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主人翁地位与国企的劳动效率

　　现在想来，过去有点呆啊，脑子不开窍!……工人(自身)的利益摆在后面，国家、公家的利益摆在前面，人都是这样想的，没有先想到自己。(C5，南京水泥预制厂工会干部)

　　那时候，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时候真的是把什么国家放在第一位的，就是那时喊的口号，真的是那样的。工作也是很卖力，很尽心尽力的。(C7，南京红卫机械厂工人)

　　我们工作期间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很大，大家都很积极，什么事情都抢先干，其实啥也不图，而且干活的时候没有任何马虎，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为国家干活，要尽心尽责。至于现在工厂里很普遍的迟到、早退现象，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更没人想着去偷个懒什么的，工作就是工作，就是要一心一意，不论谁都没有特殊。( B2，石家庄化肥厂工人)

　　至于工人们为什么显得“单纯”，受访者提到一些明显的原因。首先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教育。据南京钢铁厂一位退休工人回忆，“大跃进”时期，工人们之所以努力工作，是因为受了鼓舞，“向往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L8)平时的政治学习和思想工作，也对公众的政治和道德意识，产生一定影响。思想教化的核心，是大公无私的品德。宁波港务局港口机械厂的一位检验员，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那个时候大家积极性是很高，主要是大家没有私心。领导啊工人啊都没有什么私心。你要是说一点没有就夸张了，但是的确比较少。那个时候主要靠教育，50、60年代很多教育的，什么学雷锋啊，学陈永贵啊”。(N4)他以自己为例，有一次检查汽车，车辆突然起火，他不顾危险，抱着起火的部件，从汽车上跳下来，使脚部严重受伤。另一位来自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广州沥滘码头的工人也说：“干活应该还是很卖力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政治口号领导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运动，大战30天，大战90天，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打一些战役，这些口号就使得大家的思想军队化了。你们感受不到那种氛围，那个时候人们不讲究吃喝玩乐的，强调干革命、学雷锋，后来学王铁人，后来又有焦裕禄，所以就有英雄人物不断地一个一个领导我们，那个时候人们的那种理想主义，和被理想主义激发出来的潜力，的确是很强大的”。(N7)山东胜利油田的一位退休工人回忆，他们在“石油大会战”中顾不上家，“家就在厂门口，但是大家都连续三周不回家睡觉，不脱衣服在厂房打个盹就再干。”有时“甚至半夜跑到车间干活，那时候叫做好事不留名，做无名雷锋。原因我认为是当时的政治学习使得人思想单纯，就知道干活，劲往一处使。毛主席就是厉害，能把人团结起来”。(Y2)

　　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和定期学习讨论，以及有关思想品德的日常话语，也对普通工人产生无形压力。据南京载波机厂的工人回忆，“文革”期间“天天下班后学习”，通常从五点下班学习到五点半至五点四十，主要内容是读报纸，搞当天的总结，计划次日的任务(C1)。在南京中兴源丝绸厂，也是“天天抓思想”，在完成八小时工作后，由小组长例行召集工人开会学习(L2)。在南京水泥预制厂，每周一、三下午学习半天(C5)。再如武汉钢铁厂，“文革”期间同样强调“政治大于一切” ，每周至少组织两次政治学习，多数工人都得参加，有时还须在星期天参加“业余学习”。对他们来说，政治表现非常重要，事关思想进步，所以人人都得参加(H10)。“文革”军管时期，政治压力更为强烈。在北京某无线电微波设备厂，工人在生产上马虎不得，否则就会被“军管会”扣上破坏军工生产的帽子(B9)。前面提到的武汉葛店化工厂，军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工人被编入军事单位，受到严格控制。受访者在谈到政治压力的影响时，这样说道：

