；更为亲密的是，当1968年5、6月间湖南开展反“三右一风”（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投降，及右倾翻案风）时，很大一部分造反派将斗争矛头指向华国锋，说华是“湖南右倾翻案风的后台”，是政治上的“变色龙”，提出“炮轰华国锋”甚至要“打倒华国锋”、“将华国锋赶出省革委会”的方针时，又是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坚决维护了华国锋，大力宣传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并旗帜鲜明地表态：你“永向东”（原省委机关反对华国锋的主要造反组织）敢炮打华国锋，我们工人就要炮轰你“永向东”！并且，果然就随即调集几千工人造反派，一举抄封了反华国锋的“永向东”组织总部。 照理讲，华国锋与唐忠富、胡勇等工人造反派头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且确曾风雨同舟共过患难，华对唐、胡等人应是很了解的了。然而，在以后唐、胡二次落难之际（第一次是1970年整造反派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二次是在“四人帮”垮台后的“揭、批、查”），华国锋却从未对唐、胡施以过援手，发过任何适当救助之话，任凭这二次中的湖南当局沉重惩处唐、胡（“四人帮”垮台后，唐忠富、胡勇均被判重刑）。 如果说，唐忠富、胡勇等毕竟是造反派，“四人帮”倒台后，被清查受惩处是不可避免，但是，当时已位居九五之尊的华国锋，即便政治观点相冲，然若念及旧谊，在湖南省委请示处理唐、胡时，客观上为唐、胡等人讲讲要实事求是之类公道话，使唐、胡等人得以减轻处罚，还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文革的造反活动，无一不有毛泽东的中央文件为据，以此为由来免除受清查者的很多所谓“问题”，简直是太容易了。 然而，华国锋压根就没有做他多少应做的这些。 一个忠厚老实的人，难道会同时又是一个过河即不念旧情的人？ 有人可能会说，毕竟唐忠富、胡勇之辈是造反派头头，毛泽东一去世，“四人帮”一倒台，他们注定厄运难逃，就是华国锋想帮也帮不了他们。 然而，同样是工人造反派头头，曾经官至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刘锡昌，为何在文革结束后，仅仅受到撤职惩处，而幸免了牢狱之灾呢？而他的党籍，甚至还是到1990年5月，他自个儿提出要退党后，才于7月除了其名的。且不论是什么原因让刘锡昌能有幸逃脱获刑之难，至少说明，华国锋若真想帮唐忠富、胡勇减轻一下所受惩处，显然是完全做得到的。 早几年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即文革中的长沙市一中学生杨曦光，因为当年是公开反对华国锋进入省革委会掌权的红卫兵（杨曦光所在的红中会红卫兵、特别是杨的《夺军权》战斗队当时反对华国锋进“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委会的大字报，满街都是。），所以，当华国锋在看到了杨曦光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传单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有次，华国锋问前省委统战部长官健平：“你对这篇文章怎么看法？”官连忙迎合说：“我看这篇文章思想很反动。”华则马上声色俱厉地说：“什么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杨第甫自述——吹尽黄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08页） 而那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等人还根本不知道杨曦光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尚是一个征求意稿，只印发了30份，仅仅在极少数人的圈子中传阅），华国锋却主动将这样一个仅仅是中学生所写的文章，作为重大案件报送给中央文革，导致后来杨曦光被陈伯达、康生点名为“反革命”，被捕入狱10年，直到1981年华国锋失势时，才获平反。 若是一个忠厚长者，又怎么会对一个中学生下此狠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对结束文革，对开辟一个新的社会变革时期提供了机会，的确是大好事。但是，由谁来抓“四人帮”，与在粉粹“四人帮”后，欲将社会引导走向何方，却能反映出主持此事者之人品。 华国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然而，他却毫不手软地在毛逝世后，将毛的亲属下了狱。 且不说这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是什么性质，至少，这很说明了华国锋的“忠厚老实”究竟有多大份量。 胡耀邦就说过：江青这些人是坏蛋，但是从他（即华）手里解决他们，毕竟和我们解决他们是不一样的。（《师东兵1988年采访胡耀邦》） 叶剑英就说得更明白：这个事情只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如果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他（叶剑英）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也不敢想。（《熊蕾：华国锋和叶剑英“结盟”》） 一件连叶剑英元帅都说“不敢想”的事，华国锋却敢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便给做了。 因此，你可以说华国锋行事果断，然而却很难说他是“忠厚老实”。 华国锋没搞几年便从高位下台出局，并不是他的忠厚老实（敢于用抓人的方法解决中央领导权问题，能是老实人？），而是当时全国民心拥邓（小平）的压力所致，也是华的政治游戏水平低能所致。毕竟，靠装忠厚而被钦点提上来的权位，虽可以凭借不按牌理出牌之法，一时成功突袭其秀才型政敌，但终究敌不过凭真刀真枪滚打奋斗出来的政治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陈云就对“凡是”派们发过警告：用抓人的手段解决党内问题（抓“四人帮”），仅此一次，下不为例！由此明明白白地封杀了华国锋在政治角逐获胜中的主要武器。而没有这最快捷的一招，又没有驾驭全局的本事，更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更新蓝图计划及开创性设想，却想沿毛泽东旧制搞下去，再加上面对的是对社会变革有了新想法的邓小平，华国锋的快速下台，自是必然了。 2008年10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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