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晚年更辉煌 》第六章

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文字改革首先进行汉字简化的建议。1950年7月，毛泽东又向教育部提出“对常用字、简体字和一般文字改革问题多加研究”的要求。按照这一要求，教育部于1950年10月编成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共计550个字。1952年初，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后，接手了教育部所进行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在这550个简体字基础上，继续把民间一直在使用且范围比较广泛的简体字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到1952年底制订出包括700个简体字的《常用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后，认为这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指出做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简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参见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纪事（1892—1995）》，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这些很好的建议给汉字简化工作指明了方向和方法。1953年12月，中宣部又传达了中央对汉字整理工作的四点意见：（1）实行简体字，采用通行的简体字3400个，另外整理出通行简字的偏旁；（2）统一异体字，有简字的以简字为正体；（3）选定一般必学的常用字1500个，1500字以外注音；（4）夹用拼音不宜太多。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决定将汉字字形的简化工作与汉字字数精简工作相结合，首先是数量上试行精简；依据毛泽东“利用草书”的指示，形成了“草书楷化”的“简化方法”；还通过简化偏旁，形成了一些“偏旁类推简化字”。到1954年11月，形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报送中央。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收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分四批推行。

经过几年的推行，实践证明汉字简化对扫除文盲起了积极作用。1964年，我国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3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32%。（苏培成：《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光明日报》2009年5月28日）

我认为汉字简化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是人们多快好省地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工具。文字就是一种工具，人们掌握这种工具越快，人们学习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也就越快。如“厅”的繁体字是25画（廳），简化后就只有4画。这样就易写、易认、易记。又如钥匙的“鑰”，繁体字是25画，简化后就只有9画。还有“凿”字的繁体字也很难写，它的繁体字“鑿”是27画，简化后只有12画。54年，我高中的语文老师蒋安富（他是当地语文教师的权威）说，这个“凿”字很难写，很多语文教师都把“凿”字的繁体字写不清楚。

由此看出，文字改革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支持文字改革是完全正确的。遗憾地是，毛泽东逝世后，文字改革就停止了，还有很多应该简化的、也可以简化的繁体字没有简化。

还有以前的印刷品是竖排，有人建议横排，毛泽东也同意改成横排。

毛泽东对那些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人，对那些搞阳奉阴违的人，对那些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人，对那些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就用政治运动来改造。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要一分为二。

什么是一分为二？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不少人对一分为二还不很了解。他们把一分为二仅仅看成是：正确与错误；优点与缺点；对与错；好与坏。因此，他们就认为，最好的东西不能一分为二，最坏的东西也不能一分为二，如林彪、“四人帮”、“文革”和“改革开放”就不能一分为二，如果有人说这些也要一分为二，他们就说别人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是极左分子。这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辩证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分为二是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形象表述，说的是任何一个事物至少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有主有从。这两个部分不一定相等，可以是一半对一半，也可以四、六开、三、七开、二、八开、99．9％对0．1％。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部分不存在好与坏，正确与错误问题，如在数学中微分与积分；在认识论中理论与实践；在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守；在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电学中的阴电与阳电；在化学中的化合与分解等，就不能说那一方是正确的，那一方是错误的，哪一方好，哪一方坏。

正确与错误、优点与缺点是人对有些事物的评价。由于人们的世界观不同、感情不同，立场不同，利益不同，对两个部分的评价往往截然不同。如美军占领伊拉克，布什说占领是正确的，是解放伊拉克人民，而伊拉克人民却说美军是侵略者，布什是战争贩子。

又如对待毛泽东，毛泽东的敌人，就把毛泽东当成罪魁祸首，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就把毛泽东当成是英明的领袖，举世无双的伟人。

把毛泽东时代搞的政治运动，说是完全错误的，不能一分为二，必须彻底否定。这就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要一分为二。这里不谈各个具体运动，具体运动后面的专题里谈。这里只对政治运动作个总的初步评价。

坏处就是在整坏人的同时伤害了一些好人，如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就伤害了不少好人。但这种伤害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受伤害的人绝大多数都不砸饭碗，到运动后期大多数都落实了政策。不是后来的整人的方法，整你不商量，莫名其妙就把饭碗给砸了。

好处之一，就是能充分发扬民主。在运动中，老百姓真正有话语权，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老百姓有了民主，才算真正的民主，现在西方的民主只是半民主。

