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晚年更辉煌 》第六章

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他早年和中年的改革，是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旧中国，改革成独立自主的、先进的、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为什么要改造人？因为人性有二重性，即人性（人性善，即互助友爱）和兽性（人性恶，即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性善和人性恶。人性就是人性善，不自私自利，不损人利己，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兽性就是人性恶，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整人害人，压迫剥削别人。人性的最低标准就是不损人利己，也就是孔夫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性的最高标准就是毛泽东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改造人，就是要使人的兽性逐渐减少，人性逐渐增多，也就是使人们的自私自利逐渐减少，损人利己逐渐减少，使人们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素逐渐增多。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财富多了以后，社会主义才不会变质，社会主义才能巩固，社会才能和谐，才能逐渐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党宣言》上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

同传统的观念决裂就是同损人利己的私有制观念决裂，也就是同兽性决裂。《宣言》这一精神，只有毛泽东才深刻理解了，并在实践中逐步贯彻实行。他一再强调，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继续革命。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就忽略了“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们认为，只要所有制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因此，当毛泽东提出“要继续革命，要防止社会主义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时，他们就很不理解，认为毛泽东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生前，他们有意无意抵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死后，他们就翻了个底朝天，与毛泽东晚年的精华思想彻底决裂，还群起而攻之。

不注意人的思想改造，经济发展了，人的兽性也就膨胀了，也就是自私自利的思想膨胀了，人性削弱了，因而剥削压迫就复辟了，社会问题也就多了。离科学社会主义不是近了，而是远了。这也再一次证明，毛泽东是要比其他的社会主义者高明许多，相比之下，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就相形见绌了。

对人的改造是最根本的改革，只有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把大多数人（特别是共产党的高中级干部）改造成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之后，才能巩固科学社会主义。否则，发展经济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作嫁衣裳。原因很简单，只有具备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才能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那些满脑袋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精英”人物，是不会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而是为他们个人升官发财，发家致富而奋斗。他们不仅不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抹黑科学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他们还昧着良心丑化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奋斗终身的毛泽东。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是个体小农经济），现在这条道路在农村占统治地位，从舆论上颂扬，从政策上扶持，当时把安徽省带头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岗村就吹上了天。各方在经济上支援它，上级还不断派干部去帮助扶持它，安徽省财政厅的干部沈浩，为了扶持它，把命都赔上了，也没有把小岗村扶起来共同致富。之所以扶不起来，就在于那里的人（特别是那时的干部）私心太重！太重！没有得到改造。电视剧《永远的忠诚》就把那里人们的私心暴露无遗。还把沈浩那样永远忠诚的好干部劳累死了。

另一条道路就是部分生产队或生产大队坚持走农业集体化道路，这条道路是得不到上级支持的，一些人还要讥笑，挖苦讽刺，一些知识“精英”还要千方百计地抹黑农业集体化。把农业集体化作为毛泽东的罪恶之一，攻击毛泽东。

但是，现在，全国还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不少村和队，基本上就不存在三农问题，不存在新的三座大山，没有两级分化，有的已经集体达到小康，有的正在小康道路上前进。而联产承包的地方，个人发家致富的不少，但集体致富的就微乎其微。

这些走集体化的村庄，之所以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就是因为那里的人（特别是那里的干部）私心少一些，要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全国人民包括所有的人，但主要是广大的普通群众。对这部分人的改造，其方法是：号召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学习先进人物（学习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号召他们自觉斗私批修，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改造自己，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自觉遵纪守法。对这些人的改造是号召性的，没有强制性。

为什么要改造知识分子呢？因为知识分子将要成为国家的栋梁。而国家的栋梁必须有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思想，而不能私心太重。而私心太重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汉奸卖国贼。因此，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未雨绸缪，高瞻远瞩。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主要是要求广大的知识分子要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改造世界观，要理论联系实际，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要求他们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毛泽东生前，由于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基本上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正在朝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努力。有少数知识分子已经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人。有极少数反动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想复辟资本主义，想为帝国主义服务，想当汉奸卖国贼，但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他们也只得规规矩矩，夹着尾巴做人。

但是，毛泽东死后，在党内外的极少数反动的知识分子就原形毕露了，他们把多年来埋藏在心里的仇恨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他们死心塌地地要在中国实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有些反动的知识分子就说，中国还要搞300年殖民地才能达到香港的水平。他们崇洋媚外，为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歌功颂德，为卖国贼、汉奸树碑立传。他们对1840年以来，我国人民反对内外反动派的革命运动，都竭力污蔑诽谤，就连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和五四运动也给予否定。他们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告别革命”。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抛弃精华取其糟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他们尽量妖魔化。他们不仅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而且还全盘否定列宁主义，并基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对汉奸文化情有独钟。

由于这部分反动的知识分子的妖言惑众，使原先有些好的知识分子也跟着学坏了。现在，灵魂肮脏的知识分子就不少。现在的贪污犯中，有几个不是知识分子？教育和医疗这两座大山就与少数知识分子有密切的关系。在学术上弄虚作假的也只有某些知识分子才干得出来。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是某些知识分子，为帝国主义歌功颂德是某些知识分子，抹黑社会主义、妖魔化毛泽东的还是有些反动的知识分子。

