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利国家”的形成及其性质

　　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保险和福利措施有很久的历史了。早在十六世纪末，英国就采取了救济贫民的措施。这一部分支出，正如马克思所说：“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如果从一八三三年德国颁布的疾病保险法算起，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济贫制度，还是德国最初的社会保险，都不标志“福利国家”的形成，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保险福利制度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到四十年代后期才形成的。所谓社会保险，就一般的意义上说，是以法律形式保证以劳动为生的人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能使本人及其家属得到物质帮助的权利。它是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是由于工人阶级坚持阶级斗争，才使劳动人民在实现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取得一些成果;另一方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经济危机打击下，数千万工人失业，美国在一九三三年就有1500万工人失业，约有六分之一的家庭靠领救济金才能度日。

　　因此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加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依据经济学家凯因斯“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转移支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期间刺激个人消费，从国民收入中取出一些费用，用以改善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给劳动者一定的“实惠”，并以“福利国家”和“收入均等”相标榜，以此抵销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的传播，以“购买”国内的政治安定，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也是各国社会民主党推行社会改良政策的主要内容。机会主义者宣称：“工人在资本主义之下得到的福利越增长，他们就越安于并容忍资本主义制度，就越放弃一切不可靠的冒险企图。”这就是“福利国家”产生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起一套由国家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此外还有私人企业举办的福利措施为补充。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福利费总额，一九五〇年为235亿美元，占各级政府支出的37.4%，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9%,到一九七六年为3300多亿美元，约占各级政府支出的66%，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20多年中增长了13倍。日本、西德、英国和意大利等国政府的社会保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九六〇年分别是4.7%、14.9%、10.3 %和12.0%，一九七一年分别增长为5.7%、18.4%、13.7%和20.6%。瑞典在世界上被称为福利社会的“橱窗,。一九七八年瑞典全部社会福利费用达870亿克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一九八一年财政预算赤字达136亿美元，比这个国家的生产总值还高11%。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的主要项目一般包括养老金制度、残废津贴、失业救济、医疗补助、遗属和低收入家庭补助等等。有的国家还包括中等教育免费制度。工伤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险也较为普遍。现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广泛使用比“社会保险”含义更为宽泛的“社会保障”概念了。实施社会保障比泛指的“福利”概念更为具体，它是一种“实惠”，凡符合政府规定的条件的人就能得到这种以货币额表现出来并成为居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有的国家称它为“社会工资”。

　　现代生产技术愈来愈要求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一方面增加了工人阶级家庭的教育费用负担，同时也要求国家、企业、公共团体担负发展公共教育的工作，如普及中等教育、广泛开展职工的业余教育、职业教育、电视教育等。这就是说，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使支付劳动力价值的形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战前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对子女的教育费用支付在工人工资内，战后则从工资内扣除一部分公共教育费和社会保障供给费，交由国家掌握再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

　　如果说“福利国家”多少给工人阶级和社会低收入阶层带来了某些利益，这首先是近百年来工人阶级坚持斗争取到的一种权利，而不是出于资产阶级政府某些人的好心。例如，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间，美国工人举行过两次各100万人进军华盛顿的反饥饿大游行，强烈要求政府提供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因此，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资产阶级统治为主要内容的失业救济金制度和老年人保险制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也不能把“福利国家”的出现只归因子工人斗争的结果，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列宁是这样论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社会保险的客观必然性的，他指出：由于工人工资非常之少，“因此，无产者根本不能从工资中拿出一些钱储蓄，以备在伤残、疾病、年老、残废丧失劳动能力时，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失业时的需要。因此，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对工人实行保险，完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决定的改革。”可见，劳动力再生产的特性和无产阶级贫困化使救济和社会保险成为必要。列宁在一九一二年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险本质的这段话，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二次大战以后，各国保险福利事业的扩展，只是使劳动力价值“转移支付”的形式起了一些变化而已。同时，我们还应当认清，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实行的这套福利措施，虽然若干项目有所扩大，保险福利待遇也有所提高，但是，它比战前局部的社会保险有更大的欺骗性，已是右翼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政府玩弄的一种骗局。因此，在不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只强调工人争取改善福利待遇的斗争，仍然是一种带有局限性的经济斗争，它不可能改变工人雇佣劳动者的经济地位。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搞“福利国家”并通过资产阶级政府进行的社会保障形式的收入再分配，至多只是一种改良主义措施，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改变，阶级对立的基础仍然存在，就不会出现“全民福利”和“收入均等”的国家。马克思指出：“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这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再生产的特点和本质，马克思虽然没有生活在“福利国家”广泛出现的时代，但他却惊人地预见到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会有某种程度改善，而这种改善不会改变他们对资本的从属关系。