　　迟到早退是不可能的。他那个管理制度是部队管理，你可能不了解情况。他有几个管理办法，一个是每天早上都得读的，天天读《毛选》。这你迟到了他就从思想上挖你，说你没懂毛泽东思想，哪还敢迟到?那抓起来就是上纲上线的事，你受不了的。晚上，一个礼拜都得学，一二三四五六七，不是开会就是学习，这种环境下所有人的思想就是高压的，没有自由没有思想，不可能发挥自己的思想。迟到早退你根本不敢。(W1)

　　其他一些受访者也证实，他们在厂里同样感受到压力。他们必须努力工作，准时上班，确保不发生故障，否则会被怀疑故意破坏公共财产;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工人来说，任何失误或事故都可能被视作敌人的蓄意破坏和阶级斗争的动向(W1、W2、W3)。正因如此，工人害怕“落后”，担心每天的生产、学习或其他活动落在别人后面(H17、H18、Y1、Y3、Y4)。家庭背景不好的工人，工作特别卖力，以证明自己追求进步，这种情况至少在“文革”前是如此;“文革”后，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被提升或评为先进工人，一如武汉一冶一公司某位退休工人所忆(H18)。这里，政治压力对工人心态的影响是明显的。

　　工厂生活的政治化，在工人中产生压力和不安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机会和动力。正如受访者经常提到的，准时上下班，在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义务加班加点，工友之间相互帮助，积极改进生产技术等，这些都是一个人奉献于企业和爱社会主义的表现，关系到个人的上进机会，如入党入团、评为先进工人或劳模，成为工农兵学员读大学，或者由普通工人提升为小组长或部门领导(H9、H16)。每年五月，工人表现得特别积极，因为有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和其他党史或革命史上重大事件的纪念日，所以这个月对他们来说是“红五月”。围绕这些节日，厂里会组织各种竞赛。优胜者获得表扬，名字会登上光荣榜(H4)。在“文革”高潮时期的湘潭电机厂，积极分子自发组织“忠字班”，义务加班加点，“向党组织表示忠心”。正如该厂一名退休工人所说，如果不这样做，代价太高，“如果做事马虎、不负责任或者迟到早退会被惩罚，会扣工钱，同时在评先进、工资加级时会吃亏，代价太大，所以大家不敢马虎”。(H19)在北京无线电设备厂，工人要靠抢，才能多干：“那会儿什么时候都抢着干，不抢就没了。我们都是部队回来的，都要求进步，你不抢就被别人干了，要抢呀，你不抢就没了，没活就没成绩呀”。(B7)

五、“单纯”背后：身份、地位与自我认同

　　宣传教育和政治运动确实是动员民众的有力手段，运动高潮时期尤其不可或缺。然而，仅仅靠这些手段，并不能维持工人群体的长期的、日复一日的生产劲头。其他一些因素，尤其是工人们所处境遇的变化和由此产生的自我认知，也会影响到生产中的表现。一些受访工人说，他们积极工作，是因为自己是“解放以前过来的人”，有“报恩的思想”，因而会做好分配给他们的“任何任务”，“就是哪怕是加班加点，都是要把任务完成的，都是单纯到那种程度”。(W5)宁波人丰布厂的一位女工回忆：“我这样从旧社会出来的，之前在私人老板地方奴隶一样地做，……一天12个小时，没有什么钱的，非常非常辛苦的，很可怜的。所以等进入国有厂以后，工厂里面的工人工作很自觉的，不讲报酬的，总希望工厂发展”(N6;类似的说法见H7、H20、L4、N2、N3、N9、N10)。

