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至关重要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至关重要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及《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导读

姚  祖

编者按：我们在此重新发表姚祖同志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对革命导师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两篇著作的一个简单导读。同时，我们又附录发表列宁关于民主革命问题的几段语录，供网友学习、参考。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运动，仍然带有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此，众多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如此。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民族、民主革命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面对民主革命的任务，共产党人（当时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均叫作社会民主党，与后来变为修正主义的各国社会民主党是有区别的）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孟什维克的主张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任务，理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等到下一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两种策略》一文中尖锐批判了这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积极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使民主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因此，我们必须提出无产阶级先进民主的口号，去排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的口号。

根据列宁的教导，我们既不能跟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后面，为资产阶级民主效劳，从而使工人群众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最终使无产阶级政党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也不能无视无产阶级理应担负的民主革命任务，特别是积蓄革命力量、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列宁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足够力量达到这一步，无产阶级政党尽管能够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但它在事实上并不独立，并没有力量对事变的进程刻上自己的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它就会循着困难、艰苦、漫长、但已为我们所熟悉、为前人所踏平了的道路进行。  

阅读马列原著有难处，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如果不了解文章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历史事件背景、文中涉及的各种思想流派，就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马恩著作好办一些，他们重在理论构建，只要你了解那个时代的主要思想流派，略通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比较好读懂。列宁的著作却不同，他的大量著作都是指导无产阶级现实斗争的，即所谓实践性特别强，涉及大量的政策和策略，尤其在革命瞬息万变的时候更是如此，此其一。其二，列宁时代产生的各色各样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特别多，正如我们今天遇到的各色各样的毛派骗子一样，要把其中的原则分歧给群众讲清楚并能够被理解，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列宁在《两种策略》这篇文章中，有时候很客气地把某些机会主义分子叫做“糊涂虫”，或“才能出众的糊涂虫”。我的理解，“糊涂虫”者，就是只要人家喊出自己渴望达到的那个目的，不管是否可行，便跟着跑起来。比如自己被市场经济排挤到了边缘，成了“房奴”、成了任人摆布的雇佣奴隶后，得知毛时代社会主义衣食无忧而又人人平等，当有“毛派人物”吹响“复兴社会主义”号角的时候，便跟着跑了，而且自认为是一个找到了前程的“幸福的糊涂虫”。而“才能出众的糊涂虫”就不一样了，列宁也把这种人叫做“头号的糊涂虫”。这种人物由于阶级立场使然，做糊涂虫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他们一方面一厢情愿地在统治阶级中挖掘“健康力量”，给工农群众画饼充饥；一方面用“颜色革命”恐吓工农，“不要乱起来”。他们都是些有身份和知识素养的人，能够巧妙地运用自己的笔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的一切罪孽，用自己如簧巧舌向统治阶级中所谓“不健康的力量”念念咒语来替工农群众泄愤，从而把自己塑造成工农群众的救世主。他们更为隐蔽的手法是，呼喊几句推崇毛主席的话，同时把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一些政策策略偷梁换柱地移植到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引导群众去痛恨那些遥不可及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麻醉群众在现实阶级斗争中受苦受难的神经。看了这些表演，我们就能感受到列宁的一句话是多么的精辟，他说：“一切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还因为列宁的作品，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1958年4月6日在武汉会议上的一段插话）毛泽东自己曾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1965年4月21日同中共中南局负责人的谈话）。在列宁的著作中，《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后来出版的《哲学笔记》等，又是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1940年毛主席在延安写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一定从列宁的《两种策略》中直接吸取了理论养分。

我们这里要讲到的是列宁遇到的两次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在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进行期间写成的，《四月提纲》是12年后的1917年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写成的。我这里把我们这个时代与列宁的革命时代建立起某些联想，从而让我们对列宁的某些著作产生兴趣，学会用马列毛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当今的现实政治。

      1905年，在沙皇俄国，爆发了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的第一次人民革命。从此，欧美各国相对和平发展时期结束了，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革命风暴时期。新的革命风暴，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和更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有成型的工业基础，门类也相对比较齐全，但重工业的整体水准比较落后，同时工作母机和关键技术基本依赖进口。当时的工业实力在世界上属于第二集团，已经达到了世界中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按工业生产的绝对量计算，稳居世界第五位，落后于英、美、德、法，但领先于日本、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与此同时又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性和军事性，封建农奴制的残余主要表现为大地主土地私有制和沙皇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对外依赖外国资本，热衷侵略扩张；对内实行残暴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

