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晚年更辉煌 》第五章

毛泽东晚年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而不是停滞不前，更不是到了崩溃的边沿。对毛泽东的评说要站在99%的人的立场上，用历史和事实说话，而不能站在1%的人的立场上，用仇恨和谎言说话。因为那1%的人只有私心没有良心，只有偏见而没有正义。他们之所以仇恨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当年触犯他们的利益。列宁说：如果几何学触犯了有些人的利益，他们也要把几何学推翻。

这一节全是摘录三个人的话。

乔宗寿说：这十年（文革），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是，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比较稳定增长。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了，例如，1976年同1965年比较，拖拉机的产量增加了5.9倍，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加了4.9倍，每亩耕地的化肥的拥有量增加了2.1倍。工业方面原油产量的增加，石油化学工业迅速崛起。铁路方面，修了成昆、湘黔、焦枝、枝柳、襄渝等内地铁路干线。南京长江大桥1968年完工。葛州坝大型水电站动工。尖端技术方面1967年6月17日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2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1975年11月26日，人造卫星发射回收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又一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取得这些进展的根本原因，是党和人民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为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

   毛泽东晚年的贡献，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提出了关于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个战略思想，当这种危险一露头，他就尖锐的提了出来。……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在今天，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乔宗寿：《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史》第576—578页）

   魏巍：……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起的第一朵磨菇云。这是一曲响彻云霄的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凯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的表现，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活生生的证明。

在此之前，导弹方面，1960年11月5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东方一号”导弹；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接着是，1964年爆炸成功第一颗空投原子弹。

1966年10月，试验成功第一枚由导弹和核弹头相结合的导弹核武器。

1967年10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80年5月，我国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成功。

…… 从1955年到1980年，我国的原子能等尖端科学技术，从一无所有到洲际导弹的发射成功，按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基础来说，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8年，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6年，而中国用了两年零8个月。就仅在20多年的时间内，我国就跨入能够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五个主要国家之列。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力地保卫我国的安全，而且带动了我国整个科学技术和各种工业的发展。其意义是伟大的。……

和一切目光短浅者不同，在重要的战略决策上，毛泽东总是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从祖国的长治久安筹划。这一点是显而意见的。我国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三线建设，就是这一战略决策的表现。（魏巍著《话说毛泽东》第140、141、142页）

……襄渝铁路的建成，使四川5大动脉（宝成、川黔、成昆、襄渝和长江）与全国相联。公路建设和邮电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总之，经过大三线建设，原来的战略设想已经实现。尽管还有某些缺点和不足，但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已经有所改观，大三线地区的工业基础已大为加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包括少数民族的偏远地区，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其成绩是主要的。尽管战争并未发生，但对保障我们祖国的安全，却是有长远意义的。我们不能忘记当年毛泽东为我国长治久安所作的运筹。”（同上书第145—146页）

新加坡学者董玉振说：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辉煌的发展成就。“毛泽东不懂经济”几乎成了定论，而被海内外人士所接受，笔者也不愿将毛泽东视之为经济学家并为此进行辩护。作为一位政治家、执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关键在于在他任内国家的经济等方面是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求全责备，或因一时的经济失误而否定经济的整体成就是不客观的。至于“毛泽东时期经济一团糟”、“毛泽东耽误了中国的发展”等观点，更是轻率和不负责任。

在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早期，既发现并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农民问题，并由此启动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也为中国最大的群体过上自尊的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基础——土地。就影响和意义，超越后来的任何单项经济改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市场化等。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土改和暴力革命，彻底铲除了到处盘踞的地方势力，包括地方经济霸权、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治山头、黑社会组织，实现了国家的真正大一统局面，促进中国各地方、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流通等，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而49年之后，毛泽东领导建立起高效清廉的各级政府机构，为经济的发展建立起必要的领导力量。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对于在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干大事，发展必要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科教、文化、卫生等事业，提供了制度的保证。毛泽东对人民的动员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高，则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动力。虽然计划经济已为今天所放弃，但自49年之后在经济、科技文教、国防等领域的巨大发展成就，是无法否定的。

建国之初，中国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的纺织和一些轻工机械等，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靠进口。经过二十七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三年实现经济恢复，1949年没有详细资料，可以肯定会非常糟）；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十年期间，工业总产值也翻了一番，从1965年的1402亿元发展到1976年的3207亿元［1］。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第二代领导人和大陆经济学家贬之为‘停滞不前’、‘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经济崩溃的所有先兆如：物价飞涨、失业增加、收支状况恶化等全部没有踪影，让人不仅要问：‘何处不是崩溃的边缘？’以下是几个重要产业的发展数据：

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以1978年为截止年，因1976年至1978年是毛泽东时代经济的自然延续。毛泽东时代的大型基础建设和重工业项目也在1979年前大部分投产），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2271倍），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亿1700万吨（934倍），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2166），木材产量从1100万立方米增长到了5100万立方米（463倍），电力从70亿度（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度（3647倍），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发展到了1亿零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000吨上升到了869万3千吨（222897倍），农药从2千吨增加到53万吨（999倍）［1］。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中国在1976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6年第六经济大国（这在海外学者中被认可，虽然有汇率的争议，但如果按照货币购买力来计算，这个位置并不离谱。只要按国际市场价格算一下当时能源、原材料、冶金、农业等基础领域的产出就能明白这一资料的可靠性）。