　　“福利国家”的出现也与资产阶级对一小部分工人贵族的收买不是一回事。列宁在六十多年以前曾揭露垄断资产阶级会从巨额“利润中拿出一点点给工人贵族——熟练的工厂工人”。列宁的这一论断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只不过在“福利国家,出现以后，作为“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那一部分工人，既以公民的资格从‘福利国家’那里得到自己的一份利益，又以工人阶级中特殊人物的身份，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取受到特殊照顾的一份利益”。但是，由资产阶级国家主持一部分收入的再分配，给公民以“恩赐”，这与单纯的收买工人上层不同，在范围上也比“官办的济贫事业,要广泛得多，因为“福利国家,的受惠者不只限于少数工人贵族和熟练工人，而且， “福利国家”的费用不再只靠垄断利润，而是采取“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方法，向工人阶级征收大量的所得税和各种社会保险费，使劳动力价值中有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到国家和企业手里。从这一方面说， “福利国家”又是资产阶级玩弄的收入分配的一种工具，得到某种“实惠”的人民无非是服了一片“镇静剂”，以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的目的。这就是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的本质，它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产生又与“福利国家”理论、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早的不说，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庇古、萨缪尔逊等人竭力为资本主义福利制度辩护的观点，是颇为典型的。英国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庇古以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相标榜，他认为“福利”一词是指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但只有可以直接用货币来计量的那部分福利才称为“经济福利”。他的一个主要命题是：凡能增加国民收入总量而不减少穷人的绝对份额，或增加穷人的绝对份额而不影响国民收入总量的，都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这一理论，为后来的“福利国家”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理论的欺骗性和辩护性昭然若揭，这就是说，只要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成百倍、成千倍的增长，或者利用掌握福利分配的权力给资产者以大量的税收补贴，只要用其中一个微量的数额施舍给穷人，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福利的增进”，连实现“收入均等”的遮羞布也不要了。美国福利经济学家萨缪尔逊，为了美化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他竟然把资产阶级政府这种福利支出定义为“把购买力转移给有困难的或合乎规定的人而又不让他们提供劳务作为补偿。”他们宣称，社会保障计划可以实行财力的转移，以提高总的国家福利水平。这种资金一部分是由累进所得税提供的，称为“是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另一部分“主要是由工人和雇主的付款资助的，那就是在各自阶级的内部进行财力转移，即从幸运者向不幸者转移”。但是，保险福利基金不管怎样筹集和转移，总是富人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份额，即便是企业主为工人缴纳的部分，也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福利国家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只给“私有企业造成定货单和就业机会”。“这个办法导致的产品系为私人所生产，也为私人所消费。”(重点为原文作者所加)萨缪尔逊承认：“除非这些支出的资金来源是增发货币或是发行公债，否则，必须向群众增收赋税。”显然，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是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为维持其统治，对劳动人民的额外剥削，是资本主义国家预算的主要来源，是资产阶级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所以，公共福利开支被资产阶级称之为“负所得税”。一语道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福利开支”的真实来源。

　　二、资本主义各国福利制度的欺骗性和局限性

　　尽管资产阶级各国政府把福利计划鼓吹得十分完善和统一，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也缓和了劳资间的矛盾，但它不能消除阶级对抗，更不会改变资产阶级福利事业的阶级实质，因为它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而既不能解决劳动人民的失业问题，也不可能实现什么“收入均等化”，更不会出现“全民福利”的国家。

