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迫近中国？

中国高层如何严防“颜色革命”？

文/木春山

最近一段时间，内地讨论“颜色革命”的风声日趋壮大，甚至在公开场合爆发了激烈的辩论。起因或许与近期中央密集反腐和香港“占中”有关。实际上，自习近平领导班子上台以来，中国对“颜色革命”严防的态势逐渐清晰，立场更加强硬。从中央布局、宣传跟进、手段多元、国际协作等方向构筑多面“防火墙”。

2014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公开发行，有8篇习近平的讲话文稿，属于首次公开发表，其中一篇谈到了“颜色革命”。这是中国少见公开最高领导人对“颜色革命”的表态。作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窗口式文件，可以从此看出中央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

以下这段文字就节选自《选编》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

习近平的这番话其实显示中共官方对颜色革命提防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表明习近平等高层已经对“颜色革命”可能迫近中国敏感察觉，需要在组织上进行全局动员和必要提醒。

除了党的高级别干部会议以外，在中国政府层面，则极少出现官方对颜色革命的表态，这个词也很少在中国官方的政治语境下使用。但是中方却很早就对“颜色革命”高度关注。比如2004年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官媒将其归结为“颜色革命”而受到广泛传播，由此可见官方的警惕性。

根据一些公开的论文显示，乌克兰事件后官方智库中国社科院牵头，在2005年向美国及受到“颜色革命”影响的数国派出调查团，对此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内地召开数次研讨会对此进行分析解读。

2012年春，由于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境外互联网上出现了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号召。这是迄今为止内地较早提出象征物、形成一定规模、并且真正令官方感到威胁迫近的一次所谓“颜色革命”的举动。中方对“颜色革命”的重视程度随即加强。

在中国官方和主流学界看来，“颜色革命”与政变类似，是在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旗帜下，由社交媒体和境外势力煽动下推翻合法政府的一场政治运动。

官方和学者也早已认识到了“颜色革命”发生的土壤，那就是一国内部治理的失调。联系到中国，学者们认为，可以从当下社会现实中找到可能被“引爆”的种子，比如腐败严重导致民众对政府信心缺乏。而习近平执政后最大的政绩之一就是根除腐败分子，从而挽回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显然从内因上杜绝“颜色革命”在华出现的可能性，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治本之策。

此外在防止所谓颜色革命的手段上，内地的做法也相对多元。比如遏制在互联网等公共场合公开传播西方民主价值观的现象；对老师等教育工作者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防止普世价值成为主流话语等。

在习近平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颜色革命”后不久，中共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导涉及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防止境外势力渗透自然是题中之意。国安委的成立本质上给中国防止颜色革命铸就了一道更为坚固的“防火墙”。

此外在外交领域，中方也积极谋划抵制“颜色革命”的统一战线。

2014年4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第九次会议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各国就共同防御颜色革命进行了探讨。这是一个上合组织并不太常见的话题。代表中国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主旨演讲中敦促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地区安全合作伙伴，共同加强对网络的监控，防止外部势力在其他国家煽动革命。他直言：“外部势力利用社会矛盾和问题推翻执政当局，试图制造新一波的颜色革命。”

这是中方明确要与“准盟国”之间加强交流，防止“颜色革命”对中国渗透的重要信号，说明中方对“颜色革命”的提防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也能看出，当年3月再度发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推翻民选政府的所谓“颜色革命”，已经让中方感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气息。此外由于俄罗斯等国和中国面临西方类似的打压，所以中国与其在严防“颜色革命”上存在共同利益和相似的价值观。这也是促成中方高调表态联合友邦的重要原因。

“颜色革命”走近中国周边

2015-04-22 大公网 文/常晓宇

“颜色革命”之于中国，一度像它的始发地东欧及中东一样遥远。而去年发生的香港非法“占中”事件和台湾“反服贸占立院”事件表明，披着“雨伞革命”、“太阳花运动”的美丽外衣，“颜色革命”已然威胁到中国。此时，很多周边国家都面临甚至承受着所谓“革命”的洗礼，波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周边外交。

