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不久前刚刚去世的革命前辈刘实同志，我们在此发表刘实同志这篇回忆录。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在重庆工人群众中组建的外围组织，刘实同志曾担任总队长。
在工人群众中发现和发展进步成员、积极分子，采取的方法是“据点”工作方法。从生活上互相关心、一般的社会联系，到传阅进步书籍和进步刊物，再到政治上的追求，最后投入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
重庆民主工作队在平时默默无闻的工作，为后来的“胡世合事件”、“争取合理遣散”等重大斗争的开展，准备了群众基础，也培训了骨干力量。
重庆在皖南事变之后就停止了发展党员。到1945年，重庆掀起了民主运动的高潮，这时才重新个别吸收党员。据我所知道，在抗日战争胜利前虽然开始发展党员，但是很慎重，被吸收入党的是很少的。对停止发展党员以后几年来在职工活动和斗争中涌现和受到锻炼纳进步骨干，则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
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的时间是在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9、10月间。许多任务人民主工作队的成员把参加民主工作队的时间记成抗战时期，这是因为他们那时已经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和斗争，他们早就清楚自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那时为了保护进步力量，避免遭受国民党的打击，没有建立什么正式的组织，而是采取建立“据点”的形式，也就是经过交朋友，三五个人在一起，很自然地结合起来，是进步力量的集结，也是群众斗争的核心。在工人中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则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从建立这个组织的名称上也可以看清楚，它叫民主工作队，也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明确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
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之前，这部分进步工人就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开展活动。青年组与这部分进步工人联系的主要是：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他是在1940年7月接蒋南翔同志任青年组组长的，1946年7月病逝于上海；朱语今同志，他那时与学生联系比较多，也同工人联系过，1988年病逝于北京；张黎群同志，当时用名张佛翔，他与工人联系最多，现在北京；黎智同志，他与工人联系过，现在武汉。那时，南方局是通过多种渠道与群众建立联系的，其中南方局青年组的工作是很活跃的。青年组在我党所办的《新华日报》上办了《青年生活》副刊，用公开的形式来影响和指导青年，同时在学生、工人、职业青年中广交朋友，发展进步力量，工作不仅限于重庆，而且扩展到成都、昆明等许多地方。到1945年，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进入高潮，青年组在南方局领导下在学生和工人中开展了许多斗争，例如1945年2月重庆“胡世合事件”斗争就是青年组直接组织的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斗争，逼得国民党不得不把特务田凯枪决。到1945年，刘光同志曾经把在复旦大学进行活动的杜栖梧同志、在中央大学活动的吴佩纶同志、在育才学校当教师的徐铁马同志（从事职业青年活动）和我（从事工人活动）召集在一起，交流学生、工人和职业青年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当时刘光同志讲笑话，说这是几大领袖的会议，说明那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当时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是中共南方局的办公地点
可以说，在重庆1942年到1944年是我们党重新积聚力量的时期，到1945年在一些单位里都有了进步的骨于。经过我联系的进步工人大致上是：
1、江北青草坝的民生机器厂里有：李咏赓、马贵庭、陆毓梅、周文明（又名周哲）、王忠颜、蔡杰、周家忽、张兴和、晏家贤等，原在李家坨的邓祥同志后来也转到了这个厂；
2、江北植物油厂有李文范（又名李永范）等；
3、江北猫儿石的顺昌机器厂有张传圣等；
4、余家背的纺织机械厂有张亮、熊XX等；
5、小龙坎的中央无线电厂有李平等；
6、小龙坎的豫羊纱厂有尚道法等；
7、菜园坝的机械生产合作社有谭照富、黎国民、王麟等；
8、第十兵工厂有侯杰（又名侯德才）；
9、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XX厂有杨福潮（又名杨捷）、邓祖安等；
10、大渡口钢铁厂有项东山、杨光明、孙致和等；
11、李家坨原上川公司机械厂后改为坦克车制造厂有张维铭（也有时写成张维明）、刘伯超（又名刘杰）、陈亚平（又名陈群）、蒋子贵等；
12、李家坨恒顺机器厂声张正楷、王信和（已去世）、张华镛等；
13、华西中国汽车公司有李宪、谈成允等；
14、XX厂有穆舜尧等；
15、李家坨毛纺织厂还有几位女工（名字记不起来）。