　　这种幸运和感恩的心理，在从农村招募来的工人中尤为强烈。50年代后期实施的户籍制度，不仅带来城乡居民在就业和福利待遇上的巨大差别，而且阻止了人口自由流动，使农村居民极少有机会成为国营企业职工。因此，与身后众多农村青年相比，那些“跳出农门”的职工，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努力工作成了他们保持职工身份和寻求升迁机会的唯一途径。前面提到的广州沥滘码头做水泥预制件的许多工人，便是从农村招工过来的。他们感到“满足”：“从农村来到城市，进了大型国企，成了职工、城市居民，生活问题国家会负责保障，又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有一种荣誉感。所以大多数人的精神很饱满，这跟现在唯物质的状况有很大的差别”。一位受访者回忆，他当时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每月分到31斤大米，心怀感激，在日记中写道：“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N7)类似的还有湖北黄冈缫丝厂的三位曾经是农村户口，后来分别于1960年、1966年、1971年进厂的女工，她们都表示“非常自豪”、“非常光荣”、“非常幸福”，因为从“农村来到了城市”，三个月实习期后就“从农民变成工人”。(H1、H3、H4)石家庄化肥厂的工人崔师傅，在1957年从农村招工进厂，感到“特别自豪”：“在村里人看来那可比现在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还要洋气”。(B2)武汉市矿业局大冶石头咀矿的矿工，大部分从农村招工而来，也有同样的感受。其中一个矿工回忆说，“跳出农门”，成为国营企业的工人，“很不容易”， 因为招工的时候政治审查很严格，上班后，大家积极性都比较高，“想表现好一点”。(H13)

　　对于城里人来说，进入国营企业也很重要。在60年代和70年代，城市人口增长很快，国营企业的就业竞争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待业者，只得到地方政府办的集体企业中工作。 集体企业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重，1957年为26.5%，在“大跃进”时期因急于向国营企业过渡，曾降至15%，但是到60年代很快升至30%—33%，在70年代保持在27%—30%之间(国家统计局，1983：123)。国营和集体企业在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上差别明显。通常国营企业工人比集体企业同一级别工人的工资高出3元—4元(L7，南京中山煤矿)，甚至10元(N3，上海医疗器材厂)。涨工资时，两类企业中同一级别的工人虽只相差一元钱，但是“那个时候一元很值钱”。(N4)③福利待遇尤其是就医方面的差别则更大。例如在上海，国营企业商业一局的职工看病不要钱，而集体企业商业二局的职工看病则要一毛钱(S13)。在武汉，国营企业工人看病同样免费，但商业二局下的集体企业工人看病只报50%—80%，其余的要从工人的工资里面扣除(W4，W5)。另外，国营企业的职工，无论每个月做多少，都拿全额工资，而集体企业的工人，只有完成了当月的全部任务，才能拿到全额。国营企业的女工在56天产假中拿全额工资，集体企业里的女工只拿50%。此外，国家政策禁止工人在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之相互流动，工作调动只能在同类企业之间进行，从而固化了两类工人之间的差别(N7、 S13、 W5)。集体企业职工感觉低人一等，士气大受影响， 武汉工农服装厂的一位退休工人因此“自认倒霉”(W5)。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营企业的职工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上海江宁机床厂的一位退休工人说：“当时作为国营企业固定职工，跟其他类别的工人或者社会上其他人员相比，有非常强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S18)小县城里的国营企业工人，进厂后的自豪感更非同一般。安徽巢县农业机械修造厂的一位工人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时候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啊，跟我的同学见面了，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工人了!……同学们见了我们，羡慕得不得了”。(C7)其他访谈对象都有同感。因为在国营企业工作，他们感觉非常自豪，有一种特别的荣誉感(H6、S8、S10)。这种感觉在中央直属的大型国营企业或军工企业中，表现尤为强烈。北京第768厂的一名职工这样描述自己：他当时到各地出差，常带有一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公章的介绍信，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出示一下，总能得到热情接待(B6)。石油行业的工人，也因为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工资比一般行业要高，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尊敬(C6、L4、Y1、Y4) 。

