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维谷 —— 一个中国年轻人与“房子”的博弈和妥协

　　第一次见到陈斌(化名)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个“工友交流会”，参加交流会的多是一线工人，陈斌也在其中。他介绍了自己是工业区内某个工厂的一名业务员，然而，他的自我定位是“工人”。今天的中国社会，“工人”的定位已经变得不清晰，那段特殊的社会主义历史让“工人”这个指称在中国变得模糊，现在似乎更流行用“农民工”来描绘当下的大部分工人。

　　我记得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爸爸，外面租房很贵，我的基本状况是：家庭处于撕裂的状态，我没有能力租个房子把老婆、女儿接到深圳来生活。她(女儿)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我教的;她叫第一句爸爸，我没听到;她第一次走路，我也没看到。我对我女儿很愧疚，但是我无力去改变这些东西”。他说完这句话，大家就都沉默了。我注意到，他说的是“我没有能力在深圳租房子”，而不是“我没有能力在深圳买房子”。也许，他连想都未曾想过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吧。

　　因为第一次见陈斌是在“工友交流会”上，我想当然地认为他应该跟大部分“农民工”一样，中学就辍学出来打工，或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于是，第二次见面时，当得知他竟是大学本科毕业时，我非常惊讶。我讶异的是，一个大学生竟然会自我定位为“农民工”，今日的中国大学毕业生竟然无法在深圳租房定居!犹记90年代初期，大学生还是城市中的“珍稀品种”。

　　我并非不知道中国社会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大学生弱势群体，早在2009年廉思在《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中呈现了以高智、弱小、聚居为特点的大学生群体时，我便关注到了这个群体。只是2009年的“蚁族”多数尚未成家，他们多数将当下的困境视为生命历程中的一段落魄岁月，他们对自身未来的期待是“社会精英”，“绝大多数蚁族认为未来五到十年内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提高，对自己未来成功普遍抱有很强的信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蚁族和社会精英之间的边界具有通透性。” 那时候的蚁族虽然辛苦，却“意气奋发”，对未来充满期待。而今日陈斌，正在以自己的生命历程给2009年的蚁族们重重一击。

　　三迁工作

　　陈斌，27岁，19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肥西县的一个村落，2009年毕业于合肥某普通本科院校国际金融专业。2009年的合肥还弥漫在“学好外语，进军外企”的氛围当中，“进外企”成了陈斌和他的同学们共同的梦想，他一直希望延续大学专业，从事“国际贸易”行业。然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合肥一家游戏公司当英文客服，刚进去的基本工资是800，转正后是1500。由于英文客服需要跟国外客户交流，所以他有时候需要上夜班，当时的平均工资不足2000，公司没有包食宿，所以他还需要花200多块钱在外租房。

　　2011年，本着想“出去看看”的心态，并延续“国际贸易”的职业规划，陈斌去到了姐姐打工的东部沿海城市——宁波。他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个加工厂做出口工作，2011年，他的基本工资是1800，包吃住，还有1%的销售额。他第一年的提成是15000，第二年提成是25000。就在宁波的这家工厂，他认识了他的妻子，并于2012年结婚。他的妻子是安徽阜阳人，在该加工厂当质检工人，怀孕后便回安徽老家待产。

　　陈斌的父母都是60岁左右的当地农民，家中有个姐姐，为了能支撑弟弟读书，很早就出去打工了。陈斌的父母除了平时在自家的农地上种田之外，还会在村里打一些零工。村里有个木板厂，不仅打理农田，父亲还会到村里的这个工厂打工赚钱，有时候村里有人建房子，父亲也会去当建筑工。陈斌告诉我，从大二时，他就没有再花过家里的钱，除了在学校争取励志奖学金之外，寒暑假他也会去打工赚钱。结婚的所有费用，也都是自己工作几年赚的。

　　妻子怀孕后，经济压力开始增加，陈斌不得不寻求新的工作机会。他听亲戚朋友说深圳的工资比浙江更高一些，于是，他也动了前往深圳工作赚钱的念头。除却经济方面的考量，陈斌对深圳实际上也有一些向往，年轻的陈斌想去探索这个与世界接轨的城市。于是2013年五月份，在女儿出生两个月之后，陈斌只身前往深圳迎接他的第三份工作。陈斌目前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处于发展阶段的贸易公司，老板也比较年轻。作为外贸业务员的陈斌底薪四千，包食宿，同样是1%销售提成。由于2013年初来乍到，陈斌的提成只有几千块，但是2014年，他估计会有三四万的提成。

