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习近平不是第二个毛泽东

路透社4月20日刊发题为《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是第二个毛泽东》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决定了习近平事实上更多地是在被动解决问题，来自经济、党内和中共高层的三重掣肘因素限制了习近平成为真正强人的发展空间。最近，纽约客杂志刚刚形容习是“毛泽东以后中国最为威权主义的领导人”。习近平不仅不是某些西方人所理解的威权主义领导人，而且他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习近平并非西方媒体眼中的威权主义强人，他将不得不应对和解决一系列问题，而不是建立他自己的宏伟蓝图。

路透社4月20日刊发题为《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是第二个毛泽东》（Why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isn’t Mao 2.0）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决定了习近平事实上更多地是在被动解决问题，来自经济、党内和中共高层的三重掣肘因素限制了习近平成为真正强人的发展空间。

作者写道：西方的中国观察者们已经放弃了这种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表现得像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是为了借此巩固他的权力，以便他能够使中国向自由民主开放。与此相反，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将习近平描绘成一个紧抓权力不放的强人。

事实上，过去的两年里西方媒体要么把习近平说成是一个威权主义者，要么就是一个新威权主义者。最近，纽约客杂志刚刚形容他是“毛泽东以后中国最为威权主义的领导人”，一位新周刊的撰稿人则说，“习近平正在带领中国远离民主”。

但他们错了。

中国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变化——从快速的城市化，到煤炭能源企业的关闭，再到确保存款账户——都不是因习近平的什么由上至下的铁腕手段推动的，而是环境决定的。习近平不仅不是某些西方人所理解的威权主义领导人，而且他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它们未来还将继续削弱他所掌握的权力。

三个问题阻止了习近平成为威权主义领导人。首先，他被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所束缚。为了确保中国的劳动竞争力，习近平必须应对劳动力的迅速老龄化、农民工的非人待遇和程度严峻的污染等问题。为了使农民工满意，习近平改革了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为了重新激活劳动力，他也放松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另外，他还采取了重要措施防治污染，特别是在北京。但为了维持中国的经济，持续存在的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的促进措施。

其次，习近平的政治根基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稳固。自2012年上台起，习近平已经集中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成为除华国锋之外的唯一一个同时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他巩固了他在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其中总理李克强成了平民派系的唯一一个留下的成员，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另外六个，都属于精英派系。习近平似乎处在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位置。

然而事实上他做不到。政治局精英派系中的三个成员仍然听命于已八十八岁高龄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尽管江泽民与习近平属于同一个阵营，但他们的利益仍然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这就像是美国的茶党与主流共和党之间的冲突。举例来说，在对江泽民的亲密盟友的调查当中，江泽民受到的冲击就比习近平大得多。只有在江泽民点了头以后，本届政府才有可能以腐败指控去职并逮捕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周永康。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的新成员们对于派系阵营毫无办法。政治局的五位新成员获得提拔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满足年龄限制要求。如果他们工作到任职期满的话，那么严格的晋升和退休制度可能已经永远排除了某些新成员登顶的机会。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平衡将会在习近平第二任期内被打破，而届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将更多地来自平民派别，这种内部变化将会对习近平的权力构成挑战。

除了要应对党内高层的斗争，习近平还在艰难地试图保持地方和省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工作效率，而这是在他们由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而不得不放弃了许多早已习以为常的额外补贴的情况下。这是我所曾经看到过的最艰难的任务。没有了额外的种种补贴，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在省级和以下层面失去对政治的控制力以及政治本身的运作效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甚至无法在和私企的竞争中招揽到人才。

腐败同时也在侵蚀工商部门。为了建立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控制成本、消灭特权并将其收入的更大份额预留给中央，习近平已经不得不与省级政府进行斗争。

国有企业是难以监管的，因为和中央委员会有此资格一样，它们也可以为市、省或者特别行政区的党委会所拥有。影子就业非常猖獗，而省属国有公司可以复制国有公司的工作，这一切都在蚕食着市场份额。

如果考虑到中国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系统性缺陷，习近平显然更多地是在被问题推着走，而不是自己去推动什么。如果习近平想要同时保持中共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那么他就必须应对所有这一切问题。他的前任很大程度上是在拖延和掩盖问题，而习近平已经没有这个选项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