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不能否定 应更认真学习

　　

　　李敦白口述：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幸运

　　武吉庆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你的立场、你的观点严重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如果从一个比较狭隘的立场出发，对事物的判断就容易出现偏差；如果抱着大公无私的立场，对形势的判断就能够比较准确。”

 

　　

　　晚近以来，口述史撰述的理论与实践受到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然而，林林总总的口述类文本中，确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兼具学术与社会价值者并非易得。正是在该类文本略嫌单调的总体态势下，《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令人耳目一新。

　　深度参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

　　虽然关乎口述史撰述的规范或标准言人人殊，但笔者认为，一部能够助益学术、引人沉思的口述史作，需要具备某些共性元素，际会某种特殊机缘。

　　李敦白的人生经历可谓跌宕起伏，波诡云谲。他早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以军人身份来华服务，日本投降后与昆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设法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身份留在中国。1946年秋，几经辗转进入延安，并在此后长达35年的时间里，全身心地投入到沧桑巨变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其间他曾两度入狱，狱中生活达16年之久。“文革”初期，他十分吊诡地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洋人造反派，一度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广播事业局的三人领导小组召集人。改革开放后，他在失落和怅然中返回美国定居，热心为中美经济文化交流牵线搭桥，于花甲之年重新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惟其如此，该书封底才留下这样的点睛之笔：“一个深度参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美国人，以独特的视角、罕有的诚实与宽广的胸怀，讲述他一生执着追求理想、跌宕起伏乃至惊心动魄的命运历程，并直白表达他深入的思考和见解。”

　　作为现代中国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李敦白对往事的回溯理性客观。他在书中坦言：“你的立场、你的观点严重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如果从一个比较狭隘的立场出发，对事物的判断就容易出现偏差;如果抱着大公无私的立场，对形势的判断就能够比较准确。”

　　注释与文献一并呈现

　　美国学者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史撰述的质量高低或成功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人际关系，需要双方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而且他们均有记录和保存过往记忆的强烈愿望。该书访谈人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善于激发口述者的谈话兴趣。口述方法搜集的史料，需要与文献史料进行互证、核实和辨伪。访谈者和口述对象应该有深层次的精神交流，既要有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坦诚，也要有你来我往的批评订正和互相质疑。而要达到如此境界，访谈者和撰写者必须善于沟通和训练有素。对此，访谈者本人有着清醒认识：“李先生所叙述的历史，有些涉及重大问题，而且缺少旁证。在此情况下，作为历史学著作的‘口述历史’，要求口述者尽可能详细地回忆现场情节和周边情况，确保记忆准确，访问人则需要查考档案文献，研究背景材料，使口述内容与历史背景有机融合。”职此之故，她在口述者耐心配合下反复提问核实，追踪细枝末节。

　　对李敦白追述的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中共中央委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翻译《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带给东欧各国及法国、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以及“宣化店告密”、“斯特朗间谍案”等，撰写者均与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比对和考订。得到李敦白认同或补充的背景性资料，被不着痕迹地融入口述中，而那些未能得到文献确证，但李敦白坚持己见的，则以注释方式进一步引证相关资料，并将撰述者的意见一并呈现。该书注释显示，访问人介绍了周恩来一首未刊小诗的写作背景，借以印证周恩来和陈毅之间亦师亦友的融洽关系。

　　“小心自己给自己编故事”

　　该书价值体现在诸多方面，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三端。首先，有益于澄清一些不为人知或知之浅少的历史事实。比如，阳早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后来宏大范式的解读是：表达了当事人参加“文革”的强烈愿望和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但同为外国专家的李敦白所了解的事实却是：他们对把外国专家与政治隔离的做法不满，认为这种隔离会将外国人“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至于李敦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主观认识和理性思考所述及的数十位重要历史人物，更为世人多维度观察当时的社会政治，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

　　其次，该书跳出传统的精神病理分析窠臼，明确将信念、意志等因素纳入心理调适和治疗体系中。书中所述“智慧疗法”，对于长期身处逆境乃至绝望无助之人心理疾患的自我预防和调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李敦白亲身体验到，“引起情绪波动往往是自己给自己编的故事，而不是事实。这样，我就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小心自己给自己编故事。”

　　最后，全书以真实可信的个案，促使人们思考一个终极问题：理想信念与生命质量究竟应该如何安置?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李敦白对社会改造和人生价值的探索均是真诚的。他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造化弄人，致使他两度蒙受不白奇冤而身陷囹圄，他所持守的理想信念，也曾使其遭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身心巨创，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在经历跌宕起伏后的垂暮之年，他既没有因为无端的冤屈和伤痛而心生怨怼，更未因为自己曾经的选择而心生悔意。他矢志不渝地认为，“选择中国，选择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幸运。”

