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正在加速积累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中国经济明显降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一季度GDP增速为7%。然而网易财经以《让数据说出真相：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为题报道：国泰君安研究报告称，虽然官方公布的一季度GDP增速在7%，但微观观察到的速度可能已经在5%-6%左右。

该报告注意到：

“2014年二季度以来，发电量、粗钢产量、铁路货运量跟工业生产及GDP的背离不断扩大，近期这种背离程度已经接近2008年底-2009年初的水平，比如2015年1-3月上述三项指标增速分别为-0.1%、-1.7%、-9.1%(1-2月)，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却是6.4%、GDP增速7%。”

直白地说：发电量、粗钢产量、铁路货运量同期均出现了下降，而工业增加值却上升了6.4%，殊不可解。这样的情况2008年底-2009年初曾发生过，学界普遍质疑那时的统计数据。

有这种质疑的代表人物就是李克强。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

2010年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受李克强谈话启发，将李克强所言的三项指标予以综合，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克强指数”。《经济学人》杂志将“克强指数”与官方发布的GDP走势相对照，发现趋势上总体一致，但在上下波幅上，前者的表现比后者剧烈得多。

克强指数包括的三项指标很难作假，而官方的GDP数据，在层层上报中已不知经过了多少只手，加入了多少人为的因素。两相比较的结果，人们恐怕更倾向于相信私人版本的克强指数。

从网上搜索到国泰君安的报告全文。报告称：国泰君安依据联合国推荐、国际通行的工业核算方法，用155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合成工业生产指数。报告在下图中对比了工业生产指数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

与克强指数相比，工业增加值指数基于更多的难于注水的数据，更能反映工业生产状况。数据显示：

“合成的月度工业生产指数与国家统计局核算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在2004～2007年间基本吻合。可见，在经济平稳运行的年份，我国工业生产增速数据质量较高。但是在2008～2010上半年经济大幅波动期间，工业生产指数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出现了较大背离，即200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高估和2009年明显低估。而且这种背离在工业的主要行业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国泰君安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2013年，工业增加值指数就明显低于官方数据，2014年2季度以来，更是出现了明显下滑。这意味着真实的工业生产状况远比官方公布的更困难。

李克强于2013年“组阁”。李内阁公布的统计数据又出现了李克强当年质疑的问题，原因何在？

据此，国泰君安研究报告称，虽然官方公布的一季度GDP增速在7%，但微观观察到的速度可能已经在5%-6%左右。

观察1978年以来年度GDP增幅（下图），可看到3个半大周期：1981-1990（9年）、1990-1999（9年）、1999-2009（10年）、2009-2015（6年）。前三个完整的周期平均9.33年。这正是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C Juglar）于1862年发现的“朱格拉周期”。熊彼特认为，它源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投资的扩张导致经济繁荣，而扩张导致的产能过剩抑制了进一步扩张，导致了经济的萧条，直到固定资产逐步损耗、过时，再迎来下一个周期的扩张。

熊彼特对朱格拉周期的解释如今是主流经济学的正统理论。由此观察，自2009年开始的、至今尚未走完的周期已经完全变形。只一年就走完了扩张阶段，而这是当时4万亿强刺激的结果。此后连跌4年，2015年1季度GDP增速已经跌到了数据运行通道的下缘，而未见终止的迹象。这显示产能过剩的矛盾远未缓解。

上一次跌到通道下缘发生在1990年，那时有明显的政治因素——89事件，同时正走完一个周期。而这一次，无类似于89年的全国性骚乱，且一个周期才走了2/3，就跌到了通道下缘。

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季度GDP指数自1992年一季度始。据此可观察近期GDP更细致的走势。（图中2015年1季度的GDP增速。据国泰君安报告取5.5）

数据显示：第三个朱格拉周期始于1998年2季度，终于2009年1季度。而当前这个尚未走完的朱格拉周期，其扩张阶段终于2010年2季度，维持了仅一年。此后收缩阶段已进行了20个季度——整整5年。

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2014年股市启动了一轮大牛市。对此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解释道：“牛市的基础就是货币政策宽松再宽松，只要不紧缩货币，就是牛市。”（谢百三《实体经济下行也有大牛市》金融投资报2015-05-03）

谢百三用欧美日的经验进一步解释道：

“这个问题其实美、英、德、法各国的实践均已作了回答。特别是美国，经济不好了，就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于一天24小时印发货币，货币多了，股市就涨。欧洲等国只好也搞，于是美国股市大涨，标准普尔500指数涨三倍，创业板一度从5000点跌到1200点又涨回5000点，创了新高。”（同上）