好处之二，使干部平时要“挟着尾巴”做人，不敢骑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否则，政治运动一来，他们就吃不完兜着走。这是对干部最有效的监督，也是戴在干部头上的紧箍咒。因此，在改革开放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干部是少数，贪污分子也不多，最大的贪污犯就是张子善和刘清山，但他们只是两个地师级干部。

好处之三，使人的人性得到发扬，使人的兽性受到限制。因为人性有二重性，每个人都有人性和兽性。

毛泽东搞政治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求人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整人害人，对那些整人害人的人，特别是干部中整人害人的人，进行说服、教育、批评或斗争，使他们改邪归正，去掉兽性，发扬人性。使绝大多数干部的灵魂得到净化，使广大群众从中受到教育，自觉提高觉悟。因此，他那个时代，政治运动较多，虽伤害了一些好人，特别是使干部吃了不少苦头，但绝大多数干部的灵魂是干净的，不是肮脏的，从而使整个社会的丑恶现象极少。

好处之四，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防止好人变成坏人。

政治运动的优点是主要的，应当发扬光大；缺点要克服，应当尽量避免。不要因为有缺点就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正如倒洗澡水时，不要把婴儿一起倒掉了的道理一样。

有人说不搞政治运动就不伤害好人了。这话就值得商榷了。改革开放以来就取消政治运动，难道伤害的好人还少吗？“四人帮”倒台时，清查“三种人”时，伤害了多少人？华国锋、胡跃邦、赵紫阳倒台时，就跟着倒了一群人。这几群人中有无好人？“八九政治风波”又倒了一群人。这一群人中又有无好人？现在谁说得清楚？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揭露出来的贪污分子有多少？在贪污分子中有撤职的、开除党籍的、判有期徒刑的、无期徒刑的、死缓的和处以极刑的。这其中既有省部级的，也有副总理级别的，至于地、市级和县一级以及社会上的刑事犯罪分子就更不胜枚举了。对这些人的惩处是应该的，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是，人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那个时候，干部中贪污分子那样少，最大的贪污犯就是张子善和刘清山，杀了这两个贪污犯，干部就基本上廉洁了三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贪污分子为何如此之多？贪污分子的级别为何如此之高？判刑的、杀头的高官也不少，有的高官还是副总理级别的，省、部级的，为何贪污犯还前仆后继，愈演愈烈呢？这些贪污犯中，有的人在毛泽东时代是好干部，有的人还是模范，如女贪污犯韩桂芝和李田民。李田民在毛泽东时代几乎年年评为模范，离休时，奖励她五百元钱，她全部捐献给幼儿园。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离休了，她却成了判处死缓的贪污犯。如果不宣布取消政治运动，她们敢明目张胆的贪污吗？如果不取消政治运动，他们会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吗？这难道不是取消政治运动对他们的伤害吗？

还有卖淫的、赌博的、抢劫的、吸毒贩毒的、走私贩私的……有多少人？谁说得清楚？这些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在毛泽东那个时候，几乎绝迹。

而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丑恶现象却泛滥猖獗起来。这些人不仅伤害他们自己，而且还伤害其他好人，伤害了社会。这些人受伤害的内因是他们自己，而外因呢？如果不取消政治运动他们敢吗？有些卖淫女如果不是因为下岗了，生活无着，走投无路，她们愿意干那种丑事吗？

人们再思考一个问题，毛泽东那个时代，这些社会丑恶现象为何如此之少，而改革开放年代，社会的丑恶现象为何如此之多？如果不取消政治运动，贪污犯有那样多吗？刑事犯罪分子有那样多吗？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有那样多吗？还有对广大下岗工人的伤害、对市民和失地农民强制拆迁的伤害等等。这种伤害究竟有多少人，现在只有天知道。仅下岗工人一项就有6千多万人。对这部分人的伤害是有意的，精心策划的，毫无道理的，完全是有的高、中级干部兽性大发着的表现。如果不取消政治运动，那些吃人的狼敢如此猖狂吗？

毛泽东时代，在政治运动中挨整的人，几乎都是“上等人”，错整的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可以说是误伤，不是有意要伤害，运动后期还有甄别平反、落实政策的希望。在运动中挨整的人不是弱势群体，大多数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在毛泽东时代受伤害的人，现在几乎全部都落实了政策，但几十年来，还有人耿耿于怀，对这些受伤害的人鸣冤叫屈，大喊大叫，对毛泽东深恶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