　　在回顾了坎坷人生并反思了不堪回首的盲从之后，李敦白认为，每个人均有与生俱来明辨是非的能力，然而，个人的偏见和私欲往往蒙蔽了人们的朴素认知能力，以致盲目跟随外在的那个“更大的声音”，陷入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在他看来，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人们在更多情况下应该相信常识，倾听良知和理性的声音。这也是他在经历无数挫折、坎坷和千转百回后，贡献给世人至为宝贵的血泪箴言。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敦白对建国后官僚制度失望:坐专车吃特供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

　　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却卷入了狂飙突进的“文革”风潮，甚至一度成为单位造反派领袖。这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如何经历群众运动的狂喜和幻灭，又如何反思?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未来二十年或许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最关键的时期。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一百多年中，全国规模的“民主尝试”有两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另一次是“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这两次尝试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失败得很惨。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实际上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上层政客、军人的游戏，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只带来了军阀混战;“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确实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其失败除了高层的因素外，群众本身在民主理念、行为习惯和综合素质上的不足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常常惊异于为何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文革”中兴起的各群众组织也不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选择以惨烈的武斗解决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劝阻下，武斗也始终难以平息，最后靠高层派军宣队、工宣队强行进驻缴械才解决问题。

　　李敦白是一个美国人，从小就建立起基本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时他又非常深入地参加了“文革”，甚至成为单位造反派的领袖，在“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中很有影响。所以，他对“文革”中群众民主尝试的观察相当深刻犀利，对于关心民主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这是相当珍贵的历史记录。

　　李敦白出身富裕家庭，是一个单纯、富于同情心的美国左翼青年，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他在二战期间参军，因学过中文被派到中国战区，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兴趣。退伍后，李在宋庆龄、周恩来的帮助下到了延安，决心投身中国革命，并且由李先念、王震做介绍人，经中央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担任中共对外宣传广播的英文翻译工作。但是，在革命接近胜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制的斯特朗间谍案牵连，李敦白遭到6年多的单独监禁，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后才平反释放。这样惨痛的冤屈并没有摧毁李敦白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他没有选择回美国，而是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李敦白也因此获得了中共的信任，受到很高礼遇，担任广播事业局高级外国专家，负责对外英文广播稿的把关，月工资高达600元，是普通中国职工的10～15倍，超过了国家主席毛泽东。这使他过上了优裕的生活，有大笔的余钱购买许多昂贵的明式红木家具。毛泽东曾两次当面向他道歉，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生活也未受影响，还被吸收进《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工作组。

　　接下来，他见证了“文革”初期的群众民主，并热情深入地参与其中，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留下了富于启发性的观察和思考。(下文引用的材料均出自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对优裕生活的自责，对官僚等级制度的失望

　　李敦白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相对于普通的中国人，非常优越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感觉自在，他拥有的级别反而让他觉得违背了共产主义理想。有一天在报纸上读到焦裕禄的故事，他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

　　他写道：“这位名叫焦裕禄的书记，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完美榜样，也符合党一贯的要求。他不只坐在办公室里，而是每天走在泥泞的乡村小路，听取农民的倾诉，询问他们的状况……读完报道时，我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表现，这才是为人民服务。” “我不禁悲从中来。突然间，自己过去几年的生活露出自私和腐败的面目。我低头看看自己的便便大腹，这就是过去几年养尊处优的结果。”

　　“我们这群人有特别的住房，特别的伙食，还有专车……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实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我感到深深的后悔和自责。”

　　“难道就这样下去吗?从大学时代到现在，26年过去了，我一直自认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一个愿为人民服务的人。难道我愿意晚节不保，让自己蜕变为资产阶级特权分子?我没能信守自己为革命奋斗的理想。我一向鄙视伪君子和骗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第二天，我就搬出了独立的办公室。”

　　但是，官僚等级体制已经形成，李敦白想凭借个人理想摆脱制度的行为遇到了重重阻力。他写道：“我的部分转变也令某些人不高兴。例如当我向上级要求工资降低一半时，就遭到坚决反对，最后我只得说，我会在银行开个账户，把一半工资存到这个用假名开立的账户中。我也避免坐专车，改骑自行车往返友谊饭店。于是一个安全部的领导特地来劝说我不要这样做。”“当我决定恢复定期体力劳动，去单位对面的地铁工地挖土时，党组织也发话了。‘让我们的外国专家到工地劳动，对我们而言是个安全问题。'……”