直白地说，实体经济萎缩，当局靠发货币刺激，而货币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只能涌进虚拟经济，掀起一阵阵泡沫。所以实体经济下行，才是股市兴旺之本。

1990年的危机通常被归因于“动乱”——即经济以外的因素，这一次的危机又归因于何？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下行是与世界各国同步的，是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的一部分，不是单独下行的。所以他一直看好中国。（见谢百三《实体经济下行也有大牛市》 金融投资报 2015-05-03）

而所谓“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起源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直到2008年AIG倒闭，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还宣称：

“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还是属于金融现象，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出现了问题，而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如清算、支付、存储等还没有受到破坏。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必要认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些金融机构倒掉是允许的。”（曹远征《国内金融体系受到直接冲击很小》广州日报 2008-09-17）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孙立坚更乐观地称：

“美国政府已经责成高盛和大摩这两家最后的投资银行向健全的商业银行体系转换,将其中的一部分业务和人力回归到传统的支持实体经济领域上来。这意味着美国投资银行控制华尔街创造的金融财富的‘辉煌’时代宣告结束，从而将彻底告别滥用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虚假的繁荣’的投融资环境，世界经济将重新回到平衡有序的发展轨道中来。”（孙立坚《美国7000亿美元救市的副作用太大》2008-09-23东方早报）

结果呢？直到8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仍深陷泥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们总是在年初预计全球经济的好光景即将到来，但到年底时又不得不接受令人失望的现实，被迫下调过于乐观的经济预期，同时仍然期待下一年全球经济能够大幅反弹。

瑞银集团主席、德国央行前行长阿克塞尔·韦伯说，IMF反复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反映出IMF并未“诊断”清楚全球经济的“病根”。

IMF副总裁朱民说：IMF内部也一直在进行检讨。他认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被迫不断下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朱民说，跨境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两个推动力，但如今二者规模都在下降，使得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下滑。（见高攀、郑启航《记者手记：IMF对全球经济“病情”诊断准吗？》新华网2014年10月15日）

朱民告诉我们，危机前的“正常”经济运转依赖于“全球化”，亦即资本在全球追逐利润，其支柱正是跨境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

冷战结束后，国际资本迎来了长达30年的盛世。“全球化”使中国和原苏东集团成为国际资本自由挥洒的新天地。随着资本的高速积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沦为生产要素。而他们的货币收入是社会购买力的基础，也是资本利润的最终来源。资本利润极大化机制使得逐利资金与祭献利润的资金持续失衡，导致了产能与社会购买力的失衡----有效需求不足，或曰产能过剩。

在中国，这表现得尤为鲜明。30多年来，当政者认定“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事实上被认定为资本积累。于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用行政权力为资本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取消罢工等西方国家劳动者都拥有的基本权力，以“保护投资环境”。结果30多年下来，逐利资金与祭献利润的资金间的失衡极为刺眼。我在《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一书中，基于统计数据，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正如林毅夫指出的：中国经济下行与世界各国同步，是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的一部分。资本利润极大化机制导致的后果不局限于中国，而是世界性的。其实对这危机的根源，熊彼得和凯恩斯等人都心知肚明。针对总需求不足，凯恩斯开出的药方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超发货币以弥补不足的有效需求。这就是美、欧、日都靠“量化宽松”救市的原因。

然而，在现实的经济机器中，超发的货币缺乏渠道流向购买力不足的底层公众，反而大量流入极少数富豪手中，成为其利润，并进而转化为逐利资金----资本。于是导致危机的有效需求不足无由缓解。还导致了货币发行量与可交易财富间的持续失衡。所以朱民承认：货币政策有效性在目前的传导机制下不是很明确，通过货币政策过度刺激总需求不见得有效，因此不能过度依赖和使用货币政策。

用凯恩斯主义救市8年无效，导致IMF对救市政策的反思。IMF在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多鼓励了金融市场的过度冒险和投机行为，而对实体经济复苏的帮助有限，造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背离趋势进一步扩大。

因此IMF建议全球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转向结构性改革。而所谓“结构性改革”，是将宏观经济政策从刺激总需求转向改善总供给，核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除掉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包括垂直提升各行业附加值，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引导创新、高科技产业发展，增加基础实施投资建设，完善收入分配等。（见高攀、郑启航《记者手记：IMF对全球经济“病情”诊断准吗？》新华网2014年10月15日）

