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正在走向“狗血”化？

“反腐”正在走向“狗血”化？

本文的标题用了一个问号，如有人愿意转贴此文，请继续保留问号。我之所以使用问号，一是因为我对标题中的问题还缺乏做出肯定结论的翔实材料，二是我对做出这样的结论实在于心不忍；我宁愿这是我的错觉，我宁愿这篇文章被批得体无完肤。

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和政府不断试图给人以新人新气象的印象，但真正能让人们感受得到的“新政”，其实只有“反腐”。不到三年，部长级以上的“老虎”已经打下了近百头了，这能不说“成绩斐然”吗？尽管揭露出的腐败如此令人触目惊心并不是什么长脸的好事，尽管反腐的成果并没有让普通百姓得到多少直接的利益，尽管人们对反腐的手段时有微词，但社会上对反腐的总体评价应该说还是积极的：无论如何，反腐败总比腐败和纵容腐败要好吧？但是，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让我觉得，反腐似乎正在走向闹剧化或曰“狗血”化，这场被告知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肃的政治斗争，越来越像是掌握着经济、政治和舆论等各种权力的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再分配的血腥博弈，越来越像是他们争相出卖民族与国家利益的无耻比拼。

在这里，我们只说两件标志性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一位郭姓地产商人和一位胡姓著名财经女“媒体人”的隔洋对骂。这件事堪称近年反腐案件的代表事件，因为它包含了中国特色腐败案件的所有基本要素：高官、女人、私生子、地产开发和舆论操控。和其它腐败案件不同，此事又有另外几个“特色”：第一，以往的案件中，涉案的“商人”要么是作为“泥”在拔萝卜的时候被带出来，要么是被作为“裙边”被先行剪了去，而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都是无声的、倒霉的配角。而在此次郭胡对骂事件中，郭商人却是以“先锋”的姿态高调上阵的。第二，“媒体人”腐败过去虽也间或有报道，但那都是“孤立”的个案，还没听说过和职位很高的官员扯上多大关系的。但胡女士不同；她不但一直以与反腐的主要领导人关系密切而闻名，而且其领导的媒体也一直以反腐案件“先知”的姿态独占国内众媒体鳌头。第三，虽然对骂的双方似乎针锋相对、你死我活，但争斗的双方似乎都在明里暗里地告诉人们：他们都有“中央领导人”做他们的靠山。而最让人“贞操碎了一地”的是，互骂“腐败”的双方，其各自亮出的后台居然都是同一个人：反腐败的最高操作者！记得从前看过一篇国外笑话：一个小学老师布置了一次作文比赛，其中必须包含这样的内容：王室、性、宗教和神秘，文字最少者取胜。得胜者的作文是这样写的：“女王怀孕了！上帝啊，谁干的？”。人都说，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其实，有的时候，生活也可能源于文学高于文学。

2015年4月1日，中纪委麾下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腐败分子的“两面人”特征：口言善 身行恶》的文章。文章开篇就说“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接着，文章列举了一长串古今贪官的名字，分析了他们的丑行。最后，文章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话：“领导干部要襟怀坦白，言行一致，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党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越界、越轨”。然后，文章用了颇具煽情色彩的话说“此语如春雷震耳，对于‘两面人’来说，不啻当头一棒”。连中纪委的机关报都专门发文批判了，连总书记都“强调”了，足见“两面人”存在之广、危害之深。四天之后，同一张报纸又发了一篇文章《用铁的纪律打造全党信任、人民信赖的纪检干部队伍》。这一回更具体了，说的是纪检干部本身。文章一开始就举了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预防腐败局局长钟世坚的例子。文章说：“治人者必先自治，责人者必先自责”，还说：“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纪检监察队伍同样存在”。结合4月1号的文章，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那些一本正经反腐败的纪检官员们中间，也不乏“两面人”？难怪有的网友在听说钟世坚“接受组织调查”后调侃地说：“说好的预防腐败呢？”。