　　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福利制度的欺骗性和局限性可以从下列几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社会保险和福利措施是工人工资的直接扣除。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措施，工人阶级享有的部分，实质上是资本家为获得劳动力商品，所不得不支付的维持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价值的一部分，其中有一部分的资金来源是工人工资收入中筹措来的，这是劳动力价值的直接扣除(如由工人交纳的保险费和保险税)。例如美国的社会保险税按职工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由雇主和工人各交纳二分之一，社会保险所征的工资税占联邦政府税收的三分之一，税额仅次于个人所得税;日本的年金保险和就业保险的保险费，都由受雇者和资方或政府均摊;瑞典疾病保险基金的一半，由职工交纳的疾病保险费构成，基本养老金的一部分由l8岁至65岁的公民所交养老金税构成;失业补贴基金的一半由参加“失业保险基金会”的工人所交失业保险费构成，等等。美国还规定在一定收入额以上的收入部分不缴纳社会保险税，这种税制有利于高收入者，而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必须缴纳社会保险税。例如，在一九八一年间，美国从年收入29700美元和50000美元的人中都同样征收了1975.05美元的税收(仅对收入的第一个29700美元征税)。这样，低收入者的税率是6.65%，而高薪者的税率只有3.95%。英国为开支社会保险和福利措施的费用，征收高额赋税，一个单身汉的税负约占个人收入的30%左右。瑞典年收入4万克朗的中等收入者税负占54%。同时，有些国家又规定红利、利息、租金等非劳动收入一概不纳税。

　　第二，许多国家工人所得到的“福利”金的数额有限。美国失业津贴一般只有原工资的三分之一强。法国的失业救济金较高，但只有因公司或企业倒闭而解雇的情况下或因生产不景气而被裁减的人才能在失业的第一年得到原工资90%的失业津贴，其后比例降到70%;而那些工龄不长的失业者并不能得到同样的救济。例如，一九七八年法国150万失业人员中，45%以上的人得不到任何补贴，15.7%的人只能得到450或500法朗，这只相当于政府规定的最低保证工资的20.4%到22.7%。有的国家还规定，失业者参加过罢工、病退或失业期间找零活干的人一律不能享受救济金待遇。美国的退休金一般只有原工资的20-30%。据一九七七年《美国统计摘要》的材料，一九六〇年职工每月平均工资322.68美元，平均每月退休金为74美元，退休金相当于工资的23%;一九七〇年职工每月平均工资477.84美元，平均每月退休金为118美元，退休金相当于工资的24.6%;一九七五年职工每月平均工资655.56美元，平均每月退休金207美元，退休金占工资的31.5%。因此，许多人一旦退休离职，收入就降到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下。一九七六年，美国680万贫困线以下的家志中，就有23%左右是领取退休金和餐费津贴的。日本30人以上企业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一九七四年为154967日元，一九七七年为215620日元，而养老金的每月平均数额，一九七四年公务员为53000日元，私营企业职工为58685日元：一九七七年国家公务员为87578曰元，私营企业职工为55589日元，一九七四年养老金只达月平均工资的34.2%和24.6%，一九七七年养老金为月平均工资的39.9%和25.3%。

　　第三，资产阶级政府通过税收得来的社会保险基金并没有全部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险开支。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英国、美国和日本的社会保险费收入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14.3%、l3%和8.1%，而这个年度的社会保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则分别是13. 7%、11.6%和5.7%。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材料，一九七〇年联邦社会保险信拖基金结余总额已达535亿美元，一九七六年该项结余总额是525亿美元，结余的巨款用购买国家公债的形式弥补了相当一部分预算赤字，这一年的联邦政府财政预算赤字为664亿美元。养老金又是美国金融市场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它拥有资产5600亿美元，每年增长率为10%，纽约股票交易所和美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中有10—35%是属于养老金。拥有2000亿美元的私人养老金，约有70%投于资本市场。日本私营企业职工年金保险(“厚生年金保险”)和政府举办的国民年金保险(包括自营者、小企业职工、非全时工人和家庭妇女参加的年金保险)的加入者占日本全部年金保险加入者90%以上，这两种年金保险的保险费和利息均被垄断资本用来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日本一九七六年度财政投资贷款计划中，私营企业职工年金保险的保险费累计数额为24900亿日元，占23%。美国匮疗费用昂贵是举世局知的，但美国人民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也没有全部用之于民，仅一九七八年就盈利63亿美元。

