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6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没有一句真话”的反斯大林同志的秘密报告，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中出现了极大的曲折和困难之后。在这样的国际共运的大曲折中，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毛主席领导下，与之进行了“十年论战”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世界共运的大环境下，不可避免地还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曲折和困难。在世界共运急剧变化的新形势下，毛主席为正确认识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规律和新特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就是毛主席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所做的第二件大事。这件事虽然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结束，而它的开始其实应当从1956年的“整风”算起才是科学的。

经过了建国以来至今65年的风雨，回顾那一段历史，毛主席在1957年上半年，对新中国阶级形势分析的两个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分析其实是无比正确的。他的报告根据新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也即阶级关系，提出了在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且提出通过和风细雨的小民主，以党内开门整风的形式来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集中解决中国共产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提出了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和科学；提出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鼓励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起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直到阶级差别消灭的那一天。这些设想从当时中国党内外的实际情况看都是十分正确，而且它的实施对于当时的中国也是非常迫切的。

从1956年底到1957年的上半年，毛主席在作两个报告的前前后后，曾在许多大小不同的各种场合，和许多党内外同志和朋友耐心地，多次谈了他的对社会主义新的阶级关系的重要思想，不厌其烦，耐心地做了许多工作，希望更多的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的这些思想。

自从《毛泽东年谱》问世以来，我们追求真理的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日常工作、活动和思想就有更多机会、有根有据地进行了解了。毛主席为中国人民所作的第一件大事，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有人企图翻这个案，恐怕是痴心妄想。而毛主席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人民做的第二件大事，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和复杂性，正处在被人民认识的过程之中。而正确地认识他的这一思想，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同志的第二件大事，我们应当回顾1956——1957年中国的历史。早在1956年12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引言中有一大段是根据毛主席多次修改意见形成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文字是这样的：“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

在1957年1月27日下午，毛主席在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讲了七点意见。在讲到第（五）点：闹事问题时，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对于这个东西我们的经验不足，这是一门科学，应该好好研究。”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各方面1800多人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系统地阐释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阶级分析，讲话共分十二个问题。他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两类矛盾问题。毛主席说：“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叫做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专政就是解决敌我之间矛盾的。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人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1942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作团结——批评——团结，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把这个方法推广到整个人民内部，还可以推广到解除武装的敌人。”

1957年3月1日毛主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大会讨论。在总结讲话中讲到第三个问题：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1957年3月6——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者中有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界等的党外文化人士约160人。

1957年3月8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文艺界座谈会，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赵丹十三人等出席，彭真、陆定一、康生、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座谈中，毛主席首先谈了整风的问题。他说：“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在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这也要有一个酝酿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什么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认识还不一致。整风开展起来，那时候就好批评了。现在刚批评一下，陈其通等就发表文章，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整宗派主义，他们总是想一家独霸；整官僚主义，多得很。好几年没有整风了。”

1957年3月9日在会见由总理西罗基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时，毛主席说：“......。中国的群众很好，就是很穷，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还要几十年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政治情况较好，这就是说人民是团结的。在团结方面也还有些问题，人民内部不是没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还存在，有些地方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些缺点要整，我们准备在全党整顿作风，准备在几个月或更长一些时间，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批评，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整一整。我们的党很大，掌握权力，做了许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就出来了”

1957年3月10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新闻出版界座谈会，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14人等出席，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座谈中，毛主席说：“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着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说到马克思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的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毛主席说：“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听说你们那里有人提出通讯社的消息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

1957年3月12日下午，会议在连续三天晚上召开文艺界、新闻出版界、高等教育界座谈会的基础上，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

关于知识分子的情况，毛主席说：“在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

关于整风，毛主席说：“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仅仅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的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把我们身上的错误的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1957年3月18日毛主席到达济南。晚上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主席说：“为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1957年3月20日上午，毛主席在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主席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现在，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向广大人民，特别向青年进行教育，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

毛主席说：“要分清两类矛盾。对于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没有办法。对人民闹事，很值得研究。要在党内党外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对于全国，我们的方针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可以说是战略方针。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有理由的。......。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么一放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中国的情形和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不管刮多大的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那就要吹倒一半；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敌对的，那末就该吹倒。批评是可以的，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这是原则性，必须如此。”

“我们要发挥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们讲真心话。关系政策的事情不要用两套，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现在要提倡艰苦奋斗。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位，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毛主席最后说：“全党应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问题。”

1957年3月20日下午毛主席到达上海，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主席说：“现在是一个转变的时期，由革命到了建设。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这个问题不能怪同志们。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详细的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比如讲群众闹事这样的问题，是若干个别的现象，但是会不断经常地有，因为官僚主义总是会存在的。凡是出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群众就可能闹事。那么出事闹事的事我们怎么看？应该看到这是正常现象，并且把处理闹事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阶级斗争、革命搞了几十年，革命仅仅是为建设开辟道路，建设时间长得多。建设是另外一场战争。过去我们是跟阶级敌人作战，现在是团结人民向自然作战，这是一场新的战争。我们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且希望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比现在要富，比现在要强。革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建设比革命要艰苦，时间更长。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不论什么都可以说，使我们这些在台上的同志有错误、缺点逼着改，不解决不行。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1957年4月4——6日毛主席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毛主席在插话中谈了六个问题。关于第五个问题毛主席说：“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第六个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宣传会议为什么不报道？党内外人士都有，会议为什么不报道？对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思想抵触嘛。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