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底线”是秦晖先生长期以来的主张，几乎贯穿于秦晖先生作品的始终。不过，秦晖先生的不少观点让人对这个“共同的底线”在哪里产生了疑惑。例如，秦晖先生否认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特征。诚然，的确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是你死我活，也的确不是所有你死我活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但是秦晖先生在这里显然是玩弄偷换概念的把戏。这里不需要长篇大论地谈论阶级斗争的理论问题，任何一个对世界工人运动史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秦晖先生说法的滑稽。1848年威灵顿挥舞马刀，同样在1848年的卡芬雅克，1926年丘吉尔等镇压英国大罢工，智利的皮诺切特（顺便说下，后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恰恰说明秦晖先生的所谓“民主天然福利论”是不成立的，参见笔者写的一系列介绍），英国的撒切尔……这些在秦晖先生的眼里大概都是不存在的？
当然秦晖先生及其同侪的一贯“逻辑”是：“国家”和“社会”是无关的，这些“强权”和秦晖先生所鼓吹、所支持、捍卫的那个社会经济制度，和秦晖先生认同的那个学说也是无关的。比如，秦晖先生在举例的时候特别提出俾斯麦的普鲁士，但是，现在的研究恰好说明， 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是认同普鲁士政权，普鲁士本国的自由主义还是与之结合的（参见Richard Bellamy: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德国部分， Rueschemeyer et 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lan S. Kahan对托克维尔、密尔等人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哈耶克（还有弗里德曼等）对皮诺切特的鼎力支持也是因为“冷战”，换言之，不是因为哈耶克自己学说的问题。这样一个图式在本位面的世界，很遗憾，并不存在于实际中。事实恰恰相反，秦晖先生认同的那个学说，从来是要求镇压工人运动的主力军，这个问题无论是秦晖夫妇的自由主义同侪，还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都是很清楚的。就前者而言，事实上他们从来不掩饰他们追求的那一种“平等”从来不是实质性的，他们也从来不掩饰他们对于来自底层的社会运动的反对。他们的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不正是力图剥夺底层反抗的理由么？除了这些直接的强制之外，秦晖先生所支持、捍卫、鼓吹的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间接”强制还有很多，当然他是不会承认的。
更进一步地，秦晖先生的“自由主义”，和他的东欧侪辈贩卖的一样（参见Eyal: The Origins of Postcommunist Elites），无非是把他们支持的、捍卫的、鼓吹的这个社会经济制度说成一个“理性”的、没有“强制”（当然秦晖先生似乎加了一个限制条件，“超经济强制”）的乌托邦。这些不过是自由主义理论的简单重复（当然，秦晖先生确实把这些理论做了“扩展”）。但是，秦晖先生根据自由主义理论给我们描绘出的这个美妙无比的图式，在本位面的世界中，同样不存在。秦晖先生支持的、鼓吹的、捍卫的那个社会经济制度从来是以深刻的阶级分化和压迫为其特征的，秦晖夫妇的模范和样板东欧各国就是其中的突出者之一。比较有趣的是，秦晖夫妇合著的《十年沧桑》和Rebecca Emigh, Ivan Szelenyi等学者的论文集 Poverty, Ethnicity, and Gender in 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Market Transition都是讨论东欧“转轨”；前者出版于2004年，后者出版于2001年，所涵盖的时期大体相当。但是，在后一本论文集中诸位学者讨论的东欧各国贫困化的加剧，少数民族和女性受害尤为严重的问题，在前者中我们是找不到的。同样，东欧剧变之后各国工会的状况（参见讨论大体同一时期的Kubicek: Organized Labor in Postcommunist States），以及东欧各国右翼的猖獗状况（早期的情况见Paul Hockenos: Free to Hate） 在秦晖夫妇的著作中要么看不到，要么就是一副“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的繁荣景象（关于东欧诸国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这本专业刊物上有大量的论文，还有其余的相关论文散见于其它刊物）。就当代东欧右翼而言，秦晖夫妇对于今日东欧各国被奉为英雄的历史人物则一般是用所谓“中立”的词汇掩盖这些人物的右翼身份（这些人物见Martyn Rady、Rebecca Haynes: In the Shadow of Hitler。另外东欧右翼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在civil society旗帜下携手的历史见Ivan Szelenyi et al.: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中的相关分析）。其它学者对东欧转型进程的研究也提出了和秦晖夫妇不同的观点（Lawrence Peter King: The Basic Features of Postcommunist Capitalism in Eastern Europe）。总的来说，秦晖夫妇笔下的东欧是否存在于本位面的世界实在很让人怀疑。