      1905年革命前的俄国，对沙皇统治的不满在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中到处蔓延。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群体事件不断。俄国统治者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决定对日本发动一场小小的战争，以消解国内高涨的革命浪潮，这场战争的直接目的是同日本争夺对中国满洲地区和旅顺港以及朝鲜的控制权。战争是从1904年2月开始，1905年5月以俄国战败告终。9月，俄国为了调回军队镇压高涨的革命浪潮，同日本签订了合约，出让了俄国在上述地区的控制权。

      1905年的革命是以工人的罢工斗争开始的。

      1905年1月16日（俄历1月3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1.2万名工人为反对厂主开除4名工人举行罢工，接着其他工厂工人群起响应，几天内罢工人数达到15万人。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记载，是沙皇政府密令加邦牧师诱使工人游行的。1月22日（俄历1月9日，星期日），工人们带着全家——妻子、孩子和老人——前往冬宫广场，准备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其中提出言论出版自由、8 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召开立宪会议等要求。游行队伍抬着沙皇的画像，举着教堂旗幡，唱着祷告歌，上街的队伍总共有十四万多人。埋伏的军警向工人们开枪，1000多人死难，数千人受伤，史称流血的星期日。

      10月26日起斗争逐渐发展为全俄各行各业政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000多个大工厂，200 多万工人。沙皇被迫于10月30日（俄历10月17日）颁布诏书，答应召集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允诺人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揭露了沙皇政府的宪政阴谋 ，号召人民把革命推向前进，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12月20日（俄历7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举行总政治罢工，成立工人义勇队。十二月武装起义是1905年革命发展的最高峰。1906～1907年，革命运动逐渐走向低潮。1907年沙皇政府发动六三政变，撕毁《十月十七日宣言》，革命遂告失败。

      这里说明一下起义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1905年9月，俄国与日本签订和约后，便将军队派回国内镇压起义，同时从巴黎和伦敦贷款4亿美元补充沙皇政府空虚的财政。大家知道，中央集权的两个支柱就是中央军队和中央财政。据历史记载，对1905年俄国革命，美国先是表示欢迎与支持，后又希望俄政府给予强力镇压。

      1905年革命使俄国工人阶级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了总政治罢工、武装起义等斗争方式，创立新的组织形式——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总演习。

 列宁说：“1905年革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正是从领导力量、斗争方式等方面，列宁才说这是一次“总演习”。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举了面对1905年革命，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各自的两条路线、两种策略。孟什维克认为，这次革命无非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重演，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因此，无产阶级千万不能擅自行动，以免吓退资产阶级。而列宁则代表布尔什维克明确提出，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必须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必须团结贫苦农民和城市半无产者、小资产阶级，争取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列宁警告说，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足够力量达到这一步，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革命。革命的政治上的最终结果可能是这样：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组织上的、即党的完全的独立性，但它在事实上并不独立，并没有力量对事变的进程刻上自己的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而且非常软弱，以至总的来说，归根到底，最后，它“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毕竟是一件历史事实。这样的结局就会同十九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几乎一切民主革命的结局多少有些相似，那时，我们党的发展就会循着困难、艰苦、漫长、但已为我们所熟悉、为前人所踏平了的道路进行。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是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发生于1917年俄历2月（公历3月）而得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使俄国经济濒于崩溃，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列宁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1917年初，俄国革命运动急剧发展。资产阶级也感到沙皇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企图发动宫廷政变。1917年二月革命，是从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罢工揭开序幕的。

      10日，运动发展成为反对饥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总罢工，罢工人数达到25万人。沙皇政府下令开枪镇压参加示威和集会的群众，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11日，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员会决定将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12日（俄历2月27日），起义席卷全城。驻守彼得格勒的士兵拒绝向工人开枪，大批转到革命方面。起义士兵和工人逮捕沙皇的大臣和将军，释放政治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发出《告全体俄国公民书》，宣布首都已经转到起义人民手中。革命在全国迅猛展开。3月15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统治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彻底覆灭。