据说现在对腐败是“零容忍”，而且是“上不封顶”，那么，这包不包括纪检内部的“零容忍”和“上不封顶”呢？如果包括，除了纪委自己、二奶、小偷和多年难得一见的对骂中的郭与胡，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又怎么知道哪些人是“两面人”呢？

第二件事是不久前发表的最高法院2014年白皮书。在这个白皮书中，人们惊异地读到了这样的文字“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人们知道，从“四人帮”的案子开始，中国就没有什么政治案件了，路线斗争也不搞了，那些超越了党纪的案件都是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据说，从那时起，或者说，以此为标志，中国就开始步入“法治社会”，执政党对国家的管理也开始“依法治国”了。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的前面更是被加上了威严的“全面”二字，成了“四个全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白皮书中所说的“非组织政治活动”是有着两个特定对象的，它一是指已经“定罪”的某前政治局委员，二是指已经“接受组织调查”但尚未定罪的某前政治局常委。对于尚未定罪的，我们暂且不论。对于已经定罪的，我们不妨“弱弱”地问一句：他公布的“罪行”里有“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这一条吗？好像没有吧？当然，有人可以争辩：“罪行”里没有，不等于他没有这样的违纪行为。问题是，即使他干了这样的违纪的事，和你最高法院又有何相干呢？说好的“依法治国”呢？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舆论界一直在争论一个“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后来，“有关方面”出来澄清了：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下立法并依照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但是，这个白皮书似乎打算颠覆这个说法。按照白皮书里的字面理解，“依法治国”更像是在最高法院的领导下从严治党、维护党的团结、反对任何人搞非组织政治活动。我们可以这样解释问题吗？显然不能；稍微了解一点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都不会将最高法院误解为最高权力机关。其实，最高法院白皮书的这个看起来莫名其妙的越权表述是“反腐”的一次尴尬的“补漏”，或者说是对接下来危机公关的预先铺垫。很有可能的是，那位前政治局委员的“罪行”还真就是搞“非组织政治活动”，而那些贪污受贿的“腐败”却是“莫须有”的，比如，那作为“罪证”却最后被别人卖掉的法国房子就很不支持对他“腐败”的指控。麻烦在于，一旦以政治问题定罪，就难免回到“路线斗争”的老路上来，而路线斗争的争论一旦重启，“不争论”的禁令就必然会被打破，谁是谁非就要接受实践这个“真理标准”的检验。在当今中国这个两极分化如此严重、政治思潮暗流涌动的社会现实下，没有哪个人有胆子这样做，也没有哪个人有能力把握住这个“标准”的可控范围。

那么，为什么现在又将政治问题暗示出来了呢？这不是自扇耳光吗？现在这样做就没有风险了吗？回答是：别无选择。当出走者仅仅掌握着一个直辖市公安局长所能掌握的机密时，当事情仅仅波及到外国驻华领事馆范围的时候，事情也许还可以“控制”，以“反腐”的名义化解政治分歧的做法也许还不失为一个减震的措施。但是，如果出走者经过周密的“计划”，掌握了严重威胁到国家最高管理层的核心机密，并最终圆满地“完成”了整个程序，这时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有可能会全部或至少部分暴露出来，因此，必要的舆论“铺垫”也就不得不提前做好了。至于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就要看年内“两次重要访问”时各个利益方面讨价还价的结果了。除了希望天佑中华，除了祈祷国家、民族和普通百姓的利益不被出卖太多，我实在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

腐败是百姓痛恨的丑恶现象，真正的反腐败必然得到千百万群众的真心拥护，但如果反腐败和腐败在本质上并非针锋相对而是殊途同归，甚至是为了更大规模的私有化和殖民化，那么，它将比腐败本身更令人鄙视和痛恨。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那么，那些狗血式的“反腐”闹剧又是将什么东西怎样地拿给人看呢？我以为，它们是将人性中最丑陋的东西恬不知耻地整体裸露出来给人看。

再次重复文章开始的那段话，真希望我是错的，真希望事实能证明我上面的话全是在胡说八道。

（撰稿人/责任编辑：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