东欧如此，西欧北美日本……等国亦复如是。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在秦晖先生否认其存在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作用下，世界各国都出现了社会分化进一步扩大、加剧的状况（而且和秦晖先生的断言相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虽然国内对这些相关著作的译介不太多）——当然在秦晖先生的实证主义眼里，这些都只是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到哪里去的布朗运动（在这一点上，秦晖先生并不比他批评的弗兰克高明多少）。这种状况也是“寡头化”加剧的同义词。换言之，秦晖先生标榜反对的“寡头主义”，正是他支持的、鼓吹的、捍卫的那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并不是违反了这个制度的结果（比如拉丁美洲的“寡头”Caudillo们正是自由主义的信徒）。同样，所谓“民粹主义”（且不说秦晖先生对这个词的使用颇为可疑）也是秦晖先生所支持所拥护所捍卫的这个制度的结果。更奇怪的是，秦晖先生实际上是用亨利·乔治、西斯蒙蒂式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来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辩护，这倒真的是标准的“民粹主义”思路。只不过，在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民粹派或多或少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有所反对，而秦晖先生是用民粹派的思路为资本主义的到来鼓与呼……
秦晖先生的论述中作为“普遍性”化身的无疑是（政治意义上的）“平民”，用时髦的词汇说就是“中产阶级”或曰小资产阶级——为了突出他们所支持的这个制度的“平民”特征，依靠公公和共青团发家的季莫申科，以及苏联国家银行乌克兰分行官员尤先科，在秦晖先生的论述里也都摇身一变成了“白手起家的平民”。更进一步地说，秦晖先生支持的这些“平民”，固然会在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反对“权贵”，但是，当他们觉得自己被底层的社会运动“威胁”的时候……（详见Marc Mulholland：Bourgeois Liberty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秦晖先生自己称赞过的梭伦改革，不就同时确立了以财产为依据划分政治权利（也就是底层“公民”实际上丧失了政治权利）的原则么？这些“平民”们从来是有两只手的。事实上，这些“平民”们通常会把底层和权贵“联系”成一个所谓的“阴谋”，炮制出“右翼民粹主义”（参见Chip Berlet and Matthew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这也是美国南方等搞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群众基础”。极而言之，秦晖先生曾经抱怨过魏玛德国时期“自由主义选民和社会民主主义选民不够重视共同的底线”，没有合作，从而让纳粹以33%的选票上台执政，但是残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是因为魏玛德国时期的“自由主义选民”大批转向了纳粹（参见Rueschemeyer前引书第112页的表格），纳粹才能获得这些数量的选票！而且，这些德国“自由主义选民”也正是秦晖先生青睐的民族主义者（即所谓National Liberal）。同样的情况，亦即自由主义者转向法西斯主义的情况在意大利也发生了（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意大利部分）。
就“共同的底线”的问题，秦晖先生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也不排除将来如果有一天，南非共觉得光靠劳动者选民还不够，也需要争取‘中产阶级’或其他群体，并为此修改纲领，调整‘主义’，那她就走上了“中间道路”，不再是原来那种左派党了，假如右派也出现类似变化，形成左右趋同——不是策略上的妥协，而是真正在追求真理中达到了一致，那就是‘中庸之道’了吧。”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正是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二战后不断向右转，向秦晖先生不认为存在的“新自由主义”靠拢（Gerassimos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的状况。这样一条线在哪里不是不言而喻了吗？同样，这条线之外的人比如列宁，秦晖先生就扣上“民粹派”的帽子挞伐之（为了这样做，金雁女士甚至曾经把葛兰西称赞列宁的话掐头去尾，变成似乎“批判”列宁“离经叛道”！）。秦晖先生的划线，究竟是为了寻求“共同的底线”，还是别的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