（我说明：括弧里面的倍数是我加的。董玉振说的数字是从1952年算起的，如果从1949年算起，倍数还要大，如钢铁1949年只有158万吨，1978年增长到了3180万吨，就增长了2013倍，石油1949年是12万吨，1978年是1亿零400万吨，增长了8667倍）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八十多万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乡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设），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云南（除了早期的一条窄轨）、广西、四川、贵州、青海、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甘肃省在解放初期的铁路只有陇海铁路到天水段，解放后延伸到兰州，并建设兰新线）。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库容在20亿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库中，30座为49年后所建。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3400座水库（现在即使建3400座标准游泳池也是一个浩大的开支）。为毛泽东之后从容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

（这是一个新加坡学者，对国内那些没有良心的学者和睁眼说瞎话的领导人的有力批判。）

王磊在《毛泽东农业机械化思想述论》中说：农业机械化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倡导的农业机械化运动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四期第79页）

王磊说：从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到今天已经36年了，36年过去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农业机械化思想，不仅关系到我们今天的农业机械化事业，也关系到对我们党领导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问题。通过系统而认真的分析，我认为毛泽东农业机械化思想的根本精神是对的，六十、七十年代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建设成绩是主要的。

首先，中国农业的超高速发展，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大面积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为了突出农村制度改革的成就，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前30年所积累的诸如农业机械装备、农田水利建设等物质的作用。其实，土改后的农业同样是家庭经营，但为什么没有这么一个大发展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土改时中国农业的技术装备条件太差，而八十年代初，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农业的技术装备条件大为改观，彻底改变了土改时“几个农户一条驴腿”的落后状况。从1957年到1979年，中国农业机械的总动力从165万马力增加到18191万马力，大中型拖拉机从不到1．5万台增加66．7万台，手扶拖拉机从无到有发展167万台；与此相应，机耕土地面积也从264万公顷快速扩大到4222万公顷，机耕面积与总耕地面积的比例从24‰增加到42‰。就农田水利建设而言，它的发展也主要得益于农业机械化运动，因为毛泽东所论的农业机械化本身就包括农田水利建设的机械化。从1957年到1979年，我国的排灌动力机械总马力数从55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灌溉面积也由解放初的2亿亩，增加到7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5%，可灌溉土地的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由于有了大功率、大口径的水泵和大大小小的水库，过去三年两缺口的黄河，自建国后从未溃决，江淮地区的水患也极大减轻，由‘一年一遇’变为‘五十年一遇’。

其次，毛泽东倡导的农业机械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用机械工业、农用化学工业、农用电力事业的发展。旧中国没有农机工业，只能用手工生产锄头、镰刀之类的简单农具。除59年建成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之外，我国大部分农机工业是在农业机械化运动中筹建并形成生产能力的。从1959年到1980年，国家对农机工业的投资累计达80．8亿元。到70年代末，全国县以上农机制造厂有1900多个，县农机修造厂2400多个，共有职工145万人。全国共形成了上海、北京、天津、洛阳、太原、德阳、沈阳、富拉尔基八大农业机械生产基地，能够制造多种型号的拖拉机和农具，其中100多个品种的农机产品销往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农用化学工业也是借助农业机械化运动才得以较快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相当重视农用化学工业并与农业机械化视为一体，他说：“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步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自建国到1974年，我国用于化学工业的投资达90亿元，占化学工业投资总额的4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改变我国化肥生产的落后状况，1972年11月至1974年5月，我国利用打破西方外交封锁的良机，先后与日本、西欧和美国签订总值5亿美元的进口13套大型尿素生产设备的合同。这些工厂在1980年以前全部建成投产，使我国化肥供应量增加了一倍。与农机工业同时发展的，还有我国农村电力事业。截止1979年，我国农村共建成小型水电站83000多座，农村用电量亦由1957年的1．4亿度，增加到282亿度。

从“四化”建设的初步成就看，毛泽东晚年（1956－1976年）的经济大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有人偏偏要说毛泽东晚年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说这话的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了解情况的人（多半是群众人云亦云），另一种是动机不纯的人（多半是重要人物）。因为他们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上面四个人的文章（乔宗寿、魏巍、董玉振和王磊）就是对这种谬论最有力的批驳。

下面再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看，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停止不前呢？众所周知，这个《决议》不是为毛泽东歌功颂德和树碑立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清算毛泽东的。但就从这个《决议》来看，也不能说毛泽东晚年的经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到了崩溃的边沿。

这就像栽桃子树，刚栽下去的桃树是不会长出桃子来的，是没有桃子可摘的，还要精心培养几年才会有桃子可摘。毛泽东种下的“桃树”正在或刚要结桃子的时候，他就驾鹤归西了，“桃子”就留给后人摘来吃了。

这些摘“桃子”吃的人也太没有良心了，他们把毛泽东栽的“桃树”结的“桃子”摘来吃了，不对栽“桃树”的人说声谢谢，还对栽“桃树”的人说三道四，甚至还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毛泽东晚年领导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这是留给后人享受的经济，而不是昙花一现的泡沫经济，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明日愁来明日忧的经济。对毛泽东在经济上取得成就，要历史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决不能像“吃包子的故事”那样把它否定了。

所谓“吃包子的故事”，就是说的一个顾客先吃了十个肉包&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