　　国营与集体企业职工在就业、工资、福利和岗位流动性方面的不同待遇，产生一种无形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和心理障碍，影响各自的自我认知和相互态度。国营企业的职工不时会流露出一种自视高人一等、对集体企业职工不屑一顾的心理。被访谈的南京载波机厂杨师傅这样说：“你不要讲了，国营企业出来的工人，到底还是文明一些的。你像那些小厂，还有小集体出来，就是像社会上的，什么人都有。国营企业出来的这些工人，素质呀，各方面都比较好”。(C1)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除了由家庭出身标签和阶级斗争话语所强化的不同的政治地位之外，影响人们的集体意识的，还有由城乡户籍以及所在国营或集体单位所决定的不同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等级意识。对每个人来说，这种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比阶级标签所带来的政治上的不平等，显得更加真实和强烈，尽管它在公开的政治话语中被人人平等的辞藻所掩盖。以婚姻为例，城乡户籍之间的差别和障碍，使城乡居民之间的通婚几乎不可能;同样，国营与集体企业职工的不同待遇，也使这两个系统的职工之间要建立婚姻关系，十分困难。我们所访谈的退休者反复提到，在找男朋友时，女孩子多回避集体企业的职工，因为后者的工资、住房和其他福利都差(N2)。相反，国营企业的男职工有着明显的优势，“单位的小伙子找对象都容易找，姑娘都乐意嫁”(B6)。一位受访者的说法很典型：“我们是国营企业，是大单位、福利好、工资高些，找对象也好找”(L2)。女职工找对象时则更加挑剔。上海解放塑料制品厂的一位女工回忆说，她曾拒绝了某位民警的求爱，因为跟她相比，“他条件不好”(S3)。

　　这种人为制造的社会等级和不公，对国营企业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工人的自豪和优越感，加上生活来源上对本单位的全盘依赖，使得他们对所在单位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当然，这种认同还不一定带来社会学意义上的团体凝聚力(group cohesiveness)，因为工人们无法选择是留在这个群体，还是离开它去追求更好的报酬和待遇;工人们之间也不一定会像有着高度凝聚力的团体成员之间那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相互吸引着。然而，在促使工人们遵守所在群体的准则和职业道德、保持士气、恪守职责、提高生产绩效方面，工人们对单位的认同，跟社会学家们所讨论的团体凝聚力(Hogg， 1992：11-30)，在功用上相差并不太远。已有不少社会学作品探讨了成员认同对于任何组织维持其运转的重要性。工人对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或所属组织的认同感，被认为是“愿意勤奋工作的唯一源泉”(White， 2008：291);就组织的运作效率而言，团体认同所起的作用，跟个人谋取金钱报酬的动机同样重要(Akerlof & Kranton， 2005：11，202)。换言之，认同担当了另一种激励手段或控制工具，促使团体成员投入角色。在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由于物质激励几乎不存在，工人们对所在单位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在激励其勤勉工作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

六、“以厂为家”？工人的忠诚度问题

　　然而，对单位的认同，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它的忠诚。这里所谓的忠诚，社会学上通常界定为“遵从个人所在的社会单元及其目标、标志和信仰”，或是“遵守集团内部的规范和真诚对待集团成员”(Brewer & Brown， 1998：560)，或是“关心团体福祉甚于关心个人福祉”的承诺(Zdaniuk & Levine， 2001：502)。不必说，一个群体或组织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成员的忠诚度。因此，这里要回答的是，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的工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所在单位保有忠诚?

　　整个毛泽东时代，政府和企业都在向工人灌输工厂“主人翁”的意识。在所有厂里，一条常见的标语是“以厂为家”。正如上海冶金局下属镇江矿场的机修工所说，“这句标语的意思是爱厂如家，厂里的东西当作自己家的东西一样爱护，生产啊、工作啊，要为厂里着想;如果厂里有什么事情，就像自己家里有什么事情一样，应该是心里非常着急的，然后要非常积极地去解决厂里遇到的事情和困难，比如说去义务劳动之类的”。当问及究竟谁对工厂忠诚和谁不忠诚时，他答道：“那看人了，有的人就是这样的，爱厂如家;但是有的人就不是，随便工厂怎么样，又不关自己的事情，有这种思想的人也有，所以得看人。比如，有的人思想好的，厂里面有特殊情况，要上夜班，不管自己家里面有多困难，都会去加班，再困难也要自己克服下来。那个时候应该说还是蛮多的，那个时候懒懒散散的人比较少。那个时候人的思想比较单纯，像我们那代人思想都比较单纯”。(N2)