以上这些举措，“完善收入分配”不知所云，在资本主导的经济现实中，所谓“完善”，只可能是对资本利润的保障。“创新”、“高科技产业”云云，根本不直接涉及经济体的货币循环机制，其作用充其量是：这方面成功的企业得以扩展市场份额，而社会的总需求却无由提高，于是一些企业的成功必然以另一些企业的失败为代价，无助于缓解整个经济体的失衡。

至于其他各项举措，无非都是为资本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只能加剧货币循环的失衡。可见IMF建议的政策取向必将恶化全球经济，将世界引入更险恶的深渊。而李内阁的经济政策，正是追随IMF的建议。

“全球化”造就了五个大的资本集团：美、日、欧、中、俄。这五个资本集团都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相比之下，美国资本集团最强大。其强大基于两条支柱：全球金融霸权和全球军事霸权。它有能力在全球任何地区制造经济混乱乃至社会崩溃，以达成自己的目的。

欧洲资本集团最狡猾。五百年的工商文明洗礼，使其深谙这个文明的实质，深谙在其中左右逢源之道。

日本资本集团最野蛮、最不择手段。囿于缺乏资源与战略纵深的岛国，日本的危机意识极深。历史反复证明，它总能干出令任何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俄国资本集团的实力最弱，资本主义取向的“改革”，使俄国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沦为一个靠输出资源生存的二流国家，已经被西方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历史多次证实，在这样的处境下，俄罗斯会爆发出惊人的内聚力和战斗力。而其领导力量却是这个民族内生的“斯拉夫派”，而非资产阶级。

与这几个资本集团相比，中国的资本集团有着自己的“中国特色”。

首先，中国资本集团的膨胀最迅速。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投资数据自2004年2月开始，由此可看到三类投资主体：国有、外资、国内非国有。他们占投资总额的分额演化如下图：

2004年5月，国内非国有占投资总额的46.22%，到2015年3月，已升到71.99%。而同期国有的份额则从40.72%降至22.97%。国内非国有已从与国有分庭抗礼演化到占有绝对优势。

进一步观察，国内非国有中，集体经济主要服务于社区就业，个体经济则是底层社会成员自谋生路，其它部分都是不同形式的私人资本。三者占非国有投资的分额如下图：

可见国内非国有投资主体中，私人资本占绝大多数分额，到2015年3月，达到94.91%！

从国有投资占绝对主体、私人资本萌芽，演化到两者分庭抗礼，用了20余年，从分庭抗礼演化到私人资本占绝对优势，仅用了11年。中国私人资本集团膨胀之迅速，只能用爆发户表述之。

其次，虽然30余年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为私人资本集团的膨胀保驾护航，但国家政治层面的正式语言仍以“社会主义”、“共产党”为基础。对社会公众而言，这是名实相怨，“挂羊头卖狗肉”；对私人资本集团而言，拥有经济上的绝对优势，这个集团必然要寻求相应的政治地位。于是原本保护、孕育它诞生成长的政治体制，已成为它进一步成长发展的桎梏，恰如在地下孕育多年的蝉，已经到了必须冲出蝉蜕的时刻。冲出来，就可以自由飞翔，冲不出来，就会死在这壳里。这就是吴敬琏、茅于轼、胡舒立、刘胜军、袁腾飞、作业本、毕福剑之流嚣张的时代背景。

第三，孕育这只蝉的蝉蜕，就是官僚集团。伴随私人资本集团膨胀的，是官僚集团的资本化。其鲜明的表现就是官商勾结，官商一家。“亲商”曾是各级政府多年间堂而皇之宣示的政策。其结果就是官场大面积、“塌方”式的腐败。腐败导致的金钱任性、权力任性，被涉世不深又张扬个性的“富二代”、“官二代”诠释得淋漓尽致。这又导致整个社会舆论在2004年后迅速左倾，被资本集团和官僚集团把持的学术、舆论、传媒机构信用尽失，汉语里平添出一堆新词汇，如“砖家”、“叫兽”、“公知”、“精蝇”之类。

这将官僚集团置于两难的态势：自己孕育出的资本集团要彻底改变政体，实现“财富控制权力”，自己原来依赖的工农大众又远离自己而去，向毛泽东的旗帜汇流。向左吧，割舍不掉与资本集团媾合的甜头，也甩不掉30余年积累起来的原罪；向右吧，私人资本集团的目标是“财富控制权力”，自己势将从“权力任性”沦为富豪的看家犬。即便愿意委曲求全，在富豪的眼里，你也未必具备看家犬的必要素质。

于是，借底层大众对资本集团施压，又借资本集团对抗底层大众，就成了官僚集团的必然选择，表现在政策取向上，就是“打左灯，向右转”。展现出政治话语与经济政策间醒目的失衡。