以上是我直接联系过的同志，在他们的周围还有一些进步工人。
还有一部分进步的印刷工人，主要是经过在当时国民党印钞票的中央印制厂当职员的周迅同志在这个厂发展的，如何诣静、商元君、王尚允、胡敏政、任库纶等等；还有由老工人吴在明在一些小印刷厂发展的。印刷工人这部分原来是青年组直接联系的，到1945年也交到我这里，经过我联系，我当时用什么名字同他们联系的，我也记不起来了，他们也不知道我在那里，所以他们填写这一段可能不会很清楚。
由于以上这种情况，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称为重庆机械工人民主工作队，主要是机械工人，分布的面比较广，在李家坨工业区有几个单位，所以建立了区队，主要由张维明同志负责，他是抗日战争初期在浙江参加过党的，后来掉了关系，1942年起又与党有了联系。在民生机器厂因为力量比较强，建立了中队，那个厂的工会过去是由国民党派的一个工贼当理事长，到1945年他们想玩一点假民主的把戏，我们就趁机把他们唱的假戏真做，选择了进步工人李咏赓同志当了理事长，使这个工会基本上由我们来掌握，到1946年李咏赓同志回到上海，就由民主工作队的队员张国雄同志接任理事长，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英勇牺牲。这个厂进步工人的活动原来是我直接组织的，抗日战争胜利时我离开这个厂，由邓祥同志负责。像其它的各个单位，就建立小队。还有一部分称为重庆印刷工人民主工作队，主要的是枣子岚垭的中央印制厂的力量，还有吴在明同志联系的力量。虽然是两部分，章程都是一样的，只是分别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
建立工人民主工作队，是刘光、张黎群同志找我到办事处去谈的。当时他们讲可能出现一段和平时期，可能要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这就需要一个党所领导的进步组织来进行活动。他们讲是党组织决定要建立的，宗旨就是要实现党的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他们要我起草一个章程，这个章程是经过青年组直接审查修改的，从刘光同志的谈话中可以体会出是经过党组织批准的。按照这个队章，队员入队要经过两个队员的介绍，并由工作队组织批准；队员要承认队的纲领，遵守工作队的纪律，完成工作队交待的任务，保守工作队的机密。所以，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明确的宗旨和严格的纪律的进步工人组织；建立民主工作队、发展民主工作队队员都是很认真的，但又是水到渠成的事。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党长期地细致地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结果。从我自己来说，出身于东北军军官的家庭里，抗战初期作为流亡学生到了四川，在罗江县（现撤县属德阳市）的国立六中四分校读书，受到党员方敬教师（离休前任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和进步同学的影响，追求进步。在皖南事变时国民党要逮捕进步学生，我和张亮及另一同学离开学校。到1941年底和1942年初，在重庆与南方局青年组刘光同志又取得了联系。我开始曾在一个窑业厂做小职员，感觉这样做仍然难于直接接触工人，于是和张亮同志两人一起到小龙坎新基机械厂学徒，我学的是车工，大约半年就出师了，辗转了很多任务厂，如小龙坎无线电厂、上川公司机械厂等等，根据党的要求，在工人中交朋友，开始是生活上的互助和关心，进一步就是思想上的沟通，政治上也有了共同的目标。很多老工人给了我很深的教育，我的师傅甄国英（又名颐佳页，1944年经青年组介绍去延安搞大生产运动。解放后，甄国英任太原重型机械厂总工程师）、老工人李咏赓、马贵庭、吴在明等等，他们受到过党所领导的工人斗争的影响，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也有很好的思想品质。就是年轻的工人朋友，我们也是心气相通，有苦同吃，有难同当。我所交的这些朋友，他们又在自己的周围交了许多朋友，这样就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人中发展了进步力量。到1944年，刘光同志曾对我说，民生公司所属的民生机器厂，有两千多人，对川江这个运输大动脉很有关系，要我在这个厂里多下功夫，把这个厂能够形成培养进步工人骨干的一个重要据点，来影响重庆的其他工厂。我从1944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就在这个厂做工，边做工，边从事党领导的工人工作。我高兴做夜班，晚六点到早六点，在防空洞里做十二小时工。白天就可以少睡些觉，腾出时间跑到李家坨、余家背等等地方去活动，大约每个单位每隔—周到十天就要去碰—次头。在民生厂，我在半山腰里租子一间做蚊烟的房子、周哲同志和我住在一起，刘光、张黎群等同志来，或者民生厂主要骨干开会，周哲同志就自觉地到屋外去放哨。那时，我们还编印了两份刊物：一份是《青年工人》，是一种启蒙性的；一份是《锻冶厂》，是总结、交流斗争经验的，只给最主要的骨干看。这两份刊物是油印的，刻蜡板和油印的就是我在六中四分校时的同学、后来在重庆当小学教师的韩村梅（后名为韩柏村，现在武汉）。那时交朋友，主要是谈心，进一步也阅读《新华日报》和进步书籍，也阅读我们自己编的刊物。当时的斗争环境是很艰苦的，和我一起离开学校、一起当学徒、一起在党领导下从事工人工作的张亮同志（原名萧力山），就是在郭家坨五十兵工厂因为看进步书籍被特务盯上后被捕的，他到1945年才被放出来。我自己则是把进步书籍和刻蜡板的工具放到竹床腿里隐藏起来。