　　如前所述，把工人的忠诚仅仅归因于他们的想法简单或单纯，不能真正回答问题。当然，要就工人对所在单位的忠诚度问题做出一个可靠的判断，尚有待一个大范围的涉及不同年龄层、不同行业职工的系统调查。尽管如此，我们的有限访谈结果仍然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总的来说，以下这三类人对企业的忠诚度相对高些：首先是厂里的精英、骨干，包括厂长、书记、工会主席、车间主任和小组长等各级领导，还包括一些党员、先进分子和劳动模范，他们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对企业比普通员工更为忠心。其次是那些在厂里干了几十年、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对比感受很深的老职工。他们对企业的依恋也比一般工人更强烈。上海艺术品雕刻一厂的一位退休工便是一例。他回忆说：“我在厂里做了29年，1973年到2002年。我们都要下岗了，但是我还感觉像做厂里的主人，特别是下岗那些人，会说你们现在把这个厂搞成什么样了……在我没有结婚的时候，真的是以厂为家，我可以晚回去的，后来去搞销售，自己也是很认真的，活没干完，就自己加班”。(S6)在武汉市工农服装厂，一个受访者说：“那些老工人都是非常的好，就是把工厂当成自己家的啊，基本上都是那种想法，都是些老年人嘛，那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些人，肯定把厂当作自己的家”。(W5)南京载波机厂杨师傅的话也颇具代表性：“那时候就好像感觉到我们是主人，工厂就是我们的，这样想的，爱厂如家。过去的人呢，素质好。那些老的工人，像我们这些人，与旧社会的经历影响有关”。(C1)最后一类是进厂前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包括那些原本无业或失业、后来通过招工进入国营企业的女职工，还有那些来自农村的工人和临时工。这群人很容易满足于现有地位，对企业也比较忠心。前面提到的石家庄化肥厂的崔师傅便是这样一位由农民转变而来的职工，说自己尽管是“一位普通工人”，但是“真的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恨不得吃住都在那里”。(B2)南京下关车站由家属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一位装卸工回忆1970年转正时的情景，说当时“人人高兴”，自己干活非常卖力(C4)。

　　工人对企业的忠诚，还跟他们在生计上全面依赖单位有关。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当时虽然物质水平较低，但是职工不愁吃喝，生病了也有职工医院看病，还是很无忧无虑的，所以大家对企业的感情很深，不会损公肥私，厂里的东西就和自己家的一样，很爱护”(H9;另见S5、S7、S19、W2、N3、B2)。湖北天门运输公司的一位离休干部，从1948年起即成为工人，据他估计，在其企业中，“作为普通职工，95%的人有主人翁感觉的”，并且“在绝大多数职工是比较强烈，因为它是一般人赖以生存的场所”。(H25)为了说明自己的忠心， 辽河油田运输队的一位司机提到一件事：“1974年辽河地震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车，单位的财产，在车上等着，等着抢险，想不到老婆孩子的问题，当单位忙完了才想到去找老婆孩子”。(Y4)