      革命期间，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建立了新的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同时，资产阶级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成立俄国临时政府，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二月革命后，俄国形成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国内人民内部有一定的骚动。正当人民不知道何去何从之时，列宁从芬兰回到了彼得格勒，在第二天——1917年4月17日（俄历四月四日）的塔夫利达宫布尔什维克会议上就作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因发表在俄历四月，故又称《四月提纲》）的报告。指出：

       ① 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基本完成，应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实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

       ② 提出了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形式应是苏维埃共和国，由全国的工人、雇工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而不是议会制共和国；

       ③ 指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进行的战争仍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要摆脱这场战争，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④ 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认为，当时不能采取一般的暴力方式去推翻临时政府，因为给地方的苏维埃支持它，这样做会同地方苏维埃对立，会脱离群众。他要求苏维埃把全部政权收回到自己手中，然后通过苏维埃内部的斗争，使苏维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列宁预计到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因为当时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同时，列宁也提醒人民要警惕资产阶级使用反革命暴力镇压革命； 　　

⑤ 在经济方面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银行国有化，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对社会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

  《四月提纲》制定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

        《四月提纲》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的手中，第二阶段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纵观《两种策略》和《四月提纲》，我们从中能够汲取的最重要思想营养和战略启发就是：（1）无产阶级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领导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无论是在民主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如此。无论是让步于沙皇的任何改良措施，还是任由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都是错误的。（2）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到毫不犹豫地将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推进。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列宁于1905年6—7月在日内瓦写成。24年后，即1929年，上海中外研究学会以《两种策略》（扉页题《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为题出版了陈文瑞译的中文本。毛主席最早读到这本书是在30年代初。据彭德怀回忆，1936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彭德怀自述》，第183页）。毛主席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感叹呢？这是因为列宁在这篇文章中着重强调了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时刻牢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努力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而中国大革命时期，即第一次土地革命的失败，正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导致的——放弃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放弃了革命领导权，跟着国民党跑，结果吃了大亏，付出了血的代价。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就吸取了这个教训。

列宁《两种策略》主要论及的是俄国民主革命的问题，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还有必要学习它吗？我认为有必要。首先，在我国，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半途夭折，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我们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时代结束后国家政权很快进入少数人专政的阶段，因此，我国人民没有经历过所谓纯粹的资产阶级多党选票民主阶段，加之主流媒体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美化宣传，这无疑影响了人民的分辨能力。对“民主”有好感并产生了浪漫的想象，这是不奇怪的。这导致我们的一些理论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设计社会主义“宪政民主”、“多党民主”制度方面去了。他们正如列宁文中提到的某些人一样，“还没有把熊打死就要分熊皮”，就像饥肠辘辘的几个乞丐在讨论如果有只烧鸡应该怎么吃一样。忘记了列宁说的，无产阶级“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忘记了要‘立’出东西来，就需要有力量来立的道理。”以为立个宪就有民主了，立个党就为公了，未免太单纯。就在这篇文章中，列宁为我们举了个生动的例子，他说：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上，非常尖刻地讥笑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民主主义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的武装力量。当法兰克福的“解放派”还在那里空谈时，国王却抓住了时机，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反革命便依靠实际的力量，把民主派和他们的一切美妙的“决定”打得落花流水了。

       我们是马列毛主义者，是革命派，不是民主派，也不是自由派。我们不应该跟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后面寻找“民主的缝隙”，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才是我们真正应该给予极大关注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列宁立足现实、时刻不忘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来防止陷入空谈和无谓的争论，说一通“民主的空话”。