　　第四，并非所有的劳动者都得到让会保险制度的保障。一九七〇年美国有1350万职工(约占全国人口的6.3%)享受了社会保险，但仍有1100万劳动者未受到社会保险，他们占贫困职工的40%左右。有20%的21岁至69岁的人未受到残废保险保障;大量的农业工人、家务工和临时工没有失业保险和工伤事故保险。到目前为止，在美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险制度。由于各种限制，使许多社会保险投保者和贫困阶甚领不到社会保险津贴和福利补助。许多国家退休者除了延长了年龄限制外，还规定了最低投保期限。在很长时间里，瑞典规定，不论男女，均须满67岁，才有资格领取养老金。日本规定，只有连续工作20年以上才有领取退休金的资格，工作20年一下者，没有退休费。日本私人企业职工退休后需等5年才能拿到养老金(在此期间只给一笔退休费——这与我国退职的含义不同)，多数人在55岁退休后还得继续劳动，或者加入“职工能力再开发训练”，这意味着退退休后还得在若干年里自谋适当的职业。

　　第五，资本主义的经、济福利仍然从属于按资本大小分配的资本主义原则。各国规定的许多福利条文对穷人的补贴则大肆宣扬，而对于有利于富人的福利分配则秘而不宣。事实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机构，除了将职工交纳的让会保险费当作资本来使用以外，资产阶级政府还利用福利分配的权力，实行有利于富人的福利分配。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的公职人员，投保者一般只要在联邦政府供职五年，年满55岁就可退休并领取退休金，而参加“老残保险”的一般职工，却要缴纳十年的社会保险税和要达到65岁才能领取退休费。不仅如此，如果联邦政府的公职人员退休后再去私人企业工作至65岁退休，则可以领取双重退休金。一九七八年，在州和地方政府有1200多万工作人员，其中20%的工作人员领取双重的退休金。

　　这就是厚此薄彼的福利分配!日本的国民议员中，有的过去是部、局的副部长或副局长，这样一些人可以领到抚恤金、即得到议员报酬以外的额外收入，丽议员已经有高额的薪俸：国会议员的月薪是65万日元，并有办公费和交通费65万日元。英国得到各项福利受益最多的仍然是高收入者阶层。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间，英国年收入达到5894英镑的较高收入的家庭，每年从各项“社会服务”得到的好处是520英镑，附加福利收入是169英镑，而年收入只有1110英镑的较低收入家庭，每年从“社会职务”得到好处只有161英镑，附加福利收入只有13英镑。如果把英国全国家庭按富裕程度分五组，各组平均每年得到“社会服务”的好处是;最富的20%的家庭——411英镑，次富的20%家庭——287英镑，中等的20%家庭——225英镑，次贫的20%家庭——156英镑，最穷的20%家庭——105英镑。据美国《团结》月刊披露，按照里根的新税法，一九八三年年收入在一两万美元之间的家庭将减税约440美元，而年收入等于或多于8万美元的家庭却可减税15000美元以上。按新税制，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下的人如果以一九八四年同一九八二年相比，应缴纳的税款不仅不会减少，反而要增加331美元，这是不折不扣的“劫贫济富”的政策。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承认这种福利制度“损害了低收入者，而使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者得益”。上述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玩弄的福利分配，只是愚弄劳动人民的一种骗局。

　　三、“福利国家”病使资本主义各国陷入困境

　　当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成为所谓“福利国家”的时候，事情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垄断资本借助国家干预推行福利政策，其目的是宣扬劳资调和，模糊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以便维持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但是，事与愿违，庞大的福利开支终于变成压在各国财政上的沉重包袱，它导致各国财政赤字累累，在业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与所得税猛增，失业和通货膨胀加剧，生产效率下降，高福利与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发生矛盾。在经济危机的侵袭下，沉重的社会福利开支，已经感到捉襟见肘。“福利国家”的日子更加难过，福利制度在不声不响地拖垮一些国家的经济。