　　相比之下，那些对单位的忠诚度较低的，可能是以下三群人：一是那些对自己期望值很高但无法实现抱负，从而对所在单位和自身状况产生不满的人。以武汉葛店化工厂的某修理工为例。他在1970年进厂，当时该厂还处在军管状态。据其回忆，“在政治上当时群众当家做主，没得主人翁那个想法。工作时没有那个想法，只是做事拿钱”，他解释说，“因为当时环境是高压，受压抑后本身就不容易产生想法。”他还谴责官方的宣传是“骗人的”和“错误的”。他肯定地说：“本身我就是混日子，吃饭哪，挣份工资而已”。(W1)这位维修工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1968年高中毕业后，便和父母一起从武汉下放到农村大约一年半，后被这家城郊化工厂录用，前后工作9年时间，一直当普通工人，没有得到提升。同样，某位退伍军人在1965年进入南京钢铁厂后，一直未能入党。作为一名普通工人，他在该厂很难有提升的机会。好在他有高中文凭，后来被任命为工厂材料科的管理员。他否认自己有主人翁的感觉，“就想干活吃饭”。(L1)二是那些一直粗心、失职、懒惰，不时给同伴带来烦恼或给单位制造麻烦，受到领导批评、同伴嘲笑，乃至纪律处分，直至被开除的人(B3)。三是那些日子过得艰辛、劳累的工人。他们整日埋头工作，顾不得其他事情。一位来自大冶石头咀矿的矿工，便是如此。他在1971年进矿工作。据其解释，他的主人翁感觉“不明显”，因为“当时我们每天露天采矿，很劳累和辛苦，没有时间想很多”。(H13)

　　最后，有相当一批普通工人和一些不指望晋升的底层干部，既不失意也不满足于现状。他们对企业的态度，处在明确的忠诚、感激与失落、愤恨之间。上海灯泡厂的一位退休工人的态度，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自己在单位的主人翁感觉是短暂的，只有当召开全厂工人动员大会时会有，且这种感觉“时间一长就疲掉了，像一阵风，一瞬间感觉是自己的家”。(S4)另一位从上海钢铁厂退休的工人，这样描述自己：“那个时候进厂就想在里面待一辈子，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家的，家还是家，厂还是厂。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想过跳槽，我到厂里干活，你给我养老送终就行了”。(S2)

　　为了进一步估计工人对企业的忠诚度，让我们看一下受访者对他们是否经历或见证过任何损公肥私现象这一问题的回答。大约50%的访谈对象否定损公肥私在本单位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们所提供的原因，可以分为三种。第一仍是工人们思想“单纯”。据称，当时很少有人把厂里的产品或其他东西拿回家，因为他们“珍视企业的财产”。(S3)“当时大家都拾金不昧，捡到东西要想尽办法找到失主，生怕失主着急，当时的人思想真的非常单纯”。(L3)损公肥私的现象并不普遍，还因为职工“有主人翁的感觉，也有以厂为家的观念”(L5)，或者因为单位已经照顾好每一个人和“职工的生活各方面”(H12)。第二个原因是厂里的东西即使拿回家也没用。做出这样回答的包括一位棉纺织厂工人(S7)、一位矿工(H11)，和一位财务管理员(S9)。第三个原因是工人之间的相互监督和严厉措施。上海钢铁一厂的一位食堂厨师说，任何人从食堂拿东西回家，一旦被抓住，须赔偿相当于所偷东西价值100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会被开除(S1)。在上海益民食品加工厂，仓库负责人要求职工在清扫时，把散落在地上的糖、赤豆、杏仁之类的东西捡起来，年底时秘密地把这些东西分给小组里的人，这件事一直被保密，直到有位工人因不满工资增加太少，向厂领导打小报告，导致这位仓库负责人被解职(S8)。在宁波港务局港口机械工厂，一位打扫卫生的职工把在厂里扫地时捡到的一些废弃的焊锡卖给回收站，结果受到派出所调查，可见在当时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和转卖公物以谋取私利是相当困难的(N4)。在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一位转业军人只不过盗用了单位几块钱，受到全厂批斗，结果在山上上吊自杀。该厂的一位受访者解释说，“公家的东西，一个萝卜一个坑，偷了很容易查出来。犯了这样的错误，当时很难做人”。(H2;另见 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