　　一环扣一环，不得不买房

　　2014年初，陈斌买房了，不过不是在深圳，而是在合肥郊区。90多平米的毛坯房一共花费了59万，首付是19万。他的父母掏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五万多，而他和妻子两人几年工作下来也有八九万的积蓄，双方的姐姐也各自拿出了两万的积蓄借他们。就这样，拼拼凑凑，把首付凑齐了。陈斌的提成是每年一次性提取的，现在他每个月都在还房贷，他每个月有2900的贷款要还，而剩余的1100则一方面承担自己每月的简单消费，一方面承担家庭的支出，生活相当拮据。为了尽量避免任何可能的消费，他的生活已经被压缩得不能更简单了。

　　说到买房，陈斌说，“其实之前没想过要买这个房，但是如果没有房子，我回去要怎么生活?孩子要在哪里上学?上学的租房费用要如何承担?老家也要被拆掉了，到那一天我不想一家人没有地方住”。

　　这要从一笔帐说起。陈斌说，“我如果把我老婆接到深圳来，那么房租、奶粉钱和小孩生病的花费，这些费用加起来一个月两千块是跑不掉的。如果我老婆不上班，我就要一个人养三个人。如果我老婆去上班，小孩又没人带。以后上了幼儿园，学费就更多了。”以陈斌今天一个月4000块的收入，要在深圳租房养家恐怕不可能，买房就更是他不敢想的了。事实上，不仅在深圳租房生存困难，即便是在合肥，要一家人租房生活，也并非易事，陈斌告诉我，他的行业在合肥的基本工资就2500左右，提成部分也无法保证。可见，即便回到合肥，陈斌同样面临着这个困难，并且收入还会大幅度降低。所以，除非回到老家村里，否则在其他任何城市的租房费用对于陈斌一家而言都是巨大的负担。

　　昂贵的租房费用并非导致陈斌决定买房的唯一原因，2012年，由于合肥新桥机场的建立，周边的村落必须拆迁，而陈斌的家也处于拆迁的规划范围内。他告诉我：“我们那边很多地方，地一旦被征了之后是没房子住的，要到镇上租房子，并且很可能租不到房子。我周围基本都是这个情况，政府会给你租房补贴，但是新房子还要过几年才能盖好，要等盖好了，政府才能给你。”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陈斌一家老少将可能面临数年时间在外租房的窘况。他说，“每个人都想要有个家，没有谁想漂泊，不能居无定所。如果只是住宿，感觉又不一样”。

　　且不提陈斌担忧的“寄人篱下，房东随时能让你一家离开”的困境，这个社会对老弱妇孺的租赁也并不友善。他说：“有老人租房特别不方便，有些房东不给老人租，嫌老人脏，又怕老人生病，有忌讳。我们一家人这么多口人，要租一个称心的房子也不容易”。老家面临拆迁，也是促使陈斌下决心买房的原因之一，长期户外劳作的陈斌父母都已是耳顺之年，陈斌实在不忍心父母再遭受迁徙之苦。

　　女儿的出生，迫使陈斌一家最后做出了这个决定。正如陈斌对自己目前家庭状况的描述，他的家庭目前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陈斌只身在深圳工作，妻子不得不离开老家到合肥市的工厂上班，而女儿则在老家由陈斌的父母带。妻子每周休息一天，这一天她会赶回老家与女儿相聚，加上加班费，妻子每月的工资有3000多。我也问过陈斌，为什么不让妻子到深圳工作呢，这样至少夫妻两人可以团圆。他说：“主要是考虑到孩子比较小，她在合肥工作起码周末可以回家看小孩，她(女儿)已经没有父爱，我不想她连母爱都没有。”随着女儿逐渐成长，他也意识到自己不得不买房。“租房子最怕搬家，房东让你搬，你就得搬，毕竟那始终不是你的房子。而搬家的时候，最头疼的是孩子的读书问题，你搬走了，孩子读书怎么办，孩子小学初中最好学校固定一点，不然影响学习。”种种原因，让陈斌全家最终决定凑钱买房子。孩子的出生，对于陈斌一家而言，无疑是买房的巨大动力，我也问过他，那怎么不迟点再要小孩呢，他一句“太晚生没人帮我们带”竟把我堵得哑口无言。

　　讲完故事之后，陈斌突然对我说，“不讲起来还不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不得不买这个房子。”

　　进退维谷，不敢想象的未来

　　像陈斌这样，没有重点大学毕业证，没有资源，只身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并非少数，他们以各种方式蜗居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或者如蚁族般聚居而住，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对一线城市带有憧憬，然而，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对他们而言却非常困难，更别提举家定居于此。种种困难让他们对这个城市望而却步，而有限的收入使得他们不得不减少社交，这又让他们难以融入这个城市。有人会说，何不回家?“逃离北上广”早就不是什么新颖的口号，陈斌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二线城市同样有种种无奈。像陈斌这样，在家乡所在二线城市亦没有多少资源的人而言，“逃回北上广”又成了当下的另一种潮流。“逃离”还是“逃回”，无论怎么选择，不可避免的都是前路茫茫，他们进退维谷，他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徘徊。他们的未来会如何?