　　首先是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加剧。英国号称推行了“从摇蓝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似乎是一个福利大国。然而，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六年间，英国平均每年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降到83.5%。一九七六年度财政收入为337.78亿英镑，财政支出403.121亿英镑，赤字达65.34亿英镑。仅社会津贴和国营的医疗服务费每年就要从英国政府的备用现金中抽出80亿美元，占政府支出的40%。巨额的福利开支与英国的财力极不相称。西德这个欧洲经济大户，也由于高额的福利经费，使国债越来越多。据专家们的计算，西德发放的失业救济金、保健费、家庭津贴、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开支的总额在一九八〇年达到创纪录的450亿马克。仅社会保险的支出，一九八二年达350亿马克，其缺额部分，劳动局要求通过企业主和职工分别增付2%的失业保险费的办法来弥补，但仍有20亿马克亏空。如果由联邦政府来支付，则又要出现巨额的赤字，到一九八〇年底，西德国债已累计达5320亿马克，一九八三年还借贷450亿马克。当其它“福利国家”开始紧缩社会福利的时候，法国密特朗政府却在扩大社会福利开支，致陡法国一九八三年度预算赤字达954亿法朗，外债总额达3170亿法朗。在七十年代，瑞典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约470亿克朗，而私人和公共消费却用去98%，用于积累和投资的只占2%所有投资实际上仅够弥补机器设备损耗之用。瑞典的物价上涨率一九七七年为l2.8%，一九七八年为8%，超过了工资的增长。法国一九八二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仍在14%以上。许多国家的企业主由于也按工人人数交纳了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险费，他们则把这笔开支加到商品的价格中去，转嫁给消费者。在危机到来时，巨额的失业补助金和福利救济金的支出也骤然加大，又造成财政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利国家”的形成，是造成战后资本主义危机周期缩短和造成“滞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高福利与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发生矛盾。福利制度并没有实现“收入均等”化，却使资本-义社会底层的“贫困合法化”。使人们对生产的热情减退了，因为，低收入者只要工作，纳税后的收入，不及一个按人口领取救济金的家庭。因此，一些国家的福利经费的庞大与经济发展比例失调，致使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瑞典福利计划的费用每年曾以7%的速度增加，而每年的经济增长却不到2%。它的工业生产从一九七五年起连续三年下降，国民生产总值一九七七年下降了2.5%，为应付庞大的福利开支，北欧三国都有数百亿美元的外债，挪威以190万就业人口的税收，去养活75万领年金的人，这有经济上是不负责任的，使职工的生产热情受到损害。北欧三国创造了欧洲最高的旷工纪律，由于患病休息由政府发工资，医疗全部免费，造成泡病号和医药费浪费现象，使工作效率和劳动积极性降低。福利经济学家萨缪尔逊也承认，“当一个让会通过赋税来把私人?肖费转移到社会消费时，结果多半会影响积极性和效率。”这无异于“改变分割馅饼的方式可以改变馅饼的大小”。瑞典一位经济学家说：“若干年来，我们一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如今已经过了临界点。我国的迅速增加的福利开支正在冲掉工业发展的成就。”

　　第三，当经济危机来临，又向穷人的福利开刀。众所周知，一九八O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正在不断加深，生产下降，财政困难，失业人数剧增，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企图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摆脱危机，现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竞赛，即猛砍福利预算。里根政府上台以后，从穷人身上撤去了“社会安全网”，大减公益计划的经费，一九八二年联邦政府削减公益计划的经费l13亿美元，其中60%是为穷人而设立的。削减食品券以来使约有200万原有的受益人不能再领受。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上台第一年，就猛砍失业和家庭补贴，削减了20亿美元的开支，一九八〇年又再度削减48亿美元的公共开支。但是，人们不会轻易地眼看着福利补贴的消失，一旦削减正式实施，又相继发生动乱。各国的经济衰退将对经济福利也产生巨大的冲击，福利制度也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

　　四、两种经济福利制度本质不同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新型的经济福利制度。一九一七年列宁缔造的苏维埃国家颁布了第一个社会保险法令，距今有六十多年历史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一部分消费基金以劳动保险和集体福利的形式进行分配。它是社会消费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劳动者个人收入的补充来源。实行劳动保险和发展集体福利事业，对于保障职工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的基本生活，促进生产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从经济上说，它是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方面，是按劳分配原则的重要补充。它体现了劳动者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因此，实施劳动保险和发展集体福利是社会主义国家必不可少的制度。马克思把社会消费基金的三项支出概括为：第一，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