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邻邦，从总统普京近来的多次表态中，可以窥见该国面临的“颜色革命”威胁有多紧迫。去年7月，普京在俄安全委员会上说，所谓的“颜色革命”是“受外部煽动和资助的政变”，“俄罗斯人民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它发生”；11月，普京又在该委员会上表态，多国发生“颜色革命”对俄来讲是教训，也是警示；俄政府会竭尽所能避免其发生。

俄外长拉夫罗夫也曾发出类似的警告，他在去年11月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上直接将矛头对准西方，称美欧制裁是“希望俄实现政权更迭”。时间再往前推一个月，彼时正在俄出席中俄政府首脑定期会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向俄副总理罗戈津直言，西方国家正支持香港反对派在中国发动所谓的“颜色革命”，他并呼吁中俄用加强合作进行“反击”。

结合中俄对“颜色革命”的定性可以看出，发生“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不是随机的，而是或多或少的指向这两国。可以说，“革命”不过是一种秘而不宣的外交手段，它是由西方精心策划，假借受害国人民之手，行对现政权“变色”之实。中东的“颜色革命”则应归咎于美国的地区政策，特别是反恐战争后遗症。除去中东，我们发现所谓的“革命”从未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是集中在两地：俄罗斯以南的中亚和中国以南的东南亚。

在中亚，与新疆接壤的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爆发郁金香革命，这次“变色”因所谓的“选举舞弊”而起；紧接着，蒙古也爆发游行示威，反对派指责政府高官贪腐，并要求他们对多数蒙古人民的长期贫穷负责。蒙古有对中俄不言而喻的战略地位，特别是那里有中国紧缺的矿物资源。而近来美国却和蒙古关系热络，前者还承诺向后者增加军事援助。无疑，若亲美政党在蒙古上台，等于是在中俄身边“埋雷”。

在东南亚，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伴相生，同样是引发“颜色革命”的导火索。2007年，缅甸民众的反政府示威因不满当局取消燃油补贴而起，当人们喊出“释放昂山素季等政治犯”的口号，运动已经悄然变色，并被亲西方媒体冠以“袈裟红革命”。在泰国，自从2006年他信政权被推翻后，“革命”成了家常便饭。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国平”的评论称，泰国的故事告诉我们，“幸亏我们没有走西式民主那条不归路”。言下之意，“颜色革命”非但不会给“受骗”的人民幸福，反而会将他们的国家引向灾难。

然而“颜色革命”的杀伤力并非点到为止。中国和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历来保持着友好交往，但近年来情况发生变化。以上述缅甸和泰国为例，中缅密松水坝坎坷不断，中泰高铁项目一波三折；中国泛亚铁路计划、中缅输油管建设也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

事实上，“颜色革命”对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震荡，不仅威胁中国在这些周边国家的投资布局，还会直接干扰习总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好消息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去年4月已经首次就共同防御颜色革命进行了探讨。不妨将中俄“反颜色革命联盟”扩编，以上合为蓝本，邀请中国周边及伙伴国都加入，并组建智库，设立基金，共同研究对策。

如果说俄罗斯是中国周边受“颜色革命”威胁最大的国家，越南就是反制“颜色革命”力度最大的国家。越南和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像后者警惕“和平演变”那样，越南共产党也面临着类似的威胁。以驳斥“军队国家化”为例，大公网国际频道曾多次发文援引越南官媒对该问题的论述，这与《解放军报》的系列评论文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对比越南和蒙古，虽然两国都在努力接近美国，但前者显得更加小心翼翼——毕竟越共只对拉拢美国对华施压感兴趣，“颜色革命”还是免了吧。

