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  迅

    编者按：我们重新刊发鲁迅先生《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先生在这篇《意见》中的几个观点，实在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咀嚼：（1）“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2）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3）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4）但同时，还要发扬“韧”的精神。（5）战线应该扩大，但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③，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④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 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⑤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⑥，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⑦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⑧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它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⑨，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⑩，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⑾，原是 “进学”（12）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⒀，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②左翼作家联盟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革命文学创作，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进步作家，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粉碎这种“围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曾进行过原则性的批评。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个讲话，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左联”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残压迫，也由于领导工作中宗派主义的影响，始终是一个比较狭小的团体。一九三五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③墨索里尼（B．Mussolini，1833～1945）意大利的独裁者和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之一。  

　　④邓南遮（G．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唯美乐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的胜利》等。晚年成为民族主义者，深受墨索里尼的宠爱，获得“亲王”称号；墨索里尼还曾悬赏征求他的传记（见一九三○年三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国内外文坛消息》）。 

　　⑤叶遂宁，又译叶赛宁（1895～1925），苏联俄罗斯诗人。这里所引的诗句，分别见于他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天上的鼓手》和《约旦河上的鸽子》。  

　　⑥毕力涅克（1894—1941）又译皮涅克，苏联革命初期的所谓“同路人”作家之一。一九二九年，他在国外白俄报刊上发表长篇小说《红木》，诋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爱伦堡，苏联作家（1891—1967），1930年左右，他在周游西班牙、德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1941年回到苏联，发表攻击西方的《巴黎的陷落》，因此而获斯大林奖金。卫国战争中任《红星报》战地记者，发表不少反法西斯的政论，还著有长篇小说《暴风雨》、《九级浪》等。1954年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和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等最早攻击斯大林时代的作品。  

　　⑦南社是一个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1909成立于苏州，其发起人是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南社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影响，取“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辛亥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  

　　⑧海涅（H．Heine　1794—1856）德国诗人，著有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

    ⑨几种杂志指当时出版的《萌芽月刊》、《拓荒者》、《大众文艺》、《文艺研究》等。  

　　⑩几个文学团体指莽原社、未名社、朝花社等。  

　　⑾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下文所说的“起承转合”，指做八股文的一种公式，即所谓“起要平起，承要春（从）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  

　　⑿“进学”按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县学，叫“进学”，也就成为“秀才”。  

　　⒀关于卢那察尔斯基主张保存俄国农民美术的观点，见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中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

（责编 玉表）