　　“未来?我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状态。我爸妈都年纪大了，我爸干不动了，女儿也要读书了，明年我必须回去。一份工作只能还贷款，我还有一些债务要还，一份工作应付不来，到时候可能只能找几份兼职”，陈斌说。

　　陈斌现在跟家里的沟通全靠电话，深圳的生活节奏和老家又有一些不同，他自己和妻子也常常加班，所以实际上他们的通话频率也并不高。然而，如今的每一个电话对陈斌而言都是巨大的压力，每一次电话的主题都是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告诉我，“十一的时候我老婆就让我回去，但是我债还没还完，她每次打电话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还完外贷再回去，不然回去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姐姐的钱了。我不知道别人父母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每次打电话回家，我父母都唠叨，他们唯一的指望是我，就希望我回家。记得有一次是年关，我爸在工厂里喝醉了，还是在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对于孝顺的陈斌来说，父母的盼归无疑是巨大的压力，他还告诉我，他从小在农村长大，他亲眼看到父母亲有多么累，父亲打工的那个工厂条件很差，中午刚吃过饭就要开始干活。父亲要一天从早忙到晚，根本没有休息的概念。

　　当然，妻子和孩子的期待也让陈斌在这座城市坐立不安。“不仅老爸老妈说，我老婆也在电话里说，让我早点回去，她说，你看你，每次回家，孩子都不认识你。是真的，孩子看到我就哭，抱她的时候也不让我抱，像个陌生人。那时候觉得很心酸，在外面打拼虽然经济好一点，但是失去了很多东西。虽然我也能在电话里听到她喊爸爸，但是我却不能参与她的成长。我觉得我女儿好可怜，老家也没有同龄人，她一个小孩子每天只能跟在奶奶身后。这一点我就比她好很多，我小时候父母都在身边。他们现在虽然物质上比我们拥有得多，但是精神上很可怜”。

　　就陈斌一家目前的状况，改变家庭撕裂状态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去”。然而，不管“留下”，或是“回去”，对他而言都是煎熬。“回去”以后呢?他也不知道，对他而言，当前的最大问题，就是还清买房留下的这些债务。

　　结语

　　这不是陈斌一个人的故事。他告诉我，他身边的所有亲戚朋友都正在经历这种家庭撕裂的境况——劳动力在另一个城市，家里剩下父母孩子。放眼中国，几个亿的人口都在面临着这样的状况。不仅是陈斌这样的农村大学生，数亿农民工也大多数面临着这个困境。当然，农民工问题又是不同的脉络，他们的困境与陈斌也有不同，这里不作展开。让我们回到陈斌的故事的本身，表面看来，似乎是一个房子/一个家把陈斌逼到不断换工作，而今又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这又哪里只是一个房子的问题?正如陈斌自己所言，“这些事情都是一环扣一环的”，那么，我们要如何去解开房子背后的每一个环节?

　　福柯指出，新自由主义导致了经济学认识论的转变：从经济活动分析延伸至之前被认为的非经济领域，从经济活动的分析转向人类行为的内在合理性分析。每一个个体被建构为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而经济人也被重新定义为自己的企业家。 作为经济人的劳动者成为具有人力资本的技能-机器，教育、健康等问题被纳入了“人力资本”范畴当中。 可见，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已经渗透到个人生命中的每一个环节，从个人发展到家庭，到教育，到后代，我们和陈斌都活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底下。那么，女儿的出生、父母的健康自然也逃脱不了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型。

　　今天陈斌们的生命已经完全被新自由主义制度绑架了，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反抗的余地。故而，女儿的出生在带给陈斌一家喜悦的同时，更多的无疑是压力。这种压力迫使陈斌为增加收益不得不流动到深圳，家庭从此撕裂。然而也正如陈斌所说，再迟几年他的父母便没有能力帮他带孩子了，那么孩子的教育成本又将提高。而在今日的中国，若是选择不要孩子、反抗既有的家庭体制/文化传统又将给陈斌带来更多不同的——可能是来自父母的，可能是来自社会的——压力。表面上这是陈斌自己选择的生命，实际上却都在整套既有制度的计算之内，即便不买房，他也进退两难。他最终与无数普通人一样，屈服于既有结构，然而作为金字塔底层的他不同于2009年乐观的蚁族，他是悲观的、痛苦的，却不得不向前的。即便前面没有希望，即便他连自欺欺人的本钱都没有了，他依旧受制于这套新自由主义话语结构;而此刻房地产商正站在结构的顶端风度翩翩、侃侃而谈。

　　此刻，我们——所有和陈斌一样正在为房子而努力着的年轻人——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拥抱新自由主义，成为地产商等垄断资本的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