由此，与前述各国资本集团相比，中国资本集团最鲜明的特色是其虚胖的肌肉和在社会上极差的声誉。中国的富人出国潮举世瞩目，其社会根源端在于此。于是在全球几大资本集团中，中国的资本集团显现为肥美的鱼腩，其它几个集团不前来咬上一口，简直不合逻辑。

只要不改变资本利润极大化机制，各国资本集团在各自境内都不可能找到出路。他们不得不向外扩张，靠外来的市场、原材料、劳动力保障自己的利润来源，靠扩大自己货币的覆盖范围缓解货币发行量与可交易财富间的失衡。然而全球化已经覆盖了全球所有的经济体，一国的扩张必然损及他国的利益。于是这几个大资本集团陷入了你死我活的对抗性态势中，将全球置于极为险恶的处境。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态势极为相似。

前面分析的几个大资本集团的特色，决定了美国必然选择进攻态势。尽管“美国衰退”的言论充斥媒体。但人们看到的，却是美国把全球搞得“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而中国只能在美、日的步步紧逼下被动应对。

当年《河殇》的作者幻想拥抱“蓝色文明”，发展“临海经济”，现在却发现被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和“亚洲再平衡战略”紧紧捆住。当局不得已转而向西、转向欧亚大陆，但这正踩到了西方的鸡眼。工商文明建立在海上霸权的基础上，表现为马汉的海权论战胜麦金德的陆权论。刘亚洲曾引证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布莱尔的话：“我们尊重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上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见刘亚州《百年空军》）只有海上霸权起作用，拥有海洋的美国才有今天的地位。

“一带一路”战略，“一路”是虚，因为它受制于美国的海上霸权；“一带”是实，如果成功，将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同盟”对接，形成一个庞大的欧亚大陆中心。这是美国绝对不愿看到的。当年欧元仅展现出统一西欧货币的愿景，美国就迫不及待地在南斯拉夫发动战争，使欧元陷入困境。它又如何能容忍一个欧亚大陆中心的出现？现在网络上出现了大量中描写俄历史仇恨的文字，无非是美日的第五纵队要离间两国关系。这不过是小伎俩，在对手营里寻找矛盾、打下楔子，是国际竞争的老手法。美日对此运用得得心应手。苍蝇不钉无缝的蛋，而中、俄内部的缝又太多，美、日一定会逐一试探，寻找最佳发力点。其实，美日内部也有许多缝。但现在人们看到的是美日钉中俄的缝，而非中俄钉美日的缝。孰攻孰守，一目了然。

为了融入“蓝色文明”，中国政府曾苦苦哀求“入关”，直到关贸总协定成为历史，也没入成。后来又不惜代价叩求“入世”，当时学界曾云，要借入世“倒逼改革”。为此，龙永图大人不惜牺牲中国的农业和数亿农民的生计，作为“入世”的投名状。此后，中国劳动者的血汗，化成了美欧超市里的廉价商品，化成了跨国公司的巨额利润，还顺带育肥了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

后来中国政府又恳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与自己GDP相应的地位，却久久不能如愿，不得已自己牵头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又踩了西方的另一个鸡眼----金融霸权。美日当然竭力阻挠。以英国带头，一批西方国家突然前来加入，媒体上多视为美日的失败、中国的胜利。然而英、美同文、同种，其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英、美的狡猾史有明载。此事福兮？祸兮？还是不要太天真了。唯一可以可定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金融霸权，美国定会不择手段，而英国绝不会偏向中国。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持续了4年，学界普遍认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现在林毅夫所谓的“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已经8年，至今仍“恨晨光之熹微”，这是一场烈度不亚于1929----1933年的危机。这不是我的判断。早在2008年9月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就称：“我不相信，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不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创，我认为这正在发生。”言下之义，当前的麻烦，其程度不次于1929年的“大萧条”。“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迁延8年而无法痊愈，证实了格林斯潘的判断。

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认为：1938年3月，德国并吞奥地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其实，到1931年，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已使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不得不发动一场对外战争以转移国内人民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来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带来的创伤。因精英集团的贪鄙而处于“鱼腩”状态的中国，就成了绝好的目标。于是有了1931年9月18日夜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了中国东三省。事实上中日战争至此开始，战争持续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从全球的视角看，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已经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眼前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会不会导致一场世界大战？乌克兰的战事是否已经揭开了新世界大战的帷幕？1931年，那些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人物如希特勒、裕仁、东条英机、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今天类似的角色何在？

歌舞升平的人们，醒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