从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来看，当年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是完全正确的，要求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也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就表现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反动的知识分子的斗争，而且斗争是很激烈的。

改造共产党员，就是要使共产党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党，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总的说来，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每个人入党时要保证入党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而且还要经过组织严格审查后才能入党。但是，人有“韬光养晦”的功能。有人本来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为了升官发财，或为了打入共产党内，他们在口头上说，在书面里写，也保证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另外，有的人入党时确实是优秀的，但在客观条件的影响下，也有可能变坏。因此，对共产党员的改造更加重要。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有相当一部分党员是要当领导的，如果这些当领导的党员不好好改造，变坏了，其危害就更大了。

对共产党员的改造分两个层次：

要求党员干部在广大共产党员改造的基础上，还要做到以下几点：

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做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也就是又红又专。

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群众。这样，我们就可能知道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一道，也就可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1966年8月17日）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人民我们这个队伍就不能存在。”（《解放军报》1967年4月29日）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人民日报》1968年3月23日）

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的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

“没有高度民主，不可能有高度集中，而没有高度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让人讲话，天不会跨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以上都摘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月14日）

“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中说：“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24页）

同日又在《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又说：“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上第528页）

由于毛泽东对干部廉洁奉公的教育抓得紧，要求严，加之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才使那个时代的中国各级政府是空前的廉洁政府。

对这部分人的改造是强制性的，也就是专政的方法，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强迫他们劳动，在劳动的基础上，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为了提高全民的素质，毛泽东还要求普及哲学，使哲学从课堂里走出来，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

毛泽东对人的改造大方向完全是正确的。虽然在改造人的过程中，由于改造人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石破天惊的事业，没有现存的经验，在方法上有些粗糙，使有些人吃了苦头.。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多数知识分子的灵魂是干净的。官员的廉洁奉公是前无古人的。社会风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少的时期。那个时代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使坏人越来越少，使好人越来越多，使好人越来越好。

毛泽东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新的，不同于现在有些“精英”所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人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无非是与美国接轨，就是要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离和普选那一套。以便他们有机会上台执政。这种政治制度再好也只是少数人对多数的统治。

毛泽东要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解放后，他建立的政治体制，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种特殊的多党制。要说特色，那才是中国真正的特色。

但毛泽东对他自己建立的政治制度并不满意。他认为这个国家制度基本上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制度还不完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制度。他要逐渐建立一个完全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人民参与管理的、由人民参与监督的国家制度。

文革中，各级地方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就是这种政治制度的试验。革命委员会里有两个三结合，一是老、中、青三结合；二是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群众代表（包括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三结合。

中央政权机构取消了国家主席设置，在人大、政协、国务院也实行老、中、青三结合，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三结合。有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还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为了保证各项改革的成功，防止走过场，到一定时候还要搞政治运动，由人民来监督实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毛泽东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为少数人争权夺利、升官发财创造条件，不是为压迫剥削创造条件，而是为多数人当家作主创造条件，为多数人参政议政创造条件，为老百姓监督领导创造条件，为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创造条件。

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有些制度是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的。因此，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就着手逐渐改革一些不合理的经济制度。

毛泽东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从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就开始的。《论十大关系》中，前五个和最后一个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即：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的关系；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处理好这些关系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过分集中的僵硬的计划体制，调动各级干部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而不是只调动少数人的积极性，更不是只调动厂长、经理个人的积极性。

后来，毛泽东又明确提出：要把按重、轻、农发展国民经济的秩序，改成为：按农、轻、重秩序发展国民经济。把按以重工业为中心，改成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把原来以工业化建设为中心，改成：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全面发展。把“四化”作为发展经济的奋斗目标，这是全面发展的实体经济，是独立自主的，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这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经济，而不是与资本主义接轨的经济、虚拟的泡沫经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经济、为少数人发财致富的经济、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经济。

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把鞍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作为《鞍钢宪法》推广。就是要改革工厂一长制的管理制度。一长制管理制度，就是不民主的管理制度，是妨碍广大科技人员和广大工人的积极性的管理制度。因此，要加以改变。

“两参”，就是要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变领导与工人不平等的制度；

“一改”，就是要改革妨碍群众积极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三结合”，就是要实行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制度。这就是人民民主管理工厂的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使全民所有制欣欣向荣发展的制度。而不是个人独裁，首先故意把全民所有制工厂搞垮，然后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个人或少数人的所有制。

毛泽东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真正使社会主义社会逐渐完善的改革，使人们共同富裕的改革，而不是把社会主义社会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与资本主义接轨的改革、使少数人富得流油的改革，把广大工人重新变为奴隶的改革。

在农村所有制的改革方面，毛泽东仍然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长期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所有制，不要朝令夕改。1975年陈永贵的报告建议，把以生产队为基础改为以生产大队为基础。毛泽东交给邓小平处理，邓小平批示：同意陈永贵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批示：不要变更农村现有的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所有制）。

对农业发展他提出有远见卓识的农业“八字宪法”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现在基本解决，主要是“八字宪法”解决的而不是其它办法解决的。农业生产的关键（土、水、肥、种），基本上都是毛泽东那时建成的。

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知识，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那时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收昂贵的学费，各个学校都有人民助学金，解决了贫困学生的吃饭穿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