　　社会主义国家以各种社会消费基金的形式向劳动人民提供劳动保险和集体福利，是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现行的经济福利制度在性质、来源和支出范围上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各种经济福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彼此之间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有劳动能力的职工领取工资，同时普遍享受集体福利待遇，在他(她)的劳动能力丧失以后，工资虽然停发，但劳动保险则自动生效，这就免于使家庭其他劳动成员因增加瞻养费而降低自己的收入。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保险制度相比，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保险的本质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社会保险基金无非是用工作者整个劳动力一生的必要产品积累下来的货币资金来支付，许多国家的职工为此要从工资收入中扣除10年至20年的社会保险费。可见，它作为必要产品的一部分服从资本主义条件下必要产品的运动规律，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种社会消费基金的使用，主要是由国家或集体利用剩余产品来实现这种保险。我国的劳保条例明确规定，劳动保险基金不得在工人与职员的工资内扣除，并不得向工人与职员另行征收。在使用范围方面也比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得多，首先是没有享受福利待遇的种种苛刻的限制。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为企业职工举办的集体福利设施，如劳动保险，建立托儿所、疗养院、俱乐部、卫生所，办集体食堂、集体宿舍，改善环境卫生以及职工生活困难补助等等。目前，我国职工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的已有一亿人，占职工总数的95%。它促进了全体职工及其家属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劳动保险和发展集体福利事业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它与按劳分配原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企业职工劳动得好，企业盈利增多，企业基金也就随之增多，职工的福利水平也就提高，这样就能更好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有利于增强劳动者的集体观念和团结互助的精神。第二，由于社会主义集体福利的享受不是以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为标准，这有利于全体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特别是有利于低收入家庭的职工生活水平的提高，它有助于克服由于劳动能力及瞻养人口多少所造成的事实上不平等。而资本主义的经济福利仍然是从属于按资本大小分配的资本主义原则。例如，将职工交纳的巨额的社会保险费当作资本来使用，实行有利于富人的收入所得税。美国官僚机构利用对福利分配使用的权力给政府官吏领取优惠的双重退休等等。因此可见，经济福利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分配原则，它从属于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分配方式，它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反映。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不研究各种社会消费基金使用的经济效益，以为经济福利可以离开生产力水平和工资水平搞得越多越好，也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福利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福利制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我们批判了资本主义的“高福利”，就不开展对两种经济福利制度的比较研究。以上两种倾向都不是科学的求实态度。比如说，过头的经济福利与生产效率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固然会发生这样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会发生这样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从不同的福利制度的一些具体做法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回答。例如，研究各国经济福利与财政收支的关系;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各国工资收入与社会受益的比例关系;国外中等义务教育制的经验;广泛开展各种社会保险业务的社会意义;生活服务的社会化及对老人的社会照顾;社会主义国家劳保福利与贯彻按劳分配的关系;国家和集体在兴办福利事业中的作用等等，都有值得参考借鉴的意义。当然，我国在实现四化的进程中，首先应当借鉴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保险福利的经验，并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总之，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上，研究劳动收入与各种社会受益的比例关系，研究社会消费基金内部的比例关系，并开展对各种经济福利制度的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可以提高社会消费基金使用的经济效益，促进我国劳动保险和福利制度的改革，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他发挥了《管子.侈靡》的思想，认为奢比俭好，“吾未见奢之足贫天下也”“。他说俭最多只能使一人一家免于贫;而奢则可以做到“均天下而富之”(《蒹葭堂杂著摘抄》)。这是因为“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意谓富人的奢侈能为穷人增加就业的机会。这和北宋范仲淹知杭州时，用宴游和公私兴造以赈荒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以崇俭为传统美德的中国封建社会，能认识到奢侈在一定条件下的积极作用，这的确是颇有胆见，可惜的是识者寥寥。所以，对这一教条的批判，必须要有新的生产力和代表新的阶级的思想家的出现。这就落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身上了。“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恩全集》卷八一，二一页)传统的三大教条，虽然经过封建社会进步思想家的批判，那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或者说是“前哨战”，对于它的彻底批判和扫荡，有待于近代的进步思想家，特别是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身上。这是因为三大教条有其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渊源一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孔孟之道、老庄哲学、宋明理学糅合而成的统治思想体系。所以，封建主义“三大教条”的顽强性及其极大影响，本不是经过古代初步批判和近代再批判所能扫荡干净的，特别是小生产者的社会基础没有彻底改变以前，封建主义的东西总是轻车熟路，改头换面地一再出现。

　　死灰还会复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重视对三大教条的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