　　“我的下一步行动更厉害。我把家里漂亮的古董家具捐了出去……对我而言，将这些古董留在自己身边欣赏，跟那些花钱雕刻它们并留在家里欣赏的富贵人家一样腐败。”

　　李敦白: 毛泽东思想不能否定 应更认真学习

　　□ 环球人物杂志驻美国特派记者 吴成良

　　

　　1964年，毛泽东与李敦白(左一)、爱泼斯坦(左二)、斯特朗(右一)交谈。

　　李敦白的名字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在上了年纪的人眼里，这位美国人可是大名鼎鼎。他曾在中国生活、工作35年，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交往甚密，被称为“跻身中共高层核心圈的美国大兵”。

　　前不久，92岁高龄的李敦白和夫人王玉琳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出席一次论坛，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对半个多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他依然记得每一个细节。更为可贵的是，李敦白并不是一个生活在回忆中的人，对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也有着独到的看法。

　　揣着路条，能吃面条

　　1945年9月，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尽，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昆明，担任美军军法处的中文专员。这份工作使他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众，渐渐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对传说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共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李敦白本该复员回国。可此时他由于与中共地下党员频繁接触，“完全被中国迷住了”。他决定留下来，并想方设法到美军的上海陆军总部工作，还与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后来，在宋庆龄的介绍下，他转到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随后又前往张家口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1946年9月，他启程去了延安。

　　“我是在傅作义部队袭击张家口前几天动身的。”李敦白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临走前，他去向晋察冀解放区司令员聂荣臻告别，聂荣臻给他写了张条子，大意说，这是李敦白同志，我们的美国朋友，希望沿途军民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聂荣臻签了字，还盖上了大红戳。我靠这个条子得到很多帮助。每到一个村子，当地的干部看到条子，就很热情的给我煮面条吃，找地方住。”

　　一路上，李敦白偶尔骑马，但大部分的路途都步行完成。他从张家口出发，途径4个省，突破封锁线，渡过黄河，走了45天，在10月到了延安。“虽然长途跋涉，但我很兴奋，一点不觉得苦。”

　　李敦白到达延安时，刚好赶上一个星期六。他在拜会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后，碰到了当时的中央青年团书记冯文彬。冯文彬告诉他，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可以带他去。就在那天的舞会上，李敦白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当时，舞会上还有朱德、刘少奇和江青。

　　“我们推门进来时，毛主席正在跳舞。他看到我，就停了下来。”李敦白回忆说。在简单地介绍后，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一个美国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工作”。随后，毛泽东和他找了靠墙的椅子坐下，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你同意，我安排个时间，你到我那待一两天，和我谈谈美国。”李敦白说自己也不是什么专家，不知道主席想不想听，毛泽东爽快地说：“你就跟我谈美国，一切我都愿意听。”

　　后来，李敦白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俩人谈起话来。李敦白注意到，毛泽东是个非常虚心，而且有礼貌的人。“听我说话时，他总是聚精会神。后来年长一些的朱总司令来了，他起身非常客气地打着招呼——总司令来了，请坐。”

　　在延安，李敦白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他认为，自己在为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巨变留下记录，就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同时，经李先念、王震介绍，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直接批准，他加入了中共，成为了当时中共唯一的外籍党员。

　　解放前，李敦白经常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他眼中，是个能虚心听取意见的人。有一次，毛泽东和李敦白对美国工人阶级革命产生了不同看法。“毛泽东和斯大林当时有相同的分析，认为二战之后，美国会再次发生经济危机，美国工人会趁此起来闹革命。”李敦白说，“我跟他说我有不同看法。经济危机对于美国工人阶级不是好事，而是灾难。在危机中，工人阶级的组织会瓦解，因为他们没有坚强的领导。我们两人意见不同，但那也没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革命者，我太差了”

　　遗憾的是，留在中国的李敦白没能躲开时代的旋涡，曾两次被投入监狱，先后被监禁16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李敦白却被关进了监狱，而且一关就是6年多。当时，苏联认为，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派作家斯特朗是“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下了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受她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逮捕了斯特朗，并通知中共把李敦白抓起来。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会受到怀疑呢?”这是李敦白当时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尤其是作为一个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我肯定太差了。要不然，别人为什么会怀疑我。”他当时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提高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思想科学化、革命化和纯洁化的人。“我对自己说，接受审查是我的任务。别人有上战场的任务，有工作的任务，我有接受审查的任务。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这样看自己。我利用在监狱的机会努力学习，提高认识。我相信，如果我能从监狱出来，有更高的认识，那就更好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大量的错案也得到了平反，“斯特朗国际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李敦白结束了监狱生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郑重向他道了歉。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包括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对李敦白说：“你被牵扯到她(斯特朗)的案子，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个好同志。”出狱后，李敦白选择了到缺少外国专家的广播事业局工作，主要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敦白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投入了中国的政治纷争。最终，于1968年再次入狱。第二次入狱时，李敦白唯一获准带进监狱的只有一本《毛泽东语录》。“我下了决心，越是关在监狱，信仰就要越强。我经常默念夏明翰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的注意力都在这一点上，如果我太关注个人，可能活不到从监狱出来的那天。”