       与此同时，近年来在左派队伍中发生了一场“革”与“保”的理论争论，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老革命都举起了免战旗子，要大家“搞好团结”，甚至断章取义地用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谴责革命派不会团结人只会搞分裂，却忘记了毛主席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讲过的一段话：“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里我们要问，究竟是谁在挑战底线？如果我们对那些蓄意篡改和歪曲毛泽东思想的人睁一眼闭一眼，是否就能团结一致呢？不能，不但不能争取团结，还将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只有揭穿他们的画皮，才能让他们收敛一点，现在不是已经老实一些了吗？翻遍马列毛著作，有几篇是骂俾斯麦、沙皇和蒋介石的？难道大量的著作不都是同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做斗争？再看看列宁这篇文章，洋洋数万字，从头至尾不都是在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画皮吗？他怕得罪人了吗？他怕人家说他制造分裂了吗？没有。仔细阅读列宁《两种策略》这篇文章，我们就会知道，它不是写给普通的俄国工人看的，而是写给布尔什维克的骨干看的，写给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糊涂虫”看的，因为理论斗争是党的骨干巩固和壮大的重要方面。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干部曾说过他自己的工作经验：党的干部靠思想教育，群众工作靠示范。显然，理论斗争是形成骨干的重要途径，是使我们的队伍具有战斗力的保证。我们这里引用列宁的一句名言：“友谊建立在同志中，巩固在真挚上，发展在批评里，断送在奉承中。”希望大家能从列宁这篇著作中学到理论斗争的勇气和方法。

附录：

列宁论民主革命

一般来说，俄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比其他任何人都应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始终不忘民主主义的重要性。

同激进民主派一道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反动的等级和机构，乃是工人阶级的直接责任，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使工人阶级明了这种责任，同时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不过是促进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必要手段，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纯粹民主主义的制度，但它在我们俄国却特别地倾向于牺牲自己的民主主义，而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压迫工人，更加厉害地阻止工人运动的出现。

根据以上所述，大概已经可以知道社会民主主义者如何对待专制制度和政治自由，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近来特别加强起来的、力求把一切革命派“统一”和“联合”起来争取政治自由的思潮。

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创立这样一个民主主义政党当然是有益的前进步骤，……使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使其余集团组成一个民主主义政党。

认为工人必须独立地组织一个特别的工人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当然不能同这个政党“统一”，但工人对于民主主义反对反动机构的一切斗争是会极力予以支持的。

民粹主义之堕落成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理论，向我们表明了某些人犯了多么重大的错误，他们只向工人灌输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思想，却不同时向工人说明我国社会关系的对抗性，不同时向工人说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是争取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

显然，在这种条件下号召工人去争取政治自由，就等于号召工人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因为不能否认，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它只能改善与这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条件。

必须发动工人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结论，可以从两方面得出：或者把工人看作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战士，因而把政治自由看作便利工人斗争的条件之一。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看法就是这样的。或者把工人看作现代制度下受苦最深、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丧失并能最坚决地反对专制制度的人。但这等于要他作那些只看见全体“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一致而看不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尾巴。

所以，社会民主主义者把自己全部注意力和自己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摘自《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写于1894年）

只有建立起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铲除了旧制度，我们应当争取共和制，我们将为这个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斗争，不仅要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当资产阶级企图（而他们一定会企图）从我们手中夺取我们的成果时，还要反对资产阶级。

绝对不能说，民主革命不能有两种可能的实现形式：或是以主要有利于大资本家、财阀和“开明”地主的形式来实现，或是以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形式来实现。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的时代竟看不见民主主义的各种程度上的差别，看不见民主主义各种形式的性质的差别，……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是了不起。……至于区别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就更说不上了。当问题在于对现在的革命给予民主主义的领导，在于强调先进民主的口号，在于直接而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真正的革命斗争的当前任务，以区别于地主和厂主的自由主义经纪人行为的时候，他们简直真正变成了“套中人”。

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使革命达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胜利，麻痹民主派的动摇性、半途性和叛卖性？

要把革命推向前进，换句话说，要使革命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所能把它推到的那个限度，就必须积极地提出一些绝对排斥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彻底性的口号，强调这些口号，把这些口号提到首要地位。

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加强起来的进步民主。无产阶级所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它借助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愈彻底，这个革命就愈少局限在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求、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

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这两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由强力来解决，而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组织这种强力，积极使用这种强力，不仅用它来防御，而且还用它来进攻。

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足够力量达到这一步，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革命。

革命的政治上的最终结果可能是这样：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组织上的、即党的完全的独立性，但它在事实上并不独立，并没有力量对事变的进程刻上自己的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而且非常软弱，以致总的来说，归根到底，最后，它“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毕竟是一件历史事实。

这样的结局就会同十九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几乎一切民主革命的结局多少有些相似，那时，我们党的发展就会循着困难、艰苦、漫长、但已为我们所熟悉、为前人所踏平了的道路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