“颜色革命”的国际化定义

文/冯南楼

长达两个多月的香港“占中”运动结束，各方开始重新评估事件起因及性质，当中包括港府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的《近期香港社会及政治情况报告 》与及各式各样评论员文章。在内地，不少学者、评论家均认为“占中”运动有近年东欧、中亚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影子，更有文章直指运动本身就是一场“颜色革命”。

广泛意义的“颜色革命”

“占中”运动被指是“颜色革命”并不难理解，如部分学者指运动以黄色为主调，配以雨伞为象征，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带有标志物和颜色符号等极为相似。一些评论员、媒体则超越这些“表面证据”，列出外国政府或非政府组织、金主、代理人、组织者的关系，说明运动背后有外国势力操纵。再配合以上提到的内容，就是一场极具阴谋的“颜色革命”。

考察过往，学术界其实在2000年代中起，对一连串前苏联及其周边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成因、过程与结果作过疏理。我们可以参考这些研究，尝试探讨“颜色革命”的国际化定义，以此来分析中国内地和香港是否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更进一步而言，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可以此来思考如何避免外国势力介入香港政治的疑虑。

谈“颜色革命”，还是要从欧亚交集的这块地域谈起。2000年代起，一系列曾经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非西方民主制国家爆发了“颜色革命”，多个原本执政的亲俄领导层在运动后下台，事件震惊俄罗斯。

学术界对此曾作有系统分析，当中以康乃尔大学Valerie Bunce及乔治华盛顿大学Sharon Wolchik的研究最为著名。它们以“选举式革命”（electoral revolution)来形容“颜色革命”，因反对派依照“选举模式”（electoral model)将操纵式选举仪式转化为公平选举，从而产生一场由不自由到自由政府的转变。而该“选举模式”包括结合一个具体组织及统一的反对派，并且动员媒体或境外观察员，最后组织一场预备好的示威结束执政党垄断选举。

而前美国驻俄大使，现于斯坦福大学任职的俄罗斯专家Michael McFaul则认为颜色革命有以下4个主要元素：(1)一场欺诈的选举作为催化剂导致选举示威（electoral protest）；(2)反对派藉一些超出宪法以外的手段，包括群众示威去悍卫民主事业；(3)由于选举引发起争议，执政及反对双方均称胜出选举；(4)双方避免明显使用武力。

综合以上观点，按照国际化的定义，“颜色革命”除了群众运动本身，亦需要有一场已举行的选举作为触发点，并因选举结果爆发群众集会，最后导致政权易手的结局。因此，“颜色革命”在学术上的定义，其实相对清晰及严谨，并非信手拈来。在此定义下，“颜色革命”便很难包括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倒台前的运动，与及近年对执政当局不满而造成的“阿拉伯之春”。

宜思考订立《政党法》

中国与俄罗斯对“颜色革命”的主流看法是：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干涉，藉群众运动推翻政权。由此，不少学者指“占中”运动就是一场港版“颜色革命”，这已经给香港社会带来了少有的冲击，当然更令内地紧张。

笔者认为，以内地主流看法加诸于“颜色革命”的定义上，全球许多国家已经订立的《政党法》便值得港府参考。

因香港各政党均是根据《公司条例》或《社团条例》注册成公司、社团，其财政来源自然有一定的不透明性。而外国的《政党法》则在财产账目、政治献金、资金往来有明文规定。如此一来，所有的政党和政治组织的来源与运作则相对透明，规避了外国介入本港政治的风险。

届时，若再有任何运动，是否涉及外国势力，就会一目了然，或许不再让两派陷入争论泥沼，也可弥合香港社会本不应有的分歧，更可让内地放心，今后香港不会成为外国的“政治殖民地”。

其实“占中”运动的出现，让很多香港社团的类似诉求更加急迫。笔者注意到，去年9月一些力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社团，就高调呼吁成立“反对派勾结外国势力网络资料库”，要求律政司研究草拟《政党法》，堵塞相关漏洞。（作者系香港欧亚问题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