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路遥知马力——〈平凡的世界〉断想》一文中提到“如果路遥没有早早去世，活到了今天，也像我们这样回望过去，他将情以何堪啊！”近日，我终于欣喜地看到韩少功的文章《革命的逆袭与重续》（以下简称《韩文》），也算是部分印证了笔者的设想。在残酷的社会现实教育下，曾经被自由主义蒙蔽头脑的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内心良知的激发，开始真正地“反思”了，我想这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重续，预示着一个知识分子新时代的到来。 众所周知，韩少功曾是改革初崛起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干将，又是其后“寻根文学”的奠基人和和代表性作家，可以说他的经历和演变代表了包括路遥在内一大批作家、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着很重要的典型意义。 像包括路遥、韩少功等一大批作家、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改革的欢呼者、西方文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朝拜者，同时也是前改革时代的批判者，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时代背景。毛泽东从知识分子的阶级本质出发，指出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但由于旧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就不可能脱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然而，知识分子的改造并非一日之功，当修正主义上台，一大批有资产阶级思想基础的知识分子便顺势而起，加入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合唱”就是极自然的事。 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民主”为武器，批判指责前改革时代为“僵化专制”，期盼着通过改革能改善国家状况，引领国家走向更光明的前景。无可否认，他们当中很多人主观上并非要把国家引向邪路，人民痛苦、社会颓废也并非其所愿，反而正是他们企图避免的，这就好似“好心办成了坏事”，或者说“帮朋友反而帮了敌人”。当然出现这种愿望与效果的反差又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头脑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造成了无可避免的认识误区。正是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的结果，使他们不得不付出惨痛的教训。这就如同毛泽东一再强调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在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中改造思想，才能获得出路和前途。 正如《韩文》中举出的《乡场上》这篇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包括《人生》、《平凡的世界》等文学作品，无不是采取将历史发展碎片化的方式，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细节否定整体；或者放大不足、无视进步，以支流否定主流；或者只谈表象不谈背景，以现象否定本质，从而达到反毛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因此从这些文学作品推导出的结论，往往就显得幼稚可笑、逻辑不通，难以自圆其说。即使被政治利用，骗得了一时的人们，也终究会露出本来的荒唐面目。就像《韩文》中以《乡场上》为例，作出一番精彩的推理，实际上证明了所谓“伤痕文学”主旨的荒谬性。就像笔者在《路遥知马力——〈平凡的世界〉断想》讲到的一样，路遥反对集体化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失去自由、反对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农民贫穷和等级差别，可是他所欢呼的改革并不是改变和缩小了这种状况，而成千万倍固化和扩大了这种状况，因为他没有看到或者有意不看，毛时代采取集体化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本质上是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而不是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原因，正是这种困果倒置的认识混乱，使文学作品揭示的社会现象与时代本质之间产生了严重背离。如前所述，我们也不能一味片面责怪作家的别有用心，这实在因为认识的局限性所致。 无疑，韩少功属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坚持思想、勇于反思，与那些死心塌地、良知尽失，一心替资产阶级效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所区别，或者说从他们中分离出来了。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自身的矛盾性，一方面出于内心尚存的社会良知，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并有改造的强烈愿望，但他们又绝对不同意毛时代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认为是人身迫害、思想自由的压制，实质上是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名义保持优越性地位。他们崇信抽象的所谓“人性、人权、人道”，而否认社会的阶级性，因此与社会主义思想又有格格不入的一面，是坚定的反文革者，正如文中所说“不用说，对文革思想要清算”。但文革本质是什么？真是如同作者说的那样“逻辑混乱”吗？ 可见，仅仅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远远不够的，但这不影响我们欢呼他已经从顽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阵营中脱离出来，是固步不前，还是向前更进一步，随着现实状况变化和形势发展，将有更多可能，也会出现更多分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投向正义力量、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立场的知识分子将越来越多，也将越来越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仅仅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导致知识分子经济上的两极分化，而造成现实中“知识界的分流”，更不应该片面指责其“集体意淫”，固然我们社会还存在相当一大批良知尽失、冥顽不灵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就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是必须痛打的“资本家的泛走狗”，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由于社会现实的教育，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背离本阶级，站到人民立场也不是不可能的。况且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任何时代不能缺少先进知识分子引领，他们是时代的佼佼者、人民的代言人。不能因为其处的现实阶级地位而抹杀其思想观念，从而走向认识极端。 我们应该看到，即便他还没有更进一步，能够从当今社会大染缸里走出来，脱离既得利益自由派知识分子阵营也是不容易的。如作者所说“红皮白心”者在中国多矣，毕福剑之流早已充斥社会尤其上层社会，不学毕福剑反而成了另类，反而会被逆淘汰，因此一定程度上讲毕福剑只是做了他本能的事，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独善其身，保持知识分子的那份所谓“独立性”，谈何容易，这是一；二是整个知识界，尤其体制内，可以说已经完全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控制，自由派话语权就是权威，丛林原则就是正义，相反同情贫弱者、甘于清贫、坚守道德底线的反倒成了怪物，一切正常成了不正常，不正常的倒成了正常。在社会主流观念的极度的扭曲的大环境下，不随波逐流，能够坚定的站出来，没有清醒的头脑和挑战的勇气是很难办到的。 通过反思，走出了这一步，告别了自由派知识分子阵营，就也标志着对改革前时代“逆袭”阶段的结束，一个新的阶级的开始，于是我们看到作者谈到《红色娘子军》的观感，“这一舞剧正被重新读。鼓掌者们在久违的温暖前猛醒，在一种卑贱者解放的绚丽天地里晕眩和飘飞”，这诗一般语言，要表达的不正是被打断的历史在观看红色经典的一刻，竟奇迹般地“重续”了吗？逆袭与重续，既像是表达一个历史的大循环，又像是作者自身心路历程的告白。 还要说明的是，类似韩少功这样的反思，在前苏联解体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甚至更为深刻。如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季诺维耶夫、马克西莫夫这些人，先是由于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苏联的社会制度心怀不满，欢迎和积极参加“改革”，希望从此过上自由民主的生活，然而事态的发展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在苏联解体后残酷的现实面前，思想受到触动，经过痛苦的思索和内心的斗争，于是开始进行反思，一改过去对苏维埃制度的否定态度，甚至转而进行赞扬。现在，以韩少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反思了，与苏联的情形何其相似，这当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但愿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再重复前苏联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悲剧，真正地觉醒，摆脱自身羁绊，勇敢地走到时代的前列。 2015-6-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