我们这部分进步工人，在自己的周围都交了许多朋友，也运用了一些工人群众熟悉的为工人群众服务的形式进行活动，如搞堆金会（把旧的起会改变成为互助性质的）、同乡会、拜姐妹、办伙食等等，来更广泛地联系群众。这种日积月累的细致活动，虽然只是党的活动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却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里活动的力量。到了土1945年革命的形势进入高潮，在南方局领导下开展的“胡世合事件”斗争中就起到发动广大群众、壮大斗争声势的重要作用。——随后民生机器厂工人也为无理开除工人赵顺阳到重庆市政府去请愿，还为发大水淹死工人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李家坨的工厂和余家背纺织机械厂等单位都进行了许多斗争。
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后开展的全市性的大斗争是合理遣散斗争。抗战胜利了，国民党大官们乘着飞机、坐着轮船到从前他们丢掉的地方去“劫收”，丢下为抗战背景离乡、流血流汗的工人，或者有家归不得，或者由于工厂外迁停工而落得失业。这场斗争既是为工人解决还乡和就业等实际问题，也是揭露国民党上层独吞胜利果实而置人民死活于不顾。这场斗争遍及全市各行各业。所以叫“合理遣散”，是因为有一些工厂是民族资本家办的，也要考虑他们的实际困难。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之后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总结几年来重庆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经验，学习在新形势下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指示。那时是把主要骨干分别就近集中在一起，用几天的时间进行总结租学习，刘光、朱语今、张黎群同志分头去和这些骨干见面，一起谈论。虽然时间很短，对大家提高认识却起了很大作用。
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之后，面临的形势是众多的从各地到四川来的工人要回到各地去，党也需要为各地开展工人运动和开辟党的工作提供骨干。大部分外地的工人民主工作队员，在党组织的统一安排下，经过转关系，分别到各地，与各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比较多的是到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城市，如到武汉和大冶的就有二、三十人，到南京永利化工厂的就有四、五个人，还有的到了上海和北方的一些城市。不论留在重庆的，还是到各地的，绝大部分民主工作队队员都被发展成了党员。最早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其次是在1945年底和1946年初，还有的是在1947年陆续被吸收入党的。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队员，把重庆抗战中、后期斗争的经验，在各地结合实际加以运用，开创了新的斗争局面，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相关阅读：胡世合事件
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资料图）
1945年2月20日，重庆电力公司因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违章用电，派胡世合等工人前去处理，遭重庆警察局侦缉队员、特务田凯阻挠，并开枪致胡世合身亡，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胡世合事件”。
经过党组织的秘密发动和《新华日报》的公开宣传，几天之内，胡世合惨案的真相便大白于天下，特务暴行激起全市工人和民众一致愤慨；受害者家属的血泪控诉，赢得了广泛同情和有力声援。大家纷纷要求当局严惩凶手，保障人权，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特抗暴斗争迅速席卷整个重庆。
工商界人士对胡世合惨案也表示同情，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要求严惩凶手。经过全市工人的坚决斗争和社会各界民众的大力声援，国民党当局面对着势不可挡的抗议怒潮和社会舆论形成的强大压力，不得不于2月26日在工人代表的监督下枪毙了特务田凯。随后，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推动民主运动发展，中共中央南方局又领导群众掀起了以“公祭”和“出丧”为中心的新的斗争浪潮。参加“公祭”、“出丧”的各界群众分别达到8万多人和6万多人。
关于“胡世合事件”的图册剪辑
胡世合事件虽仅持续了10余天，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特务统治，鼓舞了民众的必胜信心，培养和锻炼了党的干部和工人骨干，使他们在斗争中增长了才干。这次运动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方针以来直接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对国统区人民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它不仅显示了经过长期积蓄力量后，党组织待机而动的巨大能力，也展现了大后方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的高度觉悟。以此为标志，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