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利于国营企业的是工人对所在单位认同度的降低。80年代以后，他们在厂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赚外快或跳槽的机会，从而在收入来源上减少了对本单位的依赖。例如在上海，工人常在周末或假日到其他单位“干私活”。有些师傅甚至在上班期间请“病假”，去集体小厂，特别是周边迅速成长的乡镇企业，协助安装设备或培训工人，也有人请了假，去温州做卖烟之类的小生意(S4)。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中获利，成为“万元户”，或者创办民营企业，成为百万富翁，过去一直为自己的“铁饭碗”而自豪的国营企业工人，失去了往日的荣誉感和优越感。效益低下甚至破产的国营企业，对他们越来越没有吸引力。 工人们不再如从前那样对所在单位尽心尽力，还因为传统的精神奖励，不再像以前一样起作用。例如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的提名，厂方优先考虑的，往往是那些做出“特殊贡献”或者有“发明创造”的人，这意味着提名对象主要限于厂里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普通蓝领工人失去了竞争机会(B9)。党员身份曾是工人晋升的阶梯，但改革初期承包制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的人事流动机制;在与政府订立合同，对产出和利润实行承包后，厂领导对工人有了更大的控制权。工人跟厂领导的人际关系，比个人的政治表现更重要。在某些工厂，党员身份甚至变得分文不值。一位来自胜利油田机械厂的退休者回忆说，当他1992年试图申请入党时，领导取笑他：“你要党员?我的500元卖给你，算了，别入了，没用”。(Y2) 工人滋长了对工厂的不忠，也因为传统的“主人翁”意识完全消失了，不管它曾经是真是假，是多是少。相反，他们成了老板的雇员，服从厂方的严格管理，包括使用考勤卡来检查进出(Y2)。但增强监督措施，并不总能收到正面效果;若使用不当，可能会适得其反，使工人产生被疏远的感觉，对企业怀有敌意，一如在其他工业社会所见(Akerlof & Kranton， 2008：212)。对工人们的工厂认同更致命的，是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一位从宁波港务局港口机械厂退休的工人这样评论道：“1978年的时候，国家把工厂的管理权下放，等于是国家扔包袱，不来管你们了，那个时候工人的思想动摇了，如果你干得不好，他要把你解雇。所以我感觉是1978年以后，社会上才出现了懒散思想”(N3)。另一位来自该厂的受访者也有类似的看法：“现在干活，因为是替别人打工，今天在这里干，明天不知道在哪里干，所以思想完全不一样的。跟我们过去不一样，只要干着，生老病死都有保障的，所以大家都想把这个厂弄好”。(N4)认同感减少和情感依恋的消失，导致工人在生产中的士气下降。在承包制所带来的利润最大化的压力下，工人不得不赶进度，使产品质量受影响(N3)。过去较为罕见的盗窃、破坏活动，在工人中间变得越来越频繁，而管理人员的贪污腐败现象，也越来越严重(L1、L3)。 总之，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远非一个道德家的天堂。将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理想化为思想“单纯”的一群人，多少反映了老一代工人阶级面对当下财富分配不公、官员贪腐盛行和社会上道德失范所产生的怀旧心理。另一方面，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因缺乏物质激励而在工厂生产中普遍怠工，生产效率必然低下，这种看法同样过于简单。事实上，国营企业工人的许多问题，只是在1978年后，随着政治压力的消失，物质激励的引入，从而不可逆转地损害了先前由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因素所构成的生态均衡，使习惯于单位安稳环境的工人失去了认同和安全感之后，才真正成为问题。为了更加贴近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的运作现实，更准确地理解普通工人的日常经历，我们既无须像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怀旧的退休工人那样，把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毛泽东时代一整套的劳动管理方法加以美化，但也不必把改革初期的主流话语视为理所当然，把当时新出现的经济问题简单归结于改革前的制度遗产，用市场经济的逻辑解释非市场经济时代作为国民经济核心的国营企业制度的运行机制和职工行为。 *本文英文初稿由李怀印执笔，经江满情、勇素华、张一平译为中文，并在吸收所有作者的意见后修订而成。 参考文献： 国家统计局，1983，《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胡乔木，1978，《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载《人民日报》10月6日。 林毅夫，2008，《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 林毅夫等，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 刘国光、赵人伟，1979，《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载《人民日报》6月1日。 薛暮桥，1992，《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载何伟、魏杰(编)：《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论改革》， 北京：人民出版社， 第3—22页。 吴敬琏，2007， 《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 载《中国改革》第9期。 张文魁、袁东明，2008，《中国经济改革30年：国有企业卷》，重庆出版社。 Akerlof， George A. & Rachel E. Kranton， 2008， “Identity， Supervision， and Work Group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98， No. 2， pp. 212-217. Akerlof， George A. & Rachel E. Kranton， 2005， “Ident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9， No. 1， pp. 9-32. Bourdieu， Pierre，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rewer， Marilynn B. & Rupert J. Brown， 1998，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Daniel T. Gilbert， et al.，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Boston： MaGraw-Hill， pp. 554-594. Coase， Ronald，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 No. 1， pp. 1-44. 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ollar， David， 1990， “Economic Reform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in China’s State-owned Indus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9， No. 1， pp. 89-105. Ellingsen， Tore & Magnus Johannesson， 2008， “Pride and Prejudice： The Human Side of Incentive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3， pp. 990-1008. Filtzer， Donald， 1986， Soviet Workers and Stalinist Industrializatio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oviet Production Relations， 1928-1941， London： Pluto Press. Gneezy， Uri， et al.， 2011， “When and Why Incentives (Don’t) Work to Modify Behavi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5， No. 4， pp. 1-21. Goldman， Merle， 1994，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elburn， I. B. & John C. Shearer， 1984， “Human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A Time of Ferment，”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 38， No. 1， pp. 3-15. Hogg， Michael A.， 1992，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roup Cohesiveness： From Attraction to Social Identity，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Kirsch， Leonard Joel， 1972， Soviet Wages： Changes in Structure and Administration Since 1956，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Kuruvilla， Sarosh， et al.， 2011， From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 Markets， Workers， and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China， Ithaca： ILR Press. Lane， David， 1985， Soviet Economy and Society，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Li， Huaiyin， 2009，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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