　　毛泽东思想是笔巨大财富

　　在狱中，李敦白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主席做了别人做不到的好事。他解放了中国，建设了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进行了宏大的社会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知识分子也变得更有地位。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中国人的腰杆直了起来。”在李敦白看来，毛泽东的有些政策操之过急，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思想不仅不能否定，反而应该更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于中国来说是笔巨大的财富。而且，这笔财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说到这里，李敦白反问记者，解放战争为什么能取得胜利?“我在昆明的时候，和国民党第五军住得很近。他们的军人吃得白白壮壮的，而且训练很系统，按道理说，这样的部队会打仗。”李敦白说。随后，他比较起了解放军。1946年11月，他看到王震率三五九旅从陕南回延安时，很多战士就像小孩子，因为农民分到土地，就让儿子参军了。一个班10个人左右，大概就4个人有布鞋，其余的都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一个班里，也只有四五个人拿着步枪，其他人都是红缨枪和大棍子。和国民党部队相比，共产党军队能打胜仗，关键在于思想路线对头，“共产党有一套科学思想，集中起来说，就是实事求是。”

　　李敦白跟记者举了一个例子：1947年前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40条指示，他受命把这些翻译成英文。其中，第四十条指示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李敦白看不懂毛泽东的毛笔草书，就请人来解释。对方告诉他，这一条说，如果县区村里的同志想破坏这40条指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工作中，一字不改地照搬执行，这肯定要失败。毛泽东的言外之意是，在执行指示时，一定要研究当地的情况，具体执行。

　　1977年11月，李敦白被释放出狱。他没有再回到广播事业局，而是先后在新华社、社科院担任顾问。1980年3月，李敦白偕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在美国，李敦白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了6年的毛泽东哲学。最近几年，他又在华盛顿州的太平洋路德大学教书。“学生读《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的节选，他们的兴趣大极了。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应该学，中国人如果自己不学，就太没道理了。”李敦白对记者说。

　　中国梦是“咱们的梦”

　　谈到当前中美关系，李敦白认为，中美将最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不会一帆风顺。李敦白说：“实际上，现在中美的关系也不坏，只是相互有些猜疑。不过，每一届美国总统总是会使两国关系前进一些。有些总统，在竞选时大骂中国，上台以后就得面对现实。”

　　对于美国是否会遏制中国，李敦白说，美国知道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是定局，是改变不了的趋势。美国的官方立场是欢迎中国发展，但他们希望中国的发展不要对美国形成太大的竞争，尤其是军事威胁，“两国之间不信任的关键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美国担心中国强大之后会进行对外扩张。当然，我个人看这种担心纯属多余。”

　　李敦白对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也很关注。“‘中国梦’的提出很重要，是对中国年轻一代提出的一种理念，一种理想和奋斗目标。”李敦白说。在他眼里，和美国梦相比，中国梦更有自己的特点。“美国梦基本上是‘我的梦’，中国梦则是‘咱们的梦’;美国基本上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中国是以我们、我国为中心的;美国梦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好房子、好工作、好家庭，和国家怎么样没太大关系，中国梦说的是国家发展进步了，每个人也会发展、进步。”

　　对于中共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很赞赏：“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民主。民主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更不在于是不是多党制，而在于能不能真正反映老百姓的要求，民主的主要精神就是老百姓能自由表达自己的需要。”他很认可毛泽东以前讲的“中央就是个加工厂”，这能把老百姓的要求集中起来，然后再作为政策回到群众中去。“这个精神，其实就是民主。”与此同时，李敦白认为美国的民主问题还很多。“美国人不缺乏个人自由，但在大的方面，美国民主可怜得很。美国打了那么多仗，每次都有很多人反对，不还是照样打?”

　　对于不少学者希望中国能采取和美国相同的经济政策，李敦白嗤之以鼻。“还好中国没学美国在财政、金融上的政策。美国经济还是老牛拉破车。现在5000多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贫困率18%。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