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劳工新政”、“二十世纪”的终结及“二十一世纪”的开始（上） ...

红色中国时评：“中等收入陷阱”、“劳工新政”、“二十世纪”的终结及“二十一世纪”的开始（上）

            近日，中国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重提“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根据楼继伟先生的观点，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由于“多元所有制”兴起，开始了“真正的市场化”，大多数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形成了真正的竞争”，于是“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在这个期间，中国经济“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没有大的问题”。

            然而，“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由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以及“工资陡然增长”的所谓“三期叠加”，再加上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笔者注：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计算经济效率的一个概念，大致相当于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某种加权平均），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开始丧失竞争力。

            楼继伟先生进而提出他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前景的看法：“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在预言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可怕后果后，楼继伟先生也开出了跳跃“中等收入陷阱”的药方。根据楼部长的认识，要跳跃“中等收入陷阱”，“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此，“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也就是说，要全面推行金融和土地私有化，对外资全面开放；保护资本家的“产权”，特别是要限制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另外，还要放开农产品进口，使得更多的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确保劳动力市场不“僵化”，从而保障中国工人的工资增长长期地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楼继伟先生的清华演说在网络上得到了广泛关注，引起了左右各方面社会人士的激烈辩论，尤其是遭到了来自左翼学界、劳工积极分子以及广大进步网民的批判。就在楼继伟先生发表清华演说大约一个月之前，知名的自由派劳工活动家王江松先生发起了以呼吁政府和“企业界”实行所谓“劳工新政”为目的的“劳工界呼吁书”。

            在呼吁书中，王江松先生认为，“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也就是楼继伟先生认为“基本健康”的、“没有大的问题”的时期）“是一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因而根本缺乏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其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隐患深不可测。”

            在王江松先生看来，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即将维持不下去了。“中国已经开始陷入到产业衰退引发的大规模失业与长期对劳工的历史欠账引发的维权抗争纠结叠加在一起的窘境之中。。。大规模失业与劳工的权利要求和抗争行动一起到来，事情就不好办了。”再不“根本转变发展理念和增长模式”，“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就会半途而废，而且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文明倒退。”

            楼继伟先生担忧的是“中等收入陷阱”，王江松先生为“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文明倒退”而忧心仲仲。然而，与楼继伟先生所主张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以及“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铁律”相反，王江松先生大声疾呼，要赶紧实行“劳工新政”，“尽快偿还对农民工和国企下岗工人的历史欠账，解决在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保障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为此修改工会法，并进一步明确立法保护工人的集体争议权和产业行动权”。

            王江松先生发自肺腑地向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们呼吁：只要实行了上述“劳工新政”，就必然可以带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效益：由于底层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有了上升的通道和空间，由于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上升为有产者以及由此出现了中间阶级的发展壮大，贫富两极分化所导致的底层劳动者的绝望和愤慨逐渐减弱了，对市场经济的心理和道德认同提高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减少了，要求彻底消灭市场经济而代之以计划经济的极端思潮和政治力量衰退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变得更加公正和稳定了。”

            一方面要坚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以及“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铁律”，另一方面在大声呼吁（乞求？）“劳工新政”、使得“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上升为有产者”。显然，两方面的愿望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铁律”与“新政”不可得兼，孰为南辕，孰为北辙？

            楼继伟部长的演讲很值得一读，因为他说出了高度自觉的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心里话，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资本主义在现阶段的深刻矛盾。那就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表现在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表现在资本家利润率的普遍下降，表现在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开始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如此发展下去，中国资本主义将不仅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还可能召唤起“民粹主义”的幽灵。

            什么是“民粹主义”？楼继伟先生没有明说，但是从王江松先生的呼吁书中却可以见其端倪，那就是“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半途而废”，“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文明倒退”，“工业市场经济土崩瓦解”，“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要求彻底消灭市场经济而代之以计划经济的极端思潮和政治力量”不是衰退而是蓬勃发展。

            作为知名的自由派劳工活动家，王江松先生的立场是有相当代表性的。王江松先生首先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行社会改良的愿望（解决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不仅对工人阶级有利，而且首先将使得相当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受益）；但是他们又不希望或者说非常害怕由此而引发“社会动乱”进而危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其次，王江松先生的主张也代表了一部分已经初步具备了阶级觉悟但是尚未具备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积极分子在现阶段的向往和要求。因此，可以说，王江松先生的主张在现阶段概括了相当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愿望和要求。这些要求，是中国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是相当多数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尚存幻想的产物，是在中国尚未发生革命形势条件下一般群众觉悟的真实表现。随着中国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而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深化乃至爆发危机，随着中国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乃至演变为革命形势，上述愿望和要求就将不再是工人群众一般觉悟的反映，而将逐步降低为工人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可以接受的最低要求，乃至成为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最低要求。当这样的最低要求与楼继伟所代表的自觉的中国资产阶级所要强加于中国工人阶级的“铁律”（或者说，为了维持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积累，中国资产阶级所能容忍的最大界限）发生尖锐不可调和冲突的时候，还有什么能够阻挡“工业市场经济土崩瓦解”以及“要求彻底消灭市场经济而代之以计划经济的极端思潮和政治力量”违背诸如楼继伟、王江松等先生的意志成长为未来压倒一切的时代潮流呢？

            在本文的下篇中，笔者将进一步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历史运动规律的角度来探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着重分析当代中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特殊意义。

（